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最近，廣西賀州某高校外賣架旁多了塊顯眼的牌子：通報某大學生因多次偷外賣被拘留五日。這波警方“場景式執法”直接讓法律文書變成了“沉浸式警示教育”——每個取外賣的學生都得“拜讀”一番。網友紛紛刷屏：“干得漂亮！”“建議全國推廣！”更有苦主現身說法：“偷外賣的終于有人治了！”看來苦于外賣被偷久矣的，遠不止一兩個人。
確實，這波操作威懾力拉滿——畢竟誰愿意為一份黃燜雞米飯，就領到“校園社死+法律套餐”雙重暴擊呢？然而，當吃瓜群眾拍手稱快時，外賣為什么會丟似乎更值得追問。
法律懲戒固然必要，但事件不應止于“活該”的爽劇式圍觀。如果大學生因為遇到困難而偷外賣，那么需要思考的是，困難學生的補助能否更隱形更及時？如果是因為“貪玩”或者說不清為什么伸手，則要反思心理輔導是不是總在“等學生上門”？當年輕人站在道德滑坡的起點，我們是笑著圍觀，還是伸手拉一把？
一份外賣不值錢，一個年輕人若因此走上歧路，則代價太大。說到底，我們夸贊執法“硬核”，更期待社會“柔軟”。如何織一張更密、更暖的網，接住那些可能“滑落”的年輕人？畢竟，法治的意義不只是讓壞人付出代價，更是讓好人活得輕松——讓學生能安心把外賣放樓下，讓騎手不怕訂單失蹤，讓每個年輕人都相信：人生再難，總有一種方法，比偷外賣更體面。
現代快報/現代+評論員 槿色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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