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證上的名字與藥盒里的白色藥片：一個退休女人的經濟獨立戰爭

領證那天晚上，五十二歲的李秀芬和五十五歲的趙建國在家對面的小餐館吃了頓飯。三個菜，一瓶啤酒，簡簡單單。趙建國紅著臉說：“秀芬，以后咱們就是一家人了，不分你我。”李秀芬笑著點頭，覺得夕陽戀就該這樣，相互作伴，簡簡單單。

那時她剛退休半年，前夫病逝三年，女兒林琳在外地工作。趙建國是社區活動中心認識的，國企退休職工，妻子早年跟人跑了，獨自把女兒趙曉敏拉扯大。兩人都是實在人，覺得條件相當，便走到了一起。

婚前，李秀芬提出做財產公證，趙建國大手一揮：“都這歲數了，還分什么你的我的？搭伙過日子，互相照應。”

李秀芬被這句話打動了。她把市中心那套兩居室賣了，加上存款，在近郊換了個寬敞的三居室，房產證上寫了兩個人的名字。趙建國出了十五萬裝修款，這幾乎是他全部積蓄。

起初的日子確實溫馨。早晨一起逛菜市場，下午結伴散步，晚上看電視聊天。李秀芬每月退休金六千，趙建國四千五，加起來在小城算得上寬裕。

矛盾是從趙曉敏第一次開口要錢開始的。

那是個周日下午，趙建國的手機響了。李秀芬在陽臺澆花，隱約聽見電話那頭帶著哭腔的聲音。趙建國壓低聲音說了很久，最后說：“爸這就給你轉。”

掛了電話，他神色有些不自然：“曉敏手頭緊，我給她轉兩千應應急。”

李秀芬沒在意：“應該的，孩子有困難。”

她沒想到，這個“應應急”成了每月固定項目。趙曉敏三十五歲，兩年前離婚后工作一直不穩定，美容院干過，房產中介干過，最近在朋友圈賣面膜。每次要錢的理由五花八門——交房租、孩子補習費、進貨需要本金、甚至有一次是“心情不好想出去旅游散散心”。

起初是兩千，后來變成三千、五千。有個月趙曉敏說要報個“微商總裁班”，張口要兩萬。趙建國卡里沒錢，試探著問李秀芬：“秀芬，你看...能不能先借曉敏點？她保證三個月還。”

李秀芬當時正在算賬。她自己的女兒林琳，二十七歲，在上海做程序員，月薪兩萬五，每月雷打不動給她轉一千，逢年過節還寄禮物。上周她生日，林琳寄來一條兩千多的羊絨圍巾，卡片上寫著：“媽媽要對自己好一點。”

“建國，曉敏這樣不是辦法。”李秀芬放下計算器，“三十五歲的人了，該學著自立了。”

趙建國的臉沉下來：“她這不是遇到困難了嗎？我是她爸，能不管嗎？”

“管也要有個限度。咱們退休金就這么多，月月給她，咱們老了怎么辦？”

“你就知道錢！”趙建國突然提高聲音，“林琳掙得多，你當然站著說話不腰疼！曉敏命苦，離婚帶孩子，我不幫她誰幫她？”

這是他們第一次為錢爭吵。最后李秀芬還是從自己卡里轉了兩萬給趙曉敏，因為趙建國說：“你要是不借，我就去借高利貸。”

那晚，李秀芬失眠了。她想起婚前趙建國那句“不分你我”，現在想來，不分你我的是他的困難，而“我的”卻成了“我們的”。

更讓她心寒的是兩個月后。趙曉敏說要帶孩子來看爺爺，大包小包進門，親熱地喊“李阿姨”，卻空著手——連個水果都沒買。吃飯時，趙曉敏說起最近生意不好做，趙建國立刻說：“爸再給你拿點。”

“爸，還是你最好。”趙曉敏撒嬌道，“哪像有些人，生怕我花了她錢似的。”說這話時，她瞟了李秀芬一眼。

李秀芬放下筷子，胃里一陣翻騰。

那之后，爭吵成了家常便飯。每次李秀芬提出要節制給趙曉敏的錢，趙建國就說她“冷血”、“沒把曉敏當自己人”。有一次吵得兇了，李秀芬脫口而出：“要不咱們經濟分開吧，各管各的！”

趙建國愣住了，隨即冷笑：“李秀芬，你這是要跟我劃清界限？行啊，那離婚！反正房產證上有我名字，房子賣了分錢！”

李秀芬如遭雷擊。她這才意識到，當初那句“不分你我”的承諾，如今成了懸在頭頂的刀——只要她想分開經濟，就是“要離婚”，就是“說話不算話”。

她開始整夜整夜睡不著，白天精神恍惚。有次炒菜忘了關火，鍋燒穿了。去醫院檢查，醫生說重度抑郁，開了帕羅西汀。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趙建國看著診斷書，語氣緩和了些，“咱們好好過日子不行嗎？曉敏那邊我少給點就是了。”

可承諾只維持了一個月。第三十二天，趙曉敏發來孩子的醫院繳費單，趙建國又轉去五千。

那天晚上，李秀芬坐在漆黑的客廳里，看著手里那盒帕羅西汀。白色的藥片在月光下泛著冷光。她想起女兒林琳昨天打來的電話：“媽，你聲音不對，是不是生病了？”

她沒敢說抑郁的事，只說睡眠不好。

“媽，你要為自己活。”林琳說，“如果過得不開心，就換個活法。我永遠支持你。”

李秀芬握著手機哭了很久。凌晨三點，她敲開趙建國的房門。他睡眼惺忪：“怎么了？”

“建國，我們談談。”

這次她沒有吵，沒有鬧，只是平靜地說了自己的感受。說到每月看著自己的積蓄一點點流向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說到每次看到趙曉敏理所應當的表情，說到那種被綁架的窒息感。最后她說：“我不是不讓你幫女兒，但我不能把我的一輩子都搭進去。我才五十二歲，還想多活幾年。”

趙建國沉默地聽著，第一次沒有打斷。

“如果你堅持要這樣幫曉敏，我們就分開經濟。”李秀芬聲音很輕，但很堅定，“如果你覺得這是要離婚，那就離。房子賣了，該分你多少分多少。我用我的那份去租個小房子，夠了。”

趙建國震驚地看著她。這是四年來，她第一次如此平靜地談離婚。

“你...你說真的？”

“真的。”李秀芬舉起那盒帕羅西汀，“醫生說我再這樣下去，藥量要加倍。建國，我不是威脅你，我是真的撐不住了。”

長久的沉默。窗外傳來早班公交車的聲音，天快亮了。

“怎么分？”趙建國終于問。

“生活開銷一人一半。你要給曉敏多少錢，你自己決定，但不要動我們共同的生活費。你退休金不夠，就去打零工，我不干涉。”李秀芬頓了頓，“但我不會再出一分錢給曉敏，這是我的底線。”

趙建國點了支煙，抽了很久。“行。”

這個“行”字輕飄飄的，卻讓李秀芬如釋重負。

實施起來比想象中順利。他們開了個共同賬戶，每月各存兩千，用于水電燃氣和日常買菜。其余錢各自保管。趙建國負責買菜做飯，李秀芬負責生活用品和日耗品。

第一個月，趙建國給了趙曉敏三千。第二個月，兩千。第三個月，趙曉敏又要兩萬，趙建國說：“爸現在錢分開了，沒那么多。”

電話那頭傳來尖銳的聲音：“是不是李阿姨逼你的？我就知道她容不下我！”

趙建國看了李秀芬一眼，她正在陽臺澆花，神色平靜。

“曉敏，爸爸退休金就四千五，還要出一半生活費。你要真想好，就找個穩定工作。”趙建國說完掛了電話，手有些抖——這是第一次拒絕女兒。

李秀芬遞給他一杯茶：“慢慢來。”

奇妙的是，經濟分開后，他們的關系反而緩和了。不再為錢爭吵，不再互相指責。趙建國做飯時，李秀芬會幫忙打下手；晚飯后一起散步，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像是回到了剛結婚時的樣子，但又不同——那時是糊涂的熱鬧，現在是清醒的平靜。

三個月后，趙建國找到一份小區門衛的兼職，每月多掙一千八。他得意地告訴李秀芬：“曉敏上個月只要了一千，說找到個超市收銀的工作。”

李秀芬笑笑：“挺好。”

又過了半年，趙曉敏突然上門，拎了一箱牛奶。飯桌上，她支支吾吾說想借錢開個小賣部，趙建國還沒說話，李秀芬溫和但堅定地說：“曉敏，阿姨支持你創業，但我們有約定，經濟分開。你爸要是愿意幫你，得用他自己的錢。”

趙曉敏臉色變了變，終究沒再說什么。

那晚收拾碗筷時，趙建國突然說：“秀芬，你說得對。我以前總覺得幫曉敏是天經地義，結果把她慣壞了。這半年她反而踏實多了。”

李秀芬正在擦桌子，手頓了頓。

“其實...”趙建國撓撓頭，“早知道早點分開經濟了，咱們也不用吵那兩年。”

李秀芬笑了，眼圈有點紅。

如今，他們依然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睡在相鄰的臥室。經濟上清清楚楚，情感上反而有了呼吸的空間。趙建國還是會偷偷給女兒塞錢，但學會了量力而行；李秀芬依然會給林琳寄家鄉特產，但不再有那種補償心理——因為她的錢，終于真正是她的了。

周末的早晨，陽光灑進廚房。趙建國在煎蛋，李秀芬在煮咖啡。收音機里放著老歌，是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

“秀芬，”趙建國突然說，“下個月你生日，我想給你買個禮物。用我自己的錢。”

李秀芬轉過頭，看見這個五十七歲的男人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她笑了：“好啊。”

咖啡香氣彌漫開來，混著煎蛋的油香。窗外的桂花開了，香氣絲絲縷縷飄進來。李秀芬深吸一口氣，忽然覺得，中年人的愛情也許就是這樣——不是不分你我的糊涂賬，而是分清你我后，依然愿意并肩站在一起的清醒選擇。

那盒帕羅西汀已經三個月沒打開了。醫生上次復診時說：“狀態不錯，可以減量了。”

李秀芬想，也許真正治愈她的不是藥，而是那份終于說出口的“不”，和終于守住了的“我”。五十二歲，還不算太晚，她還能學會如何愛自己，以及在愛自己之余，如何與另一個人相安無事地共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