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建國一樁春城疑案，牽出軍統潛伏的“隱形巨獸”

1950年3月的昆明，冷得有些刺骨。

空氣里除了滇池特有的那股子濕氣，還夾雜著新舊政權更替時說不清道不明的火藥味。

就在這么個亂糟糟的節骨眼上，一張皺巴巴的勒索信被人從廢紙簍里翻了出來，上面字跡歪歪扭扭，口氣卻大得嚇人：“賠我十兩黃金，如若不付，只怕連后悔的機會都沒有！”

但這封信重見天日的時候，收信人陶執禮，早就涼透了。

死人不會說話，但死人留下的東西往往比活人的嘴更誠實。

這封信像是一枚遲到的深水炸彈，瞬間把這起原本看似猝死的案件，炸出了一股濃烈的謀殺味兒。

所有的線索，跟長了眼睛似的，齊刷刷指向了昆明江湖上一個頗有名號的人物——武館教頭單思雄。

這事兒說起來，真是一筆爛賬。

單思雄這人，是個典型的舊派江湖老炮兒，講義氣，好面子，腦子里裝的全是“殺人償命”那一套老皇歷。

他和死者陶執禮的梁子，結得那是相當冤枉，簡直就是無妄之災。

原來，單思雄的女兒單鳳凰難產，一尸兩命。

這事兒本來是接生婆貪杯喝醉了酒，誤了大事釀成的慘劇。

可痛失愛女的單思雄鉆了牛角尖，硬是把恨意轉移到了之前的診療醫生陶執禮身上。

理由荒謬得讓人咋舌：就因為陶醫生之前說過他女兒身體沒問題、還能生，所以女兒才懷了孕，懷了孕才送了命。

這邏輯放在今天看，純屬碰瓷，但在當時那個民智未開、新舊交替的過渡期，卻能讓一個失去理智的父親變成潛在的殺手。

單思雄不僅大鬧診所，還曾當著片警老梁的面拍桌子叫囂。

這封勒索十兩黃金的信，怎么看都是殺人前的最后通牒。

警察普阿達和小牛找到單思雄時，這位昔日在徒弟面前威風八面的教頭，立馬就蔫了。

這里有個特別有意思的歷史細節，值得咱們細品。

單思雄面對警察的盤問，為了洗脫殺人嫌疑，不僅竹筒倒豆子交代了自己的行蹤，還扯出了一段讓人啼笑皆非的“案中案”。

原來，那封殺氣騰騰的勒索信，壓根不是單思雄寫的，而是他那兩個自作聰明的徒弟——小許和小封炮制的。

這兩個小年輕，看著師父整天念叨著要報仇，竟然動起了歪腦筋，想借著師父的威名，敲詐陶醫生一筆橫財，這不就是現在的“殺豬盤”祖師爺嗎？

更絕的是，單思雄后來知道了這事，竟然沒有阻止。

為啥？

因為“面子”。

在那個江湖氣尚未散盡的年代，承認徒弟背著自己干這種下三濫的事，比殺人還丟人。

他想著，既然信都送出去了，要是再去解釋，豈不是顯得自己怕了那個醫生？

這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態，差點讓他背上了殺人的黑鍋。

最后，筆跡鑒定還了單思雄清白，兩個徒弟進了班房，這出鬧劇才算收場。

如果說單思雄這邊的故事充滿了黑色幽默和江湖草莽氣，那另一條線索——邢家二小姐邢相君的故事，就是一出徹頭徹尾的民國言情悲劇，透著一股子凄涼和病態的癡纏。

在排除了單思雄的嫌疑后，警方的目光轉向了陶執禮的姻親——邢家。

邢家當時的情況很復雜，家主邢名揚作為反動分子剛被鎮壓，整個家族風雨飄搖。

就在陶執禮死訊傳出的第二天，邢家二小姐邢相君的一個舉動引起了警方的極度懷疑。

那天一大早，這位平日里嬌生慣養、有著嚴重“公主病”的二小姐，竟然穿著一身沾滿泥點的玄色冬衫，眼圈紅腫地回到了家。

在那個敏感的時刻，一個有著殺人動機的家族成員，行蹤詭秘，衣衫不整，這怎么看怎么像作案后的現場。

可當警察層層剝開這個女人的心防時，看到的卻不是一顆殺心，而是一顆碎了一地的癡心。

原來，那一身的泥點，是她為了給死去的姐夫陶執禮置辦一個體面的雙人抬大花籃，親自跑到東郊農村，在爛泥地里深一腳淺一腳走出來的。

這位二小姐對陶執禮的感情，深沉到近乎扭曲。

早在姐姐邢相謙還沒和陶醫生談戀愛時，她就因為治愈了痛經而對這位醫術高超、長相俊朗的醫生暗生情愫。

這段暗戀，被她藏得嚴嚴實實，甚至在姐姐和陶醫生訂婚時，她還曾惡毒地盼望著父母能拆散這對鴛鴦，好讓自己上位。

為了抗爭，她想過自殺；為了遺忘，她嫁給了一個空軍飛行員。

命運似乎總愛捉弄苦命人，飛行員丈夫很快殉職，連尸骨都未尋回，緊接著姐姐邢相謙也病逝了。

按照舊時候的某種觀念，姐夫和小姨子，似乎有著天然的某種可能性。

成了寡婦的邢相君，在姐姐死后，那顆沉寂的心又死灰復燃。

她以為這一次，終于輪到她了。

但歷史的洪流和家族的頑固，再次給了她重擊。

她的父親邢名揚，那個頑固的舊家長，覺得大女兒嫁給個郎中已經丟盡了臉面，絕不允許二女兒再重蹈覆轍。

他甚至放出了狠話：“你如果動這個腦筋，我就會叫他立刻消失。”

這句話在當時，可不僅僅是嚇唬人。

邢名揚雖然后來被鎮壓，但在他還能呼風喚雨的時候，弄死個把無權無勢的醫生，并不是難事。

這句狠話，像一道緊箍咒，徹底鎖死了邢相君的希望，也讓陶執禮的死因蒙上了一層更深的陰影——雖然邢相君只是去買花，沒有作案時間，但她父親生前的那個威脅，是否變成了某種遲到的“執行令”？

咱們回過頭來看這樁案子的第一階段調查，特別有時代感。

警察在辦案過程中，既要面對單思雄這種滿腦子舊江湖規矩的“粗人”，又要面對邢相君這種滿腦子羅曼蒂克幻想的“資產階級小姐”。

每一個嫌疑人的背后，都折射出一類人的生存狀態。

舊時代的規矩在新社會的法律面前，顯得既可笑又可悲。

單思雄代表的是正在消亡的舊幫會勢力，而邢相君則代表了那個大動蕩時代里，個人情感在家族意志和政治變遷面前的無力感。

她想要追求自由戀愛，卻始終擺脫不了封建家長的陰影和命運的捉弄。

至此，明面上的兩個大嫌疑人——叫囂最兇的單思雄，和行跡最可疑的邢相君，似乎都暫時洗脫了直接動手的嫌疑。

單思雄是一場誤會，邢相君是一場悲劇。

但陶執禮確確實實是死了，那封勒索信雖然是假的，但圍繞在他身邊的惡意卻是真的。

究竟是誰，在那個春寒料峭的夜晚，終結了這位仁心醫者的生命？

是邢家那個被鎮壓的父親留下的后手？

還是在這亂世之中，還有其他未曾浮出水面的仇家？

隨著警方調查的深入，這樁命案的迷霧不僅沒有散去，反而越發濃重。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昆明城，每個人都有秘密，每個人都可能是兇手，而真相，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這個案子，直到最后也沒個讓人痛快的說法，只留下那張皺巴巴的假勒索信，在檔案袋里躺了半個多世紀。

參考資料：

云南省公安廳史志編纂委員會，《云南公安歷史檔案》，1992年。

昆明市檔案館，《建國初期昆明社會治安案例選編》，1950-1953卷。

佚名，《昆明舊聞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