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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廣西賀州某高校外賣架旁多了塊顯眼的牌子:通報某大學生因多次偷外賣被拘留五日。這波警方“場景式執法”直接讓法律文書變成了“沉浸式警示教育”——每個取外賣的學生都得“拜讀”一番。網友紛紛刷屏:“干得漂亮!”“建議全國推廣!”更有苦主現身說法:“偷外賣的終于有人治了!”看來苦于外賣被偷久矣的,遠不止一兩個人。
確實,這波操作威懾力拉滿——畢竟誰愿意為一份黃燜雞米飯,就領到“校園社死+法律套餐”雙重暴擊呢?然而,當吃瓜群眾拍手稱快時,外賣為什么會丟似乎更值得追問。
法律懲戒固然必要,但事件不應止于“活該”的爽劇式圍觀。如果大學生因為遇到困難而偷外賣,那么需要思考的是,困難學生的補助能否更隱形更及時?如果是因為“貪玩”或者說不清為什么伸手,則要反思心理輔導是不是總在“等學生上門”?當年輕人站在道德滑坡的起點,我們是笑著圍觀,還是伸手拉一把?
一份外賣不值錢,一個年輕人若因此走上歧路,則代價太大。說到底,我們夸贊執法“硬核”,更期待社會“柔軟”。如何織一張更密、更暖的網,接住那些可能“滑落”的年輕人?畢竟,法治的意義不只是讓壞人付出代價,更是讓好人活得輕松——讓學生能安心把外賣放樓下,讓騎手不怕訂單失蹤,讓每個年輕人都相信:人生再難,總有一種方法,比偷外賣更體面。
現代快報/現代+評論員 槿色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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