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影《四渡》發布了一款場景版海報,海報的內容是遵義會議。有些朋友對此表示好奇:這電影拍的不是“四渡赤水”嗎?遵義會議跟四渡赤水有何關系?我看網上很多解讀四渡赤水的大V很少提及遵義會議,在此不妨先下一個結論:如果當時我黨沒有召開遵義會議,就不可能有讓人嘆為觀止的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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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都多少從網上的爆款短視頻中了解過四渡赤水,知道教員用兵如神,但卻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在四渡赤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教員是根本沒有兵權,沒有指揮紅軍作戰的資格。
那么教員經歷了什么?教員的人生低谷是什么樣子?親手創立了這支工農紅軍的教員,他的兵權是怎么失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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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教員組織秋收起義,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上井岡山打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接著在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被選為主席——從此“主席”這個名稱便伴隨他一生。
而當時的校長其實是相當有“遠見”的,他寧可不打日本人也要堅持“剿共”,說明在校長的心目中,教員才是他真正恐懼的“大敵”,但是校長連續三次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圍剿”,都被用兵如神的教員和朱老總給打退了。
然而就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遵從當時中央上級領導(共產國際)的“莫斯科派”回來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開始領導中央蘇區,他們教條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不認同當時教員和朱老總的打法,并且將據理力爭的教員排斥于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那時被迫遠離中央的教員,看清了人情冷暖:“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1934年,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湘江一戰,紅軍傷亡慘重,由八萬六千人銳減到三萬余人。教員知道,再這樣任由他們錯誤指揮,紅軍很可能會全軍覆沒。
于是,久病初愈的教員打起精神,開始了他的“神之操作”。
第一步,是“眼力”。教員敏銳地觀察到,當時中央的“莫斯科派”并不是鐵板一塊。除了博古、李德,還有很多留蘇歸來的同志可以爭取。教員的目光,投向了同樣被排擠的王稼祥和張聞天,而當教員的目光穿過他們,還看到了在一線帶兵的指戰員們,比如性烈如火的彭德懷,就曾經痛心疾首地斥責過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疼”!
教員意識到,這些人是可以團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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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出手的第二步,是“說服力”。長征開始之后,教員有意地走近王稼祥和張聞天,經常一起分析問題、討論軍事問題;沒過多久,這二人就對教員心服口服,并且逐漸意識到教員才有可能真正挽救這支紅軍。
博古當時對此并沒有理會,反而是“洋指導”李德本能地察覺到不對。他看到教員要么天天跟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高談闊論,要么在各個軍團找人促膝談心……他于是抱怨教員“眼里沒有行軍紀律”,但他并不知道,教員正在默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經過教員深入進行的思想工作,各個軍團的一線指戰員,逐漸也意識到教員的軍事思想才是切實可行的、符合實戰的。多年之后,教員說過一句話,可以作為他這段工作的總結:“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教員出手的第三步,是拼“魄力”。當紅軍渡過湘江之后,面對這支疲憊之師將往何處去之時,中革軍委召開在湖南通道縣召開會議。“洋指揮”李德在情報顯示即將面臨的重重阻礙面前,依然堅持按原定計劃北上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重新被邀請參會的教員則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建議紅軍去敵人空虛的地方——西進貴州。雖然李德仍舊固執己見,但教員的這一建議獲得了與會者的多數支持,于是紅軍改變既定路線西進貴州。
教員此刻意識到,經過了血戰湘江,博古李德已經失去威信,多數同志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站到了自己這一邊。但當時教員還拿不準的是,周恩來。而周恩來是當時軍事指揮“三人團”之一(另外兩位正是博古和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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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教員就知道了周恩來的態度。幾天之后的黎平會議,周恩來拿會議紀要給李德看,李德再次固執己見,違背中央會議決議,依然要紅軍按照他既定的路線走。面對一根筋的李德,周恩來氣憤地拍了桌子上,馬燈被震得跳起來,摔得粉碎——你沒看錯,一向溫和的周恩來,在紅軍生死關頭的關鍵問題上,真正動怒了!
教員馬上明白,周恩來也已經站在自己這邊,確切地說,是站在正確的一邊、站在實事求是的一邊。于是他主動找到周恩來,只說了四個字:“不要理他!”(指李德)
此刻,距離教員重新掌握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只欠一粒火星、一聲沖鋒號、一股萬事俱備時的東風。
而這股風很快就來了。當紅軍長征至貴州黃平境內,在一片茂密的橘樹林里,病中的張聞天和負傷的王稼祥,二人頭靠頭躺在擔架上休息。王稼祥問道,“紅軍最后的目標,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他們一致認為,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教員出來,教員打仗比我們有辦法。當天晚上,這個消息在紅軍幾位主要將領中不脛而走,大家都贊成得盡快開一個會,總結之前的軍事路線問題,并爭取調整紅軍的軍事指揮機構,最關鍵的是:讓教員出來指揮。
而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召開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兩天之后,四渡赤水戰役正式打響,重新回到軍事指揮中心的教員,以三萬紅軍,面對敵人密不透風的四十萬大軍組成的鐵桶陣,用兵如神,名垂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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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后來被視為“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因此,在電影中要真正拍好“四渡赤水”,必須先拍好這場關鍵的遵義會議。既然要展現出教員用兵之“神”,那么更加要表現出當時教員處境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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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里可能有人會問,既然遵義會議對于四渡赤水這么重要,那么為何1983年的老電影《四渡赤水》對此沒有進行具體展現呢?
那是因為1983年還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客觀因素導致當時的創作者未能完全地解放思想、能夠實事求是的去進行創作,比如當時參與了遵義會議的林總該不該體現,如何體現?在當時都會面臨很大的爭議和阻礙。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我黨一貫實事求是的作風,影視作品中才逐漸松綁,才能夠更加真實客觀地描繪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而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本身就具有動人心魄的魅力,期待電影《四渡》可以彌補之前的遺憾,可以更加客觀全景地展現當時教員和這支人民軍隊面臨真正“天崩開局”的不易,從而更加能夠讓我們深切體會到歌里傳唱的那句“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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