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四渡》為何要拍遵義會議？ 教員的“天崩開局”難以想象

最近，電影《四渡》發布了一款場景版海報，海報的內容是遵義會議。有些朋友對此表示好奇：這電影拍的不是“四渡赤水”嗎？遵義會議跟四渡赤水有何關系？我看網上很多解讀四渡赤水的大V很少提及遵義會議，在此不妨先下一個結論：如果當時我黨沒有召開遵義會議，就不可能有讓人嘆為觀止的四渡赤水。

很多朋友都多少從網上的爆款短視頻中了解過四渡赤水，知道教員用兵如神，但卻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在四渡赤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教員是根本沒有兵權，沒有指揮紅軍作戰的資格。

那么教員經歷了什么？教員的人生低谷是什么樣子？親手創立了這支工農紅軍的教員，他的兵權是怎么失去的呢？

想當年，教員組織秋收起義，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上井岡山打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接著在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被選為主席——從此“主席”這個名稱便伴隨他一生。
而當時的校長其實是相當有“遠見”的，他寧可不打日本人也要堅持“剿共”，說明在校長的心目中，教員才是他真正恐懼的“大敵”，但是校長連續三次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圍剿”，都被用兵如神的教員和朱老總給打退了。

然而就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遵從當時中央上級領導（共產國際）的“莫斯科派”回來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開始領導中央蘇區，他們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不認同當時教員和朱老總的打法，并且將據理力爭的教員排斥于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那時被迫遠離中央的教員，看清了人情冷暖：“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34年，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湘江一戰，紅軍傷亡慘重，由八萬六千人銳減到三萬余人。教員知道，再這樣任由他們錯誤指揮，紅軍很可能會全軍覆沒。

于是，久病初愈的教員打起精神，開始了他的“神之操作”。

第一步，是“眼力”。教員敏銳地觀察到，當時中央的“莫斯科派”并不是鐵板一塊。除了博古、李德，還有很多留蘇歸來的同志可以爭取。教員的目光，投向了同樣被排擠的王稼祥和張聞天，而當教員的目光穿過他們，還看到了在一線帶兵的指戰員們，比如性烈如火的彭德懷，就曾經痛心疾首地斥責過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疼”！

教員意識到，這些人是可以團結的。

教員出手的第二步，是“說服力”。長征開始之后，教員有意地走近王稼祥和張聞天，經常一起分析問題、討論軍事問題；沒過多久，這二人就對教員心服口服，并且逐漸意識到教員才有可能真正挽救這支紅軍。

博古當時對此并沒有理會，反而是“洋指導”李德本能地察覺到不對。他看到教員要么天天跟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高談闊論，要么在各個軍團找人促膝談心……他于是抱怨教員“眼里沒有行軍紀律”，但他并不知道，教員正在默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經過教員深入進行的思想工作，各個軍團的一線指戰員，逐漸也意識到教員的軍事思想才是切實可行的、符合實戰的。多年之后，教員說過一句話，可以作為他這段工作的總結：“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教員出手的第三步，是拼“魄力”。當紅軍渡過湘江之后，面對這支疲憊之師將往何處去之時，中革軍委召開在湖南通道縣召開會議。“洋指揮”李德在情報顯示即將面臨的重重阻礙面前，依然堅持按原定計劃北上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重新被邀請參會的教員則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建議紅軍去敵人空虛的地方——西進貴州。雖然李德仍舊固執己見，但教員的這一建議獲得了與會者的多數支持，于是紅軍改變既定路線西進貴州。

教員此刻意識到，經過了血戰湘江，博古李德已經失去威信，多數同志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站到了自己這一邊。但當時教員還拿不準的是，周恩來。而周恩來是當時軍事指揮“三人團”之一（另外兩位正是博古和李德）。

很快，教員就知道了周恩來的態度。幾天之后的黎平會議，周恩來拿會議紀要給李德看，李德再次固執己見，違背中央會議決議，依然要紅軍按照他既定的路線走。面對一根筋的李德，周恩來氣憤地拍了桌子上，馬燈被震得跳起來，摔得粉碎——你沒看錯，一向溫和的周恩來，在紅軍生死關頭的關鍵問題上，真正動怒了！

教員馬上明白，周恩來也已經站在自己這邊，確切地說，是站在正確的一邊、站在實事求是的一邊。于是他主動找到周恩來，只說了四個字：“不要理他！”（指李德）

此刻，距離教員重新掌握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只欠一粒火星、一聲沖鋒號、一股萬事俱備時的東風。

而這股風很快就來了。當紅軍長征至貴州黃平境內，在一片茂密的橘樹林里,病中的張聞天和負傷的王稼祥，二人頭靠頭躺在擔架上休息。王稼祥問道，“紅軍最后的目標，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他們一致認為，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教員出來，教員打仗比我們有辦法。當天晚上，這個消息在紅軍幾位主要將領中不脛而走，大家都贊成得盡快開一個會，總結之前的軍事路線問題，并爭取調整紅軍的軍事指揮機構，最關鍵的是：讓教員出來指揮。

而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召開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兩天之后，四渡赤水戰役正式打響，重新回到軍事指揮中心的教員，以三萬紅軍，面對敵人密不透風的四十萬大軍組成的鐵桶陣，用兵如神，名垂軍史！

遵義會議后來被視為“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因此，在電影中要真正拍好“四渡赤水”，必須先拍好這場關鍵的遵義會議。既然要展現出教員用兵之“神”，那么更加要表現出當時教員處境之“難”。

看到這里可能有人會問，既然遵義會議對于四渡赤水這么重要，那么為何1983年的老電影《四渡赤水》對此沒有進行具體展現呢？

那是因為1983年還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客觀因素導致當時的創作者未能完全地解放思想、能夠實事求是的去進行創作，比如當時參與了遵義會議的林總該不該體現，如何體現？在當時都會面臨很大的爭議和阻礙。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我黨一貫實事求是的作風，影視作品中才逐漸松綁，才能夠更加真實客觀地描繪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而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本身就具有動人心魄的魅力，期待電影《四渡》可以彌補之前的遺憾，可以更加客觀全景地展現當時教員和這支人民軍隊面臨真正“天崩開局”的不易，從而更加能夠讓我們深切體會到歌里傳唱的那句“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