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志愿軍司令，劉伯承不在選擇范圍內？不是不用，是不能用

1950年10月4日，北京西郊機場的跑道上降落了一架急匆匆的軍機。

艙門打開，彭老總提著那個磨得發白的公文包走了下來，包里塞的還是大西北建設的幾百張圖紙，腦子里轉的是怎么搞經濟、怎么開荒。

結果呢？

這哪是來匯報工作的，分明是一腳踏進了“鴻門宴”。

中南海豐澤園里煙霧繚繞，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誰也沒想到，這一腳踏進去，原本想搞建設的“包工頭”，轉眼就成了那場驚天血戰的“救火隊長”。

要把日歷翻回到那一年的盛夏。

其實早在6月朝鮮那邊槍聲一響，中南海的燈光就沒怎么熄過。

為了防備萬一，中央早早就組建了“東北邊防軍”。

這可不是一般的隊伍，那是25萬虎狼之師，全是當時的家底子。

但這支大軍在邊境趴了整整三個月，兵強馬壯，唯獨缺了個最重要的零件——“大腦”。

司令員的位置一直空著，這在兵家那是大忌。

這事兒吧，真不能怪毛主席猶豫，實在是沒辦法：他心里的頭號人選，這會兒連路都走不穩。

那個人就是粟裕。

在解放戰爭里，這位爺可是出了名的“胃口大”，專門吃國民黨的大兵團，特別擅長在那神仙都難救的局勢里反敗為勝。

按理說，抗美援朝這種不對稱的仗，就是給他量身定做的。

任命狀其實早就下來了：粟裕任司令員兼政委。

可是呢，這位戰神是有心殺敵，身體卻罷工了。

多年的仗打下來，腦力透支得太狠，高血壓加上美尼爾氏綜合癥，顱骨里還有沒取出來的彈片，疼起來那是天旋地轉。

雖然主席讓他“先養病”，可眼瞅著美軍在仁川登路，戰局跟過山車似的一路俯沖，粟裕這身體，終究是錯過了這場立國之戰。

這就像是絕世劍客磨好了劍，結果手腕折了，這種憋屈，比打了敗仗還難受。

頭號人選去不了，大伙的目光自然就轉到了另一位狠人身上——林彪。

從邏輯上盤算，林彪其實更合適。

當時那是四野的底子，那都是林彪帶出來的兵，指揮起來根本不用磨合。

再加上他在東北待了那么久，那里的山山水水他閉著眼都能畫出來。

可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這位常勝將軍卻猶豫了。

咱不能簡單說是怕死，站在純軍事角度看，林彪的算盤打得很精：美國人有原子彈，有制空權，咱們手里那是“燒火棍”。

在林彪這種精密計算的大腦里，這仗的勝率低得嚇人。

再加上他那會兒神經衰弱也挺嚴重，怕光、怕風、怕聲音，這種狀態去朝鮮那種冰天雪地，確實也是個大麻煩。

兩個“戰神”都去不了，政治局會議的氣氛就有點僵住了。

這時候，彭德懷的出現簡直就是破局的神來之筆。

說實話，彭老總長期在西北，對這批要入朝的部隊并不熟，但他身上有個當時最稀缺的東西：敢把天捅個窟窿的膽氣。

面對“打爛了怎么辦”的擔憂，彭老總那句話現在聽著都提氣：“老虎是要吃人的…

出兵是必要的，打爛了，等于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

這哪是去打仗，這是拿著新中國的家底去賭國運，沒有這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勁，這局根本沒法開。

事實證明，他在戰場上那種硬碰硬的打法，硬是把武裝到牙齒的美軍逼得沒脾氣。

這會兒肯定有人要問了，當時那么多將星，怎么沒考慮“軍神”劉伯承？

這其實是個大誤會。

劉帥沒掛帥，不是能力不行，而是他在忙另一件關乎軍隊未來的大事。

作為科班出身的元帥，劉伯承看得遠，他知道以后打仗光靠勇猛不行，得靠專業。

當時他正在南京沒日沒夜地籌建軍事學院，這可是給解放軍“換腦子”的工程。

再說了，他身上9處重傷，左眼早就瞎了，那一年的高齡加上這種身體狀況，去朝鮮那種零下30度的環境，那是真扛不住。

但他也沒閑著，他把朝鮮戰場當成了最好的教案，天天研究美軍戰術，給前線輸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參謀人才。

這場仗能打贏，絕不是光靠前線那幫爺們拼刺刀，那是整個國家機器的一次極限運轉。

你看那個支撐體系，簡直精密得可怕：朱老總雖然年紀大了，但他一針見血地提出要“作長期打算”，還親自去火車站送兵；聶榮臻作為總參謀長，為了幾十萬人的棉衣、子彈、炒面，頭發都熬白了，整宿整宿守著電話機；羅榮桓則在后方搞動員，把“保家衛國”這四個字刻進了每個戰士的骨頭里。

這哪是一個人在戰斗，分明是整個國家機器在咬著牙齒超負荷運轉，哪怕螺絲釘都燒紅了也不敢停。

回頭看這段歷史，司令員的更替，看似是身體原因或者個人性格的偶然，其實是歷史大浪淘沙后的必然。

粟裕的病、林彪的慎、劉伯承的教、彭德懷的勇，這些拼圖最后嚴絲合縫地湊在一起，才有了那個結果。

彭德懷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的那一瞬間，不僅僅是結束了一場仗，更是終結了一個時代——那個西方人架起幾尊大炮就能在東方海岸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徹底翻篇了。

1953年7月28日，彭德懷簽完字就在開城轉了一圈，看著滿目瘡痍的陣地，他什么豪言壯語都沒說，只是默默摘下了頭頂那頂帶著硝煙味的軍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