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太平天國3任頭領：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的兇手是誰？

“北王、翼王二人密議，殺東王一人”，下一頁又寫“楊秀清在東王府被北王韋昌輝所殺”，兩句話夾在一份紙里，像兩股水流并在一處，往回看人事，線頭一根一根挑起來才看得清。

同治三年冬，囚室里燈火壓低，李秀成把話寫下去，回憶翻卷到最熱的那幾個月，天京內外風聲緊，事從權力的擺位說，洪秀全在上，東王楊秀清握著軍政，能以“天父下凡”發號令，早年起事那會兒靠這個把隊伍撐住，人都習慣了這套說法，權力落在一個人的口中，另一人坐在王府里，久了就會失衡。

人和人之間磕碰越多，事就越硬，楊秀清手里的鞭子不只對著外面，洪秀全也被叫到東王府受責，諸王里頭北王韋昌輝吃過板子，場面留在心里，積累成疙瘩，不容易化開，隊伍打得順時，舊賬被翻起來更刺眼。

時間到1856年，外面的戰事抬頭，江北江南兩線站穩，江西半省握住，武昌線條也拉平，內里卻起了另一道浪，楊秀清開口要“萬歲”，話傳到王府，天王臉上過一層影子，腳下卻動，三道密詔出城，遞給在江西的韋昌輝，給在丹陽的秦日綱，給在湖廣邊線的翼王石達開，字不多，意思夠硬。

動的人先到場，九月初一夜，韋昌輝領三千精銳進城，路上不敲不打，城里人都睡著，士兵繞到東王府四角，門撞開，人直沖內院，楊秀清在房內起身，話沒出嘴，刀鋒已到身前，事情在屋里定局，動作干脆，回聲在走廊里跑了一圈。

一處定了，城里還在動，韋昌輝把“清余黨”的名頭亮出來，開始在轄內梳理，收繳，甄別，九月初四聚起的人擠滿場地，舊部被集中，軍士執行命令，城里又過了一個多月的緊繃期，街巷里安靜得出奇，登記、拘押、處置不斷，傷亡數字往上堆，秦淮河邊水色發暗，這段話今天看著冷，彼時辦事的人只按令行。

石達開在湖北聽到這里，馬不停步回到天京，見面就把話擺實，止殺，整隊，約束，他不認這類擴大化的做法，韋昌輝那時氣口正沖，回話冷，臺面談不攏，臺下起別的想法，石達開覺出不對，夜里從城上縋索出走，城內他的親屬部曲留在原地，名單被記上去，第二天城頭旗子還在風里掛著。

這時候再看李秀成供詞那句“密議”，意思并不虛，接到密詔的人中，石達開把要點鎖在“止于誅楊”，不愿牽連更多人，他的方案和韋昌輝的動作不是一個尺度，二人起點一致，走到半路就分叉，等他出城，東王府的事已結束，后續處置持續鋪開，他的立場因此定住，后來起兵逼問，也就有了底氣。

城外兵勢聚攏，石達開從各處收了四萬，旗陣在天京城下擺開，城里的人心思在變化，市井里傳話快，洪秀全看見的除了軍民反應，還有對權力再平衡的需要，手上再下一道命令，抓人，定罪，韋昌輝被押赴刑場，行刑方式嚴酷，罪名昭示城中，牌子掛起，話傳盡。

局面不合心意，去留的選擇擺在桌上，1857年五月他帶走了自己能帶走的兵，幾萬精銳跟著離開天京，路線往南，隊伍散開又聚攏，戰斗連著戰斗，營地立起來又撤掉，資源越打越薄，根基找不到落腳地。

再往后，路走到大渡河，邊上是清軍成層的封鎖，溝通先走一步，投降的字寫在紙上，想換出一條生路給跟隨的人，進退的余地沒出來，行動翻臉，收繳，拘押接連進行，1863年成都行刑，石達開面對隊列，神色平穩，年紀停在三十三，這樣收尾。

把三個人的末路并到一張圖上，最表面的答案很清楚，楊秀清倒在韋昌輝的刀口，韋昌輝倒在洪秀全的旨意與城外兵勢，石達開倒在清軍的編制和圍剿，把圖往里推一層，緣由匯到一處，權力結構失衡，神權壓政務，私人恩怨摻在制度縫里，人心里那一點防備不斷加碼，矛盾積到頂點就爆開。

“東王威風張揚，不知自忌，北王、翼王皆不忿”，這句話像一把鑰匙，合攏了幾個角色的心理，楊秀清的方式走到邊線，韋昌輝把委屈壓成利刃，石達開秉性穩，不愿擴大殺戮，三種路徑撞在一起，洪秀全把平衡拿在手里，算計的刻度偏了，天京事變就這樣定型。

1864年城門失守，天京一頁翻過去，回到那份供詞，矛盾的兩行字其實是兩段流程疊影，一個是最初的密議，一個是最后的執行，寫字的人在回憶里把兩層疊到了一起，留下的材料成了后人解題的線索，站在玻璃柜前的人把細節對上時間軸，故事就連起來。

至于“兇手是誰”這句問話，落筆可以直白一點，執行者有名有姓，推動者是制度與格局，前者可指，后者難見，把權柄放到能制衡的位置，把宗教話語與軍政事務分開，這類話今天讀來平常，那時沒人真去做，結果就落在史書的條目上，名字一行行往下寫。

讀完材料再抬頭，答案不靠煽情去蓋，把事實擺平，把邏輯理順，把責任分層，歷史里的人已經完成自己的命運，后來的我們把經驗取走，做事的人不逾矩，持權的人懂分寸，隊伍里的分工清楚，遇到岔路不讓情緒領路，系統就能少走彎路，教訓就能變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