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這氣質哪像傀儡？拋開立場，那時的溥儀骨子里依然是傲慢的！

1950年，撫順戰犯管理所。

一個中年男人正笨拙地跟一雙襪子較勁，針歪歪扭扭地穿過布料，手指被扎了好幾下。

旁邊的人看不下去了，湊過來說：“我說，你這針線活兒，還不如個大姑娘。”

這男人抬起頭，臉上沒什么表情，只是低聲嘟囔了一句：“以前，這些事都有人做。”

這個人，叫愛新覺羅·溥儀。

就在幾年前，他還坐在長春“皇宮”的寶座上，別說縫襪子，就連穿衣服、系鞋帶這種小事，都有專人伺候。

他的世界里，人是分等級的，而他，是那個唯一的、永遠不需要動手的主人。

可現在，他手里的針線，和那件印著編號的囚衣，都在明明白白地告訴他，那套規矩，不作數了。

這一切，得從他還是個三歲孩子的時候說起。

1908年，醇親王府里哭聲震天，一個小孩被從他額娘的懷里硬生生抱走，塞進一頂黃色的轎子，抬進了那座四四方方的紫禁城。

他成了光緒皇帝的繼承人，成了宣統皇帝。

他還沒搞懂“額娘”和“皇帝”哪個詞更重要，就被按在了冰冷的龍椅上，底下跪著黑壓壓一片人，山呼“萬歲”。

他的哭聲，被淹沒在這巨大的聲浪里。

從那天起，“溥儀”這個名字被藏了起來，取而代之的，是“皇上”這個符號。

紫禁城對他來說，不是家，是個巨大的、沒有邊界的游樂場，而里面的所有人，都是他的玩具。

他心情不好，可以把墨水潑在太監的臉上；他覺得好玩，可以偷偷往太監要吃的點心里摻鐵砂，然后躲在柱子后頭，看那人疼得滿地打滾。

沒人敢攔著他，也沒人敢告訴他對錯，因為他是天子，他的意志就是天意。

唯一能讓他感覺到一點點“人味兒”的，是他的乳母王焦氏。

他九歲了還不斷奶，不是因為嘴饞，是因為他發現，只有在乳母面前，他才能像個普通孩子一樣撒嬌、任性，而不是一個孤零零的“萬歲爺”。

他拼命想留住這種感覺，但這在規矩森嚴的皇宮里，本身就是一種僭越。

1912年，外面的人鬧革命，大清亡了。

六歲的溥儀簽了退位詔書，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那張紙上寫了什么。

對他來說，生活沒太大變化，他依然住在紫禁城里，人們見了他還叫“皇上”，內務府照樣給他發工資。

他就像一個被告知“游戲結束”但還賴在游戲機前不走的孩子。

直到1917年，那個留著辮子的大帥張勛帶著兵進了北京，跪在他面前，請他重新登基。

十二歲的溥儀又一次穿上了龍袍，坐在太和殿上。

他沒有一點不自在，反而很鎮定地問著外面的戰事，好像這過去幾年的“共和”才是一場荒唐的夢。

這場復辟鬧劇只持續了十二天，但它在溥儀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皇位是可以丟的，也是可以拿回來的。

1924年，馮玉祥的部隊來了，這次沒那么客氣，直接把他從紫禁城里趕了出來。

這下，游戲機被徹底拔了電源。

他帶著皇后婉容、淑妃文繡，還有一幫子遺老舊臣，跑到了天津的日租界。

按理說，這是寄人籬下，該夾著尾巴做人了。

可溥儀不這么想。

他把從宮里帶出來的古董字畫賣了不少錢，在天津的張園、靜園里，硬是又給自己搭起了一個小朝廷。

他出門坐的是定制的別克轎車，車門上刻著“長春藤”的標志，意思是“大清長春”；吃飯要擺譜，得由太監喊一聲“傳膳”，然后一道道菜呈上來；清朝的遺老來看他，還得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他就像一個破產的富豪，哪怕住進了出租屋，也得穿著西裝喝下午茶。

他跟日本人走得很近，但他的心態很微妙。

他不是去當孫子求庇護的，他覺得這是“合縱連橫”。

他認為自己是君主，日本是另一個國家，大家是平等的盟友關系，互相利用，一起干掉共同的敵人——那個讓他丟了皇位的民國政府。

日本人請他題字，試探性地寫了“大日本帝國萬歲”，他看了一眼，把紙推了回去，提筆寫下“中華萬歲”。

他的骨子里，還是那個天朝上國的皇帝，哪怕國家已經沒了。

這種心態，讓他對身邊發生的一切都用“皇權”的尺子去量。

當他的妃子文繡要跟他鬧離婚，甚至告上了法庭，溥儀的第一反應不是夫妻感情破裂，而是“豈有此理！

一個妃子居然敢跟皇上打官司？”

這在他的世界里，是顛覆綱常的奇恥大辱。

日本人看透了他心底里那點“復辟”的念想。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們找到了溥儀，說愿意幫他在東北“恢復祖業”。

溥儀心動了。

他以為自己終于等來了機會，可以東山再起。

他偷偷從天津溜走，跑到了東北。

結果到了長春他才發現，日本人給他準備的，不是大清的龍椅，而是一個叫“滿洲國”的新攤子，他也不是“大清皇帝”，而是“滿洲國執政”，后來才升級成“康德皇帝”。

這個皇帝，當得憋屈。

皇宮是日本人建的，官員是日本人派的，連他每天吃什么，見什么人，都得經過一個叫吉岡安直的日本“帝室御用掛”的同意。

吉岡安直名義上是他的顧問，實際上就是他的監工。

溥儀在這個金碧輝煌的籠子里，用盡一切辦法，想找回一點皇帝的尊嚴。

1935年，他訪問日本，日本天皇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

按照禮節，他應該快步上前跟天皇握手。

他偏不，他故意放慢了腳步，慢悠悠地摘下白手套，讓裕仁在風里多等了他一會兒。

合影的時候，他悄悄把腰桿挺得筆直，好讓自己看起來比裕仁高那么一點點。

在日本的神社，日方要求他行九十度鞠躬，他只稍微欠了欠身，事后跟身邊人說：“我是中國的皇帝，只拜自己的祖宗。”

這些小動作，是他無聲的抗議，是一個被奪走權力的主角，拼命想在舞臺上搶回一點戲份。

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康德皇帝”也當到了頭。

他在逃亡的飛機上被蘇聯紅軍截住，先是被帶到蘇聯，好吃好喝關了五年，后來被移交回國，送進了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這里，他不再是“皇上”，也不是“陛下”，他只是一個編號981的戰犯。

他幾十年來建立的那個世界，在這里被砸得粉碎。

他不會自己穿衣服，因為從小到大都是太監伺候；他不會洗臉，把水弄得到處都是；他甚至分不清哪個是自己的碗，因為他從來沒跟別人在一張桌子上吃過飯。

管理所組織看電影《白毛女》，看到喜兒被黃世仁欺負，周圍的犯人都氣得掉眼淚，他卻在一旁小聲嘀咕：“這地主收租子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欠債還錢，有什么好哭的？”

他的腦子里，還裝著那套君君臣臣、尊卑有別的舊賬本。

直到有一天，他的親弟弟溥杰，因為一點小事跟他吵了起來，指著鼻子說他。

溥儀當時就愣住了，在他的記憶里，弟弟見他從來都是要下跪的。

還有一次，他的姐夫，也就是婉容的哥哥郭布羅·潤麒，在勞動時看他磨洋工，當著所有人的面訓斥他。

這些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像一把把錘子，一點點敲碎了他心里那座名為“皇權”的神壇。

他慢慢明白，他不是天生的神，只是一個被推上神壇的普通人。

現在，戲演完了，他也該走下來了。

他開始學著自己動手，學著跟人平等相處，學著做一個“人”。

1959年，他拿到了特赦通知書。

當他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門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北京的戶籍管理處，給自己上了一個戶口。

戶口本上，民族：滿；職業：無。

他后來在北京植物園找了份工作，負責給花草澆水。

再后來，被調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寫自己的前半生。

1962年，溥儀與一位名叫李淑賢的護士結婚，組建了一個真正的家庭。

他終于過上了夢寐以求的普通人的生活，一個丈夫，一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