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頓78歲出山獻中國忠告，特朗普或暫緩對華政策

78歲的克林頓又提到了中國，不是在白宮，也不是在國際會議現場，在新書訪談中，他留下了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

這句話被很多美國媒體解讀為“說給特朗普聽的忠告”，但是問題是，特朗普是否真的在聽。

克林頓這次發聲，表面上是因為中國九三閱兵而觸動的，實際上更像是一種遲來的自我反省。

克林頓這次主動談及中國，更像是一場遲來的自我反省。

畢竟，他是當年力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核心人物之一，如今中美關系的發展軌跡，早已把美國當年的判斷一條條推翻，這一點他心里比誰都清楚。

在這次新書訪談里，克林頓沒回避自己當年的角色。

他直言，當年全力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不是出于什么理想主義的想法，而是帶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的戰略考量。

簡單說，美國當年的算盤很明確：把中國納入到自己主導的規則體系里，讓中國慢慢被“制度同化”，最后變成現行體系里的一員，跟著美國的規矩走。

這不是隨便猜測的，克林頓自己也承認，當年他就預判到中國遲早會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他的目標是確保那一天到來時，不會對美國不利，也不會給雙方帶來危險。

那時候的他，對這套“規則同化”的邏輯充滿信心。

但實際情況完全沒按美國的劇本走。

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后，沒有被所謂的規則改變，反而抓住全球化的機遇，快速完成了產業升級，在全球分工體系里穩穩站住了腳。

要知道，中國當年加入世貿組織，承擔的義務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都要高。

比如工業品平均約束關稅承諾到9.1%，遠低于阿根廷、巴西等發展中國家30%以上的水平；農產品平均關稅降到15.2%，也遠低于發展中成員56%的平均水平，還放棄了農業出口補貼等權利。

即便在這樣苛刻的條件下，中國依然憑借自身努力實現了發展。

從數據就能清楚看到，中國入世后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建國初期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不足20%，2023年已經達到95.1%；其中機電產品這類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占比，從1980年的7.8%提升到2023年的58.5%。

在一個又一個領域，中國要么在追趕美國，要么已經和美國并駕齊驅，甚至在不少方面拉開了差距。

這一切都說明，美國當年那套“規則改變中國”的邏輯，已經徹底失效了。

克林頓的反思，不只是承認自己在中美關系判斷上的失誤，更深層次的是對全球化的重新思考。

美國在全球化初期確實賺足了好處，大量美國企業通過“在美國研發、在中國生產、再高價賣回美國”的模式賺取了巨額利潤，美國對華商品出口增長505%，服務貿易出口增長802%，中國還成了美國在北美以外的最大商品市場。

但問題在于，這些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并沒有公平地分給美國國內社會。

最明顯的就是大量制造業企業外遷，美國中西部的工廠一個個遷走，隨之消失的還有大量工作崗位。

美國原本想把利潤率高的研發環節留在國內，把不掙錢的制造環節遷出去，卻忽略了研發創新會跟著制造環節走的規律，最后導致制造業成批搬走，產業體系出現嚴重損壞。

這種產業鏈斷裂的影響，直接落到了普通美國工人身上。

克林頓自己也坦承，美國領導人沒能兌現承諾，給在全球化中掉隊的美國人提供足夠幫助，還低估了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

后來正是這些對貿易政策不滿的“鐵銹帶”選民，讓他的妻子希拉里在2016年大選中敗給了特朗普。

這也是為什么現在美國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會反彈，逆全球化思潮越來越嚴重的重要原因。

美國媒體把克林頓的話解讀為“給特朗普的忠告”，核心意思就是希望特朗普認清現實，不要一味對中國強硬施壓。

但從特朗普當前的執政動作來看，他會不會聽這份忠告，還是個未知數。

根據2025年特朗普回歸執政后的表現，他的對華政策延續了“美國優先”的思路，呈現出“極限施壓—階段緩和—再度施壓”的循環節奏。

一方面，他多次用加征關稅作為談判籌碼，在芯片、人工智能等敏感領域強化“科技脫鉤”傾向；另一方面，在兩國經濟都感受到沖擊后，又會出現階段性的緩沖和談判窗口。

特朗普的核心訴求是通過強硬手段換取談判優勢，而不是真正放棄打壓中國。

克林頓的忠告，本質上是希望美國回歸理性，承認中國發展的現實，通過合作而非對抗實現共贏。

但特朗普的執政邏輯更偏向“交易式談判”，只要他覺得強硬政策能帶來政治或經濟上的好處，就很難真正暫緩對付中國的步伐。

說到底，克林頓的發聲，既是對自己當年政策的復盤，也是對美國當前對華策略的提醒。

但中美關系的走向，最終取決于美國是否能認清全球化的趨勢和中國發展的現實。

試圖用規則束縛中國、用打壓阻擋中國發展，過去沒成功，現在和未來也必然不會成功。

《克林頓新書發布會上重提萊溫斯基 堅稱無需再道歉》——

《“克林頓：知道中國取代美國那一天會來，希望到時候…”》——觀察者網官方賬號

《環球時報：中國加入WTO不是美國"恩賜" 而是美國受益》——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