
“我必須盡可能快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1938年的畢業求職季,哈爾莫斯郵寄出去120封求職信,每天檢查信箱好幾次,常常不見回信。僅收到過的少量回信里,寫著“遺憾”,最終以“0”錄用收尾。
數學博士畢業后沒有工作的一年,哈爾莫斯是怎么過渡的?
《我想當數學家》
作者 | [美]保羅·哈爾莫斯
譯者 | 張十銘
01
最后一年學生時代
在學生時代的最后一年里,我并沒有把每一分鐘都花在學位論文上,但那些額外的事情所花時間的集合的測度幾乎為零。
1937 年 9 月,學年開始的時候,在賓夕法尼亞州學院,我第一次參加了美國數學學會(AMS或干脆稱為“學會”)舉辦的會議。我一個人都不認識,一切都很陌生,我沒有學到什么,我感到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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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經常玩斯諾克(障礙臺球),多次閱讀巴拿赫的書,以此放松自己。后者是一種癮。日記里記了很多條,比如:“學習巴拿赫一整天……我是巴拿赫迷……巴拿赫不太容易懂……在沃恩的幫助下,早晨攻下巴拿赫。”
哦,是的,赫比·沃恩(Herbie Vaughan)。他是一位年輕而又雄心勃勃的講師,當時剛從密歇根大學來到這里,是位拓撲學家。
我們談了很多,包括數學和其他內容,12年后,我們合作寫了一篇兩頁的小論文《婚配問題》(“The Marriage Problem”) 。這篇論文使我們在組合學界聲名鵲起。這可能是署我名字的論文中最常被引用的一篇。
“婚配問題”假定,一群可能無限多的小伙兒,他們當中的每一位跟有限多位姑娘相識,問在什么條件下每位小伙兒都能與他認識的一位姑娘結婚。赫比給出了一個有限情況下的歸納法證明,比之前的任何證明都更清晰,而我通過吉洪諾夫(Tihonov)定理給出了一個無限情況下的拓撲學證明。赫比接著得出了一個巧妙的廣義推論,他稱之為“修道士的著名問題”。他編造了一段引文,這是巴爾扎克的《都蘭趣話》(Droll Stories)中原本不存在的故事,他將之命名為“Des Moines et Novices”,并將其作為論文的歷史背景。這處引文給許多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仍然不時地收到讀者來信,請求我指出引文在哪兒。
在我1937—1938年的閱讀清單上,有尼科迪姆(Nikodym)對后來被稱為拉東(Radon)-尼科迪姆定理做的持續研究的幾篇論文,茹利亞(Julia)的《量子理論》(Théorie Quantique),以及每一期的《數學文摘》——新一期出版時,我們幾個人都迫不及待地搶著看,渴望得到最新的消息。
02
這輩子再也不用參加考試了!
另一項重要、耗時卻與論文無關的活動是打求職信。
當時還沒有靜電復印,食不果腹的研究生也得不到秘書服務。我打了120封求職信,然后郵寄出去,每天都要檢查信箱好幾次,常常不見回信。
收到過幾封回復,比我上次講這個事時記得的兩封還多,但也多不了多少,我的日記說是有五封(如果一條不明確的日記指的是回信,那么就是六封)。日記中多次提到哈佛大學:
3月8日,“等待哈佛的郵件”;
4月1日,“沒有消息就是來自哈佛的好消息”;
最后,4月7日,“沃爾什(Walsh)教授表示遺憾”。
4月下旬,“來自密歇根大學的意向”;
三天后,“密歇根大學?”;
5月6日,“等待郵件”;
5月 11 日,“沒有工作,等待郵件”;
5月20日,“(密歇根大學的)希爾德布蘭特(Hildebrandt)教授表示遺憾”。
哥倫比亞大學、堪薩斯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也都表示遺憾。收到的錄用通知總數:0。
為了找工作,我當然得參加在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舉行的美國數學學會春季會議,而且作為最近加入該學會的一員,我行使了特權,就我的論文做了10分鐘的演講。
美聯社按慣例派了幾位記者去,看看這些數學家都在做什么,但是重要演講的標題使記者們大為灰心,他們不知道這些詞的意思。也就是說,直到他們讀到我標題的后半部分——關于賭博系統——他們才開始感興趣。
J. R. 克蘭(J. R. Kline)是學會的秘書,他問我是否介意接受采訪。我的答復是,是的,我當然會介意,但為什么不呢,這會很有趣,而且,的確,它可能有助于解決工作問題。我和記者們進行了愉快的交談。
他們在其報道中發了一則短訊。美國的大多數報紙很容易忽略這條新聞,但對《伊利諾伊大學日報》來說,這是國內的熱門新聞。它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不僅是因為有“本校生能出人頭地”的一面,還有另一個原因。原來,在尚佩恩,正在進行一場幾乎是定期的反惡習斗爭,市議會議員們反對花天酒地、縱情聲色,順便說一句,也反對賭博。對我的采訪恰逢其時,我的名字在一篇文章的大標題上醒目地印著:“P. R. 哈爾莫斯說:你不可能贏。”
最后的博士學位考試只是走個過場,和所有人一樣,我輕松地通過了。我當時既高興又驕傲,而且我現在仍然為自己是杜布的學生而感到高興和自豪。
順便說一下,我是他的第一個學生。他在兩到三年的時間里先后招了四位博士生,然后是一段空白期,幾年之后他又開始帶博士。招進的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博士生是安布羅斯、基比和布萊克韋爾。
考試一結束,我就松了一口氣,心想:“再也不考了!我這輩子再也不用參加考試了!”
直到現在,我一想起這件事,仍然時不時會在早上醒來時感覺很好。我沒有參加畢業典禮,我不贊成這樣的活動。我讓人把博士學位證書寄了過來,然后將其歸檔。我現在還保存著它,但沒有裝進鏡框掛在墻上——它只是被歸檔,壓在舊成績單下面。
我拿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全美國有68人獲得了數學博士學位,名單載于《美國數學學會通報》1939年卷。68人中有12人來自伊利諾伊大學,其中一位是內佐格。我想,除了他,我是12人中最優秀的。
我想起了所有那些我不斷申請卻沒有得到的獎學金、助理金和工作,而其他人都得到了。我還是有點惱火。
03
我被允許教微積分了!
接下來的一年,大概從1938年7月到1939年7月,是一段過渡期。生活在繼續,事情在發生,但當時的感覺似乎是——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是,我必須盡可能快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8 月初,我的病足做了一次小手術。(“小”是外科醫生的用詞。接下來的兩個月里,我先是感到疼痛,然后是不安,之后是煩惱,一直在擔憂。對我來說,需要一個更深刻的形容詞來形容這次手術。)在康復階段,醫生建議我使用手杖,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一直在用手杖。我至今還保存著我的第一根 手杖,它被磨損得很光滑,漆皮早就掉了,但還像新的一樣好用。
8 月下旬,我得到了最后兩條工作消息:杜克大學拒絕,伊利諾伊大學接受。多年后,杜布告訴我,杜克大學的系主任J. J. 格根(J. J. Gergen)告訴了他我為什么沒有被錄用。“我不想要任何難民。”他說。
伊利諾伊大學為什么會接受我,到現在我也沒弄清楚,或許部分是出于憐憫,作為一種安慰獎?我不是對這份“禮物”吹毛求疵,但奇怪的是,我的日記只是記錄了事實,并沒顯出喜悅之情。年薪是1800美元,職責是每周15小時的教學。這些條款都是標準的。而且,光榮!我自己做到了,我是個成年人了,我被允許教微積分了。
班級各有個性:有些積極配合,有些顯得暴躁,有些是友好的,有些是遲鈍的。在1938年秋季學期,我教兩個班的三角學。兩個班的課程是兩小時接連著上的:一個班是在周二和周四的上午9點,另一個班是在10分鐘吸煙休息后的10點。我喜歡9點上課的那個班,討厭10點的那個班。
他們之間產生差異可能是我的錯,至少部分是我的錯。9點鐘的時候,我心曠神怡,很想知道我做的講解會如何被人接受。我講個笑話,他們就笑了。師生互相吸引。到了10點鐘,我有些厭倦,但講得更貼切、更流暢、更迅速了。我講同樣的笑話,學生們卻盯著我看。我們不喜歡彼此。
每周15小時,在今天看來是沉重的教學負擔,但我們那時都學會了適應。在我一連串教三個班的日子里,我會抱怨——工作就是工作!——但我還有時 間做研究。我的時間不充裕,但還是有一些時間。并且,我沒有任何委員會職務或行政職務。無論如何,這15小時教學后留給我的研究時間比后來的還 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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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當數學家》
作者 | [美]保羅·哈爾莫斯
譯者 | 張十銘
本書寫給所有懷有數學夢想的人。
被譽為“20世紀數學社會史”的傳記:難得一見的數學家故事,無須數學知識,也能從中獲得閱讀的樂趣
關于人生、學習、研究和教育的思考:這本傳記影響了一代數學家,擁有超越時代的閱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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