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汝京離開中芯和臺積電后，如今怎么樣了

2000年4月，一位叫張汝京的臺灣半導體專家，帶著工程師和技術骨干，從海峽對岸來到上海張江。他們在一片農田和魚塘邊上，打下中芯國際的第一根樁。

當時的背景，現在回想起來依然覺得窒息。那是個人電腦開始普及、手機即將爆發的黎明前夜，全球電子產業的心臟——芯片，卻幾乎被美國、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壟斷。中國大陸的電子制造業，用業內一句略帶苦澀的自嘲來說，就是“八個億的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我們造得出漂亮的殼子，卻造不出里面最核心的那顆“芯”。

更殘酷的是技術封鎖。西方世界有一個名為《瓦森納協定》的出口管制機制，像一道無形的鐵幕，將先進的光刻機、蝕刻機等芯片制造設備牢牢擋在國門之外。你想買？對不起，涉及“敏感技術”，民用也不行。那種感覺，就像你想學跑步，別人卻連一雙像樣的跑鞋都不賣給你。

拓荒

張汝京就是在這樣的時刻，做出了那個被后世反復提及的選擇。在離開臺積電前，董事長對他下了最后通牒。話很難聽，但意思很直白：你要去幫大陸建芯片廠，就是跟這邊劃清界限。你在臺積電這么多年攢下的股票、期權，價值幾個億，一步踏出去，就全部歸零。

他的回答只有五個字，不要就不要。沒有慷慨激昂的演說，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后來我采訪過一位當時跟隨他北上的老工程師，老爺子回憶說，張博士那天走出辦公室的背影，挺得筆直，沒有一絲猶豫。他知道前面是什么，是一片技術的荒漠，是國際巨頭的圍堵，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懷疑和壓力。但他更知道，有些事，總得有人去做。

為什么是他？張汝京不是愣頭青。他1948年生于南京，長于臺灣。他的半導體生涯始于1977年，那一年他加入了美國半導體巨頭德州儀器（TI）。在TI的二十年里，他并非一直待在實驗室，而是深入一線，從帶領工人安裝、生產、維修的基層“小工頭”做起。這段經歷為他日后成為“建廠狂魔”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

1990年左右，他跟隨世界頂級的芯片工廠建設大師邵子凡博士，開啟了全球建廠之旅。他的足跡遍布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參與建造和管理了超過10家晶圓工廠，練就了一身“開荒立樁，不出兩年走上正軌”的硬本領，成為業內公認的“建廠高手”，也是芯片制造領域的頂級專家。后來受邀回臺，是臺積電建廠初期的核心人物之一。論技術，他是世界級的；論財富，他早已財務自由。用今天的話說，他完全可以選擇躺平，享受人生。

觸動他的，或許是一種更深層的東西。他的父親張錫倫是冶金專家，親身經歷過國家工業積弱的年代。父親曾對他說，中國人不缺聰明的腦子，我們缺的是工業的根基。這句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他心里。當他看到大陸龐大的市場、充沛的工程師資源，卻因為缺“芯”而受制于人時，那種“憋屈感”和“必須做點什么”的沖動，壓倒了對億萬財富的留戀。

中芯國際的起步，是一部真實的“拓荒記”。張汝京選中的廠址，在上海浦東張江，當時那里還是大片農田和魚塘。據說建廠打樁時，還能聞到泥土和魚腥味。資金是另一個難題。雖然得到了上海市政府和一些國資背景的投資，但相比動輒百億美金起跳的芯片建廠成本，仍是杯水車薪。

張汝京使出了渾身解數。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半導體界積累的人脈和信譽，全球“化緣”。從美國、歐洲、日本，甚至從臺灣地區，一點點湊齊了二手但尚可用的設備。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二手設備，一流工藝”策略。別人淘汰的生產線，在他手里經過改造和優化，竟然能生產出當時不算落后太多的芯片。這種極致性價比的打法，是中芯國際能在巨頭夾縫中生存下來的關鍵。

人才是更大的挑戰。大陸當時極度缺乏有經驗的半導體制造人才。張汝京就從海外招募，從臺灣地區吸引，同時在國內大規模培養。他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培訓體系，把他在德州儀器和臺積電學到的世界級管理經驗和工藝技術，毫無保留地移植過來。很多今天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第一課，就是在中芯國際的車間里上的。

暗戰與代價

中芯國際的成長之路，遠非一帆風順。它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要闖入一個由國際巨頭劃定規則、充滿專利地雷的叢林。最大的挑戰，來自海峽對岸的老東家——臺積電。

2003年，臺積電在美國加州起訴中芯國際，指控其侵犯專利和竊取商業機密。這場官司曠日持久，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中芯國際的頭頂。訴訟不僅耗費巨額的律師費，更嚴重打擊了投資者信心，阻礙了其與國際客戶（尤其是美國客戶）的合作。

2009年，這場漫長的訴訟以中芯國際敗訴并達成和解告終。和解條件極為苛刻：中芯國際需要向臺積電支付數億美元賠償，并出讓相當比例的股權。而和解協議中最刺痛人心的一條是，創始人張汝京必須離開他一手締造的公司。

我記得當年看到這條新聞時，內心五味雜陳。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放棄了億萬家產，忍受了九年的艱辛創業，最終卻要以這樣一種方式離開。業界一片唏噓。有人說這是商業規則的冷酷，有人說這是技術后發者必然要交的學費。但當我后來讀到張汝京離職時的內部信，里面沒有抱怨，只有對同事的感謝和對公司未來的祝福時，我忽然理解了另一種東西——一種超越個人得失的“使命未竟”的托付感。

他的離開，并沒有讓中芯國際倒下。相反，這家公司在他打下的基礎上，經歷了陣痛、調整、重組，逐漸學會了在國際規則的鋼絲上行走。它開始更加注重自主創新和知識產權積累，雖然過程緩慢而艱難。張汝京種下的那顆種子，已經破土而出，具備了頑強的生命力。

離開中芯，仍是“補芯人”

故事到這里，如果結束了，那只是一個悲情英雄的劇本。但張汝京的人生劇本，顯然不是這樣寫的。離開中芯國際后，他并沒有退休。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一輩子，就干了一件事，搞半導體。只要還能動，就得繼續干。

他轉身投入了半導體產業鏈的更上游——硅材料和大硅片制造，創辦了上海新昇半導體。為什么是硅片？因為這是芯片制造的“糧食”，而當時中國的大尺寸硅片幾乎全部依賴進口，是另一個被卡脖子的關鍵環節。在他看來，中芯國際解決了“做飯”（芯片制造）的問題，但“米”（硅片）還得靠別人，這不行。

再后來，年過七旬的他，又瞄準了第三代半導體（碳化硅、氮化鎵）這個新興賽道，在青島創辦了芯恩集成電路有限公司。這一次，他嘗試的是一種創新的“共享IDM”模式，旨在降低設計公司的門檻，推動整個產業鏈的協同發展。他似乎永遠在尋找中國半導體產業最薄弱、最需要補上的那一環，然后把自己填進去。

在看采訪時，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談起技術路線和產業瓶頸，眼里依然有光。那一刻我忽然覺得，他當年扔掉的那些股票，或許早已以另一種形式，增值了無數倍——它變成了大陸第一條8英寸芯片產線，變成了成千上萬名受過訓練的工程師，變成了一種敢在荒原上種樹的精神火種。

回響

張汝京放棄的股票，按當時的市值和今天的臺積電股價估算，價值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有沒有人算過，他參與奠基的中國大陸芯片制造業，以及由此帶動起來的龐大設計、封測、設備、材料產業鏈，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創造了多少產值，支撐了多少就業，避免了多少因“缺芯”而可能遭遇的戰略風險？這筆賬，無法用金錢衡量。

歷史常常是由一系列偶然的選擇構成的，但這些選擇背后，又有其必然。張汝京的選擇，源于他那一代知識分子深沉的家國情懷，源于對芯片產業規律的深刻認知，也源于一種樸素的責任感——看到國家需要，而自己恰好有能力，于是就去了。

芯片這一行，急不得，也停不得。需要的是耐心，是堅持，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決心。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芯的長征還在繼續，但幸運的是，荒原上已經走出了路，后來者的腳下，多少有了一些前人鋪就的碎石。這，大概就是一個選擇所能擁有的，最厚重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