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酷吏更可怕：一個麻城秀才，如何用筆和宗族，致百人家破人亡！

在雍正朝第一的麻城冤案里，有個繞不開的人物 —— 楊同范。

翻開史料，關于這個人，歷史竟給出了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

在袁枚的《書麻城獄》里，他是個不折不扣的 “虎而冠”—— 頂著秀才的功名，穿著讀書人的長衫，干的卻是買通證人、藏匿嫌犯、構陷無辜的勾當，把一樁簡單的家庭糾紛，攪成了牽連數百人的血案。

可在光緒版《麻城縣志》和《楊氏宗譜》里，他又成了一個“冤死者”—— 說他起初并未參與案件，是被族兄楊五榮脅迫，才被迫收留楊氏，最終身陷囹圄，死在獄中。就連后世的學者考證，也指出袁枚的記載在關鍵人物信息上存在錯漏。

同一個人，為何會有如此天差地別的評價？麻城案的真相，到底藏著怎樣的玄機？這背后，其實是一場跨越百年的話語權爭奪，也是一個關于 “歷史如何被書寫” 的深刻命題。

我們先回到袁枚筆下的那個 “惡秀才”。

在清朝中前期的基層社會，秀才不是官，卻比官更有影響力。他們有功名護體，見了知縣不用下跪，還能免掉徭役賦稅。更重要的是，他們很容易成為宗族的話事人。

楊同范出身湖北麻城楊家，是當地的望族。族里有人做官，有人經商，在麻城根基深厚。楊氏走失后，她哥哥楊五榮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楊同范幫忙。因為楊同范不僅是秀才，還是楊家的核心人物，在宗族中頗有話語權，能調動宗族的力量。

按照袁枚的說法，楊同范從一開始就沒安好心。他覺得涂如松是個 “泥腿子”，竟敢欺負楊家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坐實涂如松的殺人罪名，他這個 “為族人出頭” 的秀才，聲望會更高 —— 在那個靠宗族勢力說話的年代，聲望就是權力。

于是，他導演了兩場關鍵的戲。

第一場，是買通證人。他找到村里的小孩趙當兒，許給他銀錢酒食，讓他去縣衙做偽證，說親眼看見涂如松殺了楊氏。一個孩子的謊言，在他的操縱下，變成了 “鐵證”，直接把涂如松送進了大牢。

第二場，是認尸構陷。當趙家河沙灘出現無名男尸時，他慫恿楊五榮認尸，硬說這具男尸就是楊氏。湯應求指出尸體是男性后，他又煽動楊氏族人大鬧驗尸場，把水攪渾。為了讓戲演得更真，他還把楊氏藏在自己家里 —— 利用秀才功名的庇護，讓官府無法搜查。

可如果我們翻開《楊氏宗譜》和《麻城縣志》，看到的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族譜里說，楊同范是個 “閉戶讀書，輒欲芥蒼青紫” 的老實人。他二十歲考中秀才，一心想走科舉之路，根本不想摻和宗族的紛爭。楊氏走失后，楊五榮帶著人找上門，哭著求他收留妹妹，還威脅說如果他不幫忙，楊家就會顏面盡失。

兩種說法，到底哪個是真的？

其實，答案或許沒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要搞懂：為什么會出現這兩個版本？

他需要一個 “惡貫滿盈” 的反派，來襯托案件的離奇，來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而且，袁枚和最終定讞的湖廣總督史貽直是兒女親家，他的故事，其實是在為官方的判決背書 —— 既然楊同范是 “惡人”，那么對他的處決，就是 “正義” 的。

而族譜和縣志的版本，出發點則是維護地方和家族的聲譽。楊家是麻城的望族，楊同范是楊家的秀才，是整個家族的臉面。

如果承認他是個 “惡秀才”，那么整個楊家都會被釘在恥辱柱上。而縣志的編纂者，大多是當地的士紳，他們更在意的是地方的名聲，不希望麻城因為一樁 “冤案” 被后人詬病。

所以這兩個版本，都不是完全的 “真相”。它們都是敘述者根據自己的立場和需求，對歷史的 “選擇性書寫”。

而我們今天再看楊同范這個人物，其實已經超越了 “好人” 或 “壞人” 的簡單評判。他就像一個符號，折射出歷史書寫的本質 ——歷史從來不是冷冰冰的事實堆砌，而是由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書寫出來的。敘述者的立場，決定了我們看到的 “歷史真相”。

從這個角度看，麻城案就不僅僅是一樁冤案了。它更是一場關于 “話語權” 的爭奪：誰有權書寫歷史，誰就能定義真相；誰能定義真相，誰就能掌控后人的評價。

楊同范到底是 “虎而冠” 還是 “冤死者”？或許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但這個問題，卻能讓我們保持警惕：當我們翻開一本史書，讀到一個歷史人物時，不妨多問一句 ——這個故事，是誰講的？他為什么要這么講？

畢竟，歷史的羅生門里，藏著的不僅是過去的人和事，還有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