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簫白讀《江南以南》｜時間、空間與人：地方歷史的寫法

《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楊斌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552頁，98.00元

《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是一本關乎故鄉的寫作。品讀是著的題記，其實能感到字里行間所透出的一種揮之不去的淡淡憂緒。據作者楊斌自述，其人十三歲時即少年離家，爾后一路走到京城，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中看到了家鄉以外的世界。自此，楊斌的人生好似按下了加速鍵，先是負笈西渡、在大西洋邊的波士頓求學數載，又先后在新加坡、澳門、香港感受了二十年有余的南洋味道。有人說，故鄉是屬于游子的。因為只有在遠方的映襯下，才能凸顯故鄉炊煙暖陽的美好，也只有因為故鄉的存在，游子才必須還鄉。但對于離鄉四十載的楊斌而言，他真的回得去他的故鄉嗎？年少時家門口黑黝黝的烏龍山，恐怕如今已是另一副模樣了；外婆口中“建德縣嚴州府，吃了早飯再洗臉”的反語，大概也只得停留在久遠的記憶當中。但縱然滄海桑田、世事變遷，即使物是人非、鬢毛已衰，鄉音難改的楊斌還是找到了一條回到故鄉的方式：那就是通過書寫屬于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故鄉的歷史。

《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同時是一本不容易閱讀的、但是充滿個人色彩而因之靈動的寫作。一方面，書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名、地名、數目字的考證，充滿了嚴州府、建德縣甚至作者家鄉乾潭的地理、人事、物產、環境細節，有時會讓讀者難以跟上跳躍的敘述節奏或明了作者的寫作意圖；另一方面，是著亦因濃郁的個人色彩而常常顯得相當活潑。讀者可以在書中看到很多非常“楊斌”的地方——比如落難返鄉的琉球漂流民和鄂多立克的所聞所記便凸顯了作者對跨區域聯動一如既往的興趣，而在考察楊太后越南成神相關史事時，讀者也不難讀出作者在考訂澳門哪吒廟傳說時的那般興奮。更不必提及作者的家史書寫，通過爬梳數代先祖的身份、年代、事跡，楊斌以自家先輩為例，嘗試呈現百年之間蕓蕓眾生的人物群像，借著敘寫他們的生老病死，深描了普通山鄉百姓艱難辛苦卻堅韌忍耐的一生。歷史學家往往被要求客觀理性地處理自己的研究對象，少有的人情味常常都被擠在著述的后記中——而反觀《江南以南》，則恰恰是緣于作者與書寫客體的特殊關聯，顯現出他著不太常見的溫度與情懷，亦因之能夠引起讀者的理解與共情。

楊斌接受《上海書評》采訪，談論了“江南以南的嚴州與地方史書寫新范式”，而本文的標題則是“地方歷史的寫法”——為何筆者不用“地方史”而取“地方歷史”的表述呢？這一字之差，實出于筆者對于概念較為狹隘的定義和使用方式。質言之，筆者眼中的“地方史”概念，有其具體的史學史來源，尤其與西方漢學、日本漢學發展過程中對于地方社會的關注有關。就前者言，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Bol）曾發表題為“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的名篇，從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文化精英階層的出現、具有地方意識和本地主義的思想觀念的形塑等幾個維度，強調了“地方史”視角對于理解宋代以后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此語境中反思了宋以降國家與地方關系的調適。這篇文章，一般被譯作《地方史的興起》，其刷新范式的野心自不待言；就后者論，森正夫、岸本美緒、上田信、檀上寬等學者先后提出需將國家框架相對化，并通過聚焦共同體、重新審視鄉紳群體來修正以階級作為抓手解釋明清中國社會的邏輯，并由此引出了日本學界通過叛亂、宗族、移民、信仰等維度深化對歷史中國地域社會的認知。西洋、東洋對于地方社會的強調與重視掀起了不小的史學思潮，一定程度上刺激并導致了今日中國地方史研究的熱度（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三十余年前從大灣區發軔并逐步蔚為大觀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方法亦功不可沒）。

相較而言，所謂“地方歷史”的書寫則因為沒有“地方史”那種學術研究脈絡層面的負擔，可以在外延相對模糊、不必強求問題意識的寬松環境下進行得更為松弛一些。《江南以南》便是這樣風格的一部作品：全書不見學術八股的緊張和規訓感，而是興之所至便信手拈來。這樣的寫法有時可能顯得過于瑣細，更多時候則能夠讓人拍案擊節，并在輕松的敘述中牽引出讀者的學術思考：筆者構思本文的初衷便緣于閱讀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片段式隨想，并最終落實在“地方歷史”到底應該怎樣書寫的話題上。

要想簡單地概括《江南以南》的內容實在不太容易，因為作者并未采用所謂“地方歷史”的一般寫法。在一個鋪陳歷史舞臺的、對于嚴州地理環境進行大致描摹的章節以后，作者雖然循著時間進行敘述，但基本只選取了不同歷史時段中讓作者“心思一動”的話題。在《上海書評》的專訪中，面對采訪人關于是書并未覆蓋某些議題的發問，楊斌給出了一個精妙的比喻，即寫作者“就像廚師做菜，一桌盛宴，十個菜八個菜足矣，其中有兩三個是飯店大廚的拿手菜，這已經很不錯了”，因之不必面面俱到。筆者以為，這樣的態度恰好指向了對“地方歷史”寫作的一個提示，即不應將地方的歷史寫成王朝史的翻版、中國歷史的地方版。關乎王侯將相的主流歷史敘事具有無遠弗屆的統攝力，容易在潛意識里灌注一個所謂的“文化大傳統”，并進而催促人們將“地方歷史”表述成全國通史的區域版本——用作者的話說，這便是“大致先述其行政設置與變遷，再述及經濟文化人口”，將地方史的書寫放置在王朝—民族國家的大框架下進行。當然，也并非所有地方歷史的講述都是王朝興衰的扁平注腳，不少地方的確亦在發掘區域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并進而將之概括為“某地精神”，并呼吁提出“某地學”來進行研究云云——但筆者認為，類似主張往往難逃本質主義的窠臼，亦即任何“例外論”的提出，都先天帶有保守主義的傾向，因之容易落入“地方沙文主義”的陷阱。如何在“大傳統”和“小傳統”的并置之下講好真正屬于地方的、卻又有宏大觀照的故事，確非易事。

楊斌顯然不滿足于地方歷史的舊有寫法，而筆者通觀《江南以南》，認為除卻寫法以外，是書至少還在時間、空間和主題上，能夠為日后的地方歷史寫作提供參照，或至少激發靈感。

在時間層面，《江南以南》給“地方歷史”的書寫做出了三點重要的提示。首先，是書告訴我們，在大歷史的脈搏聲中，每一個“地方”都存有獨屬于區域的歷史律動。換言之，王朝的興衰起伏并不會完全同步在“地方”的歷史節奏中：如果說王朝發展的邏輯是歷史交響曲的主旋律的話，那么地方的演進則是這首交響曲的復調——甚至會獨奏于主旋律暫時靜止之時。比如四川地區，不就是“不與天下府州同”嗎？再以嚴州為例，有時候，地方的興衰是與王朝國家的命運共進退的——且看書中頗占篇幅的宋代嚴州相關史事，無論是人口規模之巨、皇室成員的地方淵源，還是地方基建的快速發展、文人雅士的踏足詠嘆，“臨安時代”對于嚴州地方社會的全面抬升皆有目共睹；但亦有時候，國家的發展會以地方的損失為代價，地方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被犧牲的局部”。如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修快建中，因為新安江水電站和富春江水電站的落成，古嚴州域內的兩個縣域直接消失，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和社會重整，使得地方秩序經受大創。如何在央地關系的復雜變動過程中書寫地方歷史，值得我們深思。

清代道光年間嚴州府暨建德縣地圖

其次，通觀現行的“地方歷史”書寫，不難留意到的一個現象是相關作品對近現代史的敬而遠之。這或許有兩重原因，其一是中國歷史研究和敘述中往往存在著的“朝代鄙視鏈”——即越晚近的時代，被認為越缺乏歷史感，相關的研究似乎便顯得不夠厚重；其二，這自然也與書寫者的主觀抉擇有關，畢竟近代、尤其是建國以來的地方歷史，敏感話題仍多，相關史事所涉人物或仍在世，那么就更不便、以及無法拉開應有的距離去進行歷史審視和價值判斷了。但《江南以南》則在這方面讓人耳目一新——這歸功于楊斌獨到的處理方式——亦即通過書寫作者自己的家史，以點帶面且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數十年間一個普通家庭的變故與發展、汗水與血淚。余生也晚，可能無法全面而切身地體會到作者所敘時代洪流給每一個親歷者身心留下的印記。但與楊斌年紀相仿、或者那些生活在浙皖贛山鄉的人們，一定能夠從楊氏先輩的身上看到、想到太多熟悉的聲音和身影。

《江南以南》對時間線索的第三重值得留意的處理，在于對“衰敗”的直面和重視。我們大多數人在心理上是傾向于“報喜不報憂”的，這樣的心態落實于歷史的書寫和研究，便是對盛世的歌頌和大書特書，而對歷史“下坡路”盡可能避而不談。但楊斌沒有刻意略去地方社會發展過程中那些黯淡的時刻，而是予以反思性的關注——這樣的寫法，其實是能夠增加作品的歷史厚度的。如“臨安時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嚴州，在楊斌看來，便處在這樣的落寞狀態中。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樣的發展態勢或許才是屬于嚴州歷史脈絡的“常態”，而南宋時代賜予嚴州的種種機遇，則是地方發展的“變態”。進而論之，有時候，反而是那些看似不重要的歷史時刻，更能夠成為我們深化認知地方歷史的切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文欣便在進行一項關注“后漢唐時期”西安歷史的研究。漢唐之間的西安無疑處于學術聚光燈下，那么卸去盛唐光輝以后的西安又是如何經歷從帝都向省城的過渡階段的呢？這樣的歷史進程對于地方人士集體心性的形塑，當然應該去深究。與此同時，衰落的歷史又不僅僅會營造“廢都”感，甚或可能促成“時局不幸詩家幸”的“蹺蹺板”效應：且看被隋軍“平蕩耕墾”的六朝建康城，便以斷壁殘垣之姿，成為了大唐詩人們“金陵懷古”的起興之所，為南京地方歷史、甚或中國文學史留下了一個經典的文學母題。

在空間層面，《江南以南》重申了“地方”的價值，用作者的話說，就是挑戰了國家視野下的“均質化”，或者說提醒了我們去認知“地方”的多元性。即以“江南”為例，論者有謂“江南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說不清的模糊。氣象學家說江南是梅雨，地理學家說江南是丘陵，語言學家說江南是方言，歷史學家說江南是沿革，經濟學家說江南是財賦”，而即便是歷史學家眼中作為行政區劃沿革而論的“江南”，也存在多種定義的尺幅：狹義的“江南”，指涉明清時期以太湖為中心的“蘇松常嘉湖”五府政區，即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稍廣一些，則有楊斌在本書中取用的“江南”概念，即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的鎮江、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杭州七府，并以杭州和鎮江作為南界、西界。再廣一些，則有李師伯重在《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根據地理層面的完整性及區域內部的協同性而在楊斌定義之外另加上了江寧府和太倉州——這所謂的“八府一州”，可以說代表了史學界對于中觀層面的“江南”的一般認識。

不論取何種維度的“江南”而論，嚴州都是名副其實的“江南以南”，這是毫無疑問的。而筆者此處想要生發之處在于，從跨區域互動的角度而言，江南之“外緣”與所謂的“江南本部”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且如何發生關系呢？以嚴州為例，《江南以南》中談到嚴州地方以山林經濟為主，因之為杭州提供了大量的柴與炭——這與徽州的功能頗為類似——筆者關注南京歷史，史料中即能見到不少徽州商人利用長江水道運送木材、并堆積在南京江邊三山門外的記載。但同樣是靠山吃山、窮則思變，為何嚴州府的商人便沒有像徽商一般闖出一片天地呢？這個問題自非三言兩語可以回答，而筆者設問的目的則是，對于地方歷史的寫作而言，一定程度上的比較視野或許能夠讓相關書寫“本自地方”又“超越地方”。不論是何種尺度下定義的“江南”，內部自非鐵板一塊，而是不同部分發揮著不同功能。以此，江南與外部世界產生鏈接的模式亦一定是多元的：或通過軍政往來、或通過經貿互動、或通過文化交流。如果可以并置江南以南、江南以西、江南以北的不同“地方”個案，關注它們與“江南”發生關系的方式，無疑可以深化時人對于江南世界以及更為廣大的時空的認知。

從空間維度思考“地方歷史”寫作的另一種考量，在于如何定義空間范疇下的“地方”。在美國明史研究雜志《明代研究》（Ming Studies）上，俄克拉荷馬大學的杜永濤曾圍繞1577年的徽州絲絹案——沒錯，就是馬伯庸小說《顯微鏡下的大明》及同題電視劇所聚焦的那樁離奇案件——來討論了究竟何為“地方”。面對著北美中國史學界的“地方轉向”（localist turn），杜永濤問道，學界中人在討論的“地方”（local）究竟對應著多大的空間？是省級政區、府級政區、縣級政區還是大過一省的區域或小過一縣的鄉村共同體呢？杜永濤利用了絲絹案中徽州府下轄諸縣因為利益所致的合縱連橫，點出了英文學界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對所謂“地方”的始終定義不明，頗有見地。《江南以南》在這方面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是書標題中仍以“嚴州府”作為關注對象，但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楊斌的敘述則靈活地游走在嚴州府、建德縣、乾潭鎮，甚至坌柏村這數個層級的“地方”之間——這提醒我們，地方歷史的寫作完全可以在合適的范疇之中進行聚焦尺幅的贏縮，而不必像很多作品那樣，固守于針對某一個城市的政治、經貿、文化、人口等多方面的勉力而牽強的面面俱到。與此同時，《江南以南》在空間層面對地方歷史書寫進行的更大突破，在于敢于將一個看似不太重要的地方放置在全球視野下進行檢審。這自然得益于作者本人十足的功力，卻也的確緣于對新穎視角的篤信與堅持。不論是飄蕩南洋的楊氏女神、走過路過的南歐傳教士抑或是并行偶遇的琉球和英國使團，相關章節都展現了深處浙西腹地的嚴州與全球脈動的奇妙相遇。中國的諸多“地方”歷史和全球視野能夠碰撞出怎樣的火花，蘊藉了“地方歷史”讓人憧憬的無限可能。

在主題上，《江南以南》也為地方歷史的書寫貢獻了新鮮的刺激。首先，是著提醒我們年鑒學派的“總體史”（histoire totale）方法論頗值得留意。作者自己便說，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長期塑造和影響，是他書寫嚴州時始終未曾偏離的一個抓手。確實，不論是嚴州的山林經濟、交通區位，百姓的日常生計甚至性格習俗，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歸因于地理條件和生態樣貌無形中的形塑。地方歷史的寫作者，便應該勠力從在地水土里找到養育一方百姓集體心性（collective mentality）的地域密碼。其次，楊斌是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人”來書寫地方的。而他筆下的“人”更是復數，因為他不僅僅關注了帝王將相這些一般認為的大寫的“人”，更傾心矚目邊緣人、小人物，給以寡婦、貳臣、漂流民、傳教士足夠的篇幅，并通過呈現這些個體生命歷程中的綿密肌理，將地方歷史的人事細節娓娓道來。進而言之，《江南以南》不局限于對人物的書寫、不被重要歷史事件左右敘事的豐寡程度，包括人文勝景和交通基建的諸類“景觀”（landscape）亦獲得了作者足夠的關注，并通過講述景觀內涵的歷時性嬗變、交通基建背后所反映的權力結構而對地方歷史進行更為立體化的書寫。

建德思范坊

再次，楊斌致力于發現地方特色，而這種對地方獨特性的發掘，又不是去概括某種“嚴州精神”，或高喊“嚴州學”的口號，而是回歸到地方的歷史語境中，去考察嚴州扮演的真實歷史角色及其重要性——這一點，在筆者看來，即落實于對嚴州之交通區位的深入探索。楊斌對此面向的寫作，是通過聚焦橋與路來實現的。《江南以南》中有數個章節都圍繞著橋和路展開，從宏觀的角度而論，這當然指向了嚴州在更大時空中發揮的區域功能，即連接性。一方面，書名“江南以南”已然點出了嚴州與施堅雅所定義的江南“大區”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嚴州以山林經濟為主，和浙江沿海及福建的社會經濟特質差別極大，因之亦不完全從屬于“閩浙”大區。在此語境中，嚴州便可以被認識為施堅雅所定義的宏觀大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其通道屬性因之濃重，影響了地方歷史的演進模式，亦使得嚴州由此具備了更多的比較研究的潛力。

《江南以南》在主題上能夠為地方歷史寫作提供的第四重借鑒，在于是書聚焦的對象——嚴州所蘊含的某種“不確定性”。試問，如果楊斌書寫的客體是北京、上海、西安、南京這樣的城市，那么某種被預設的，甚或已然具備正統性、合法性的敘述邏輯勢必會對作者的寫作方式和角度產生束縛。但嚴州不會。筆者并未做足夠的功課，但姑且揣測，想必關涉嚴州的地方演進，應當沒有特別系統的通史性書寫，相關研究的主題恐怕亦是零星散布。以此，楊斌面對的可以說是一張留白較多的畫布，可以任由他手隨心動地揮灑涂抹，寫一寫傳說，談一談人物，說一說橋梁，思一思故人。相較而言，一部關乎南京地方歷史的寫作，可能就更容易遭到文學敘述“大傳統”虹吸效應的影響。如葉兆言所著《南京傳》，自然從文筆、主題、敘事、厚重程度等方面來說，皆屬質量上乘之作，但筆者作為專研南京城市歷史的學者，對于相關史事尚算熟稔，因之讀來總覺得有點缺乏新鮮感。相較而言，反而是張新奇所著《南京傳》因其突破性的講述方式，而讓作者眼前一亮，但觀其豆瓣評價，似乎這樣的敘述風格又難為大家所認可。不同樣貌的地方傳記孰優孰劣，這當然應該交由讀者去評判，但筆者在這里想說的，則是地方歷史的寫作，不應該只有一種寫法。且看深耕于南京城市史寫作的另一位作者薛冰，不就已然在八十高齡時尚在嘗試城市故事的不同書寫可能嗎？薛冰十年前的《南京城市史》，仍取用的是中規中矩的歷時性敘述，而其去年所出版的《煙水氣與帝王州》，在筆者看來，則筆法更為輕巧，話題亦更靈動，與《江南以南》表現出類似的審美趣味。而這樣的寫法甚至讓筆者聯想到了關乎南京地方史的兩部重要文獻——《客座贅語》和《白下瑣言》。這兩部作品一明一清，皆是筆記性質的地方軼事集萃，但因文體的緣故而不拘一格，可以信馬由韁、任性收錄，雖然存在看起來駁雜散漫的危險，但是卻呈現了地方歷史的多元和有趣。

行文至此，篇幅已備，不妨略作收束。本文為楊斌教授大作《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的閱后隨想，起初不過是零散的看法，為求成文系統，略作歸納，從寫法、時間、空間、主題方面稍作引申，談一談筆者對“地方歷史”如何書寫的看法。今日中國千城一面給人造成的疲憊感，想必讀者多能共鳴。當江南水鄉和西南古鎮里販賣的竟然是同款奶茶時，我們不禁會對“多元”的世界產生更迫切的向往。而地方歷史的千姿百態，或許是給當代中國無數個“地方”提供多樣性的最直接也最易得的思想資源。“地方歷史”寫作需要不同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不僅能在中國敘事里看到很多個“地方”，更在很多個“地方”的歷史和現實里看到不一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