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曉燕 趙鶴｜投資于技能：再工業化背景下技能人才培養的戰略定位和體系再造

編者按：學習好貫徹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切實謀劃好、推進好“十五五”時期教育改革發展，奮力譜寫以教育強國建設支撐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篇章，是當前教育系統的重大政治任務。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組織精銳科研力量，在媒體平臺廣泛開展闡釋研究，推動教育強國建設邁向積厚成勢、系統躍升。現摘取部分優秀成果，陸續推出，以饗讀者。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中后期，隨著全球化加速推進和服務經濟興起，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工業資本開始向服務業或者其他國家轉移，逐步將制造環節外包至新興市場國家，借由“去工業化”浪潮，實現了“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然而，制造業的持續外流導致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嚴重金融化與實體經濟空心化，最終誘發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歐美國家開始反思危機前的“去工業化”進程，“制造業是否仍然重要？”成為全球輿論與政策討論的焦點。世界主要經濟體先后出臺再工業化或新型工業化戰略，以期通過制造業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從而推動新一輪“再工業化”浪潮興起。

學界對“再工業化”的研究也迅速升溫。《韋伯斯特詞典》將“再工業化”界定為“一種通過政府扶持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尤其側重于對舊工業部門的振興和現代化，并鼓勵新興產業的發展”。現有研究普遍將再工業化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20世紀中后期側重解決老工業區改造問題；20世紀80年代面對日美制造業競爭格局的逆轉，美國里根政府提出恢復制造業地位的主張，通過市場機制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以重建實體經濟為目標的新一輪戰略轉型階段。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大國博弈與地緣對抗升級，國際戰略格局加速演變，新冠疫情造成的生產受限和全球供應鏈中斷等多重因素疊加，加速了全球經濟再工業化進程。以科技創新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成為競爭的核心，各國更加強調產業的自主、安全、可控，通過制定和實施更加積極的再工業化或產業升級政策，增強產業韌性，搶奪世界制造業高地。我國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做大做強先進制造業”。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12項戰略任務，其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被列為首要任務，凸顯國家以實體經濟為根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本研究所討論的再工業化主要聚焦于這一階段，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廣泛推行、以政策干預引導制造業回歸與升級的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

技能人才是再工業化的決定性力量。然而，在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中，各國普遍遭遇技能人才瓶頸：制造業技能人才短缺，更突出的是結構性錯配。已有研究發現，一些國家中，中學階段職業教育的衰退以及社區大學“升學導向”，削弱了服務本地產業技能人才的培養，造成供給側數量減少。結構性錯配主要源于技術的快速更迭，數字化、智能化加速滲透傳統工業體系，產業對復合型技能的需求躍升，既有的培養體系更新滯后，使得人才的結構與質量偏離產業需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指出，宏觀層面的產業政策（如生產補貼、關稅）雖能在短期內拉動國內產能，但其長期成效取決于起點的技術差距與技能“干中學”的效率。因此，破解瓶頸的關鍵在于面向產業變革重塑技能人才培養體系，打造高質量的技能人才隊伍。在全球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深度演進的時代背景下，系統研究再工業化戰略的使命、特征，技能人才供需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破解矛盾的前瞻性探索，對于優化我國高技能人才培養的政策設計、科學布局培養體系具有現實的參考意義。

二、新一輪再工業化對技能人才的新需求

全球新一輪再工業化戰略布局下，筑牢產業安全根基是基本前提，旨在實現關鍵領域的自主可控；技術創新作為核心驅動力，全方位賦能產業體系；伴隨著技術迭代，培育綠色低碳的可持續動能成為推動產業轉型的方向；最終指向贏得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優勢，實現價值躍升與全球引領。這一產業領域的根本性變革，必然傳導至勞動力市場，對技能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一）戰略安全需求：保障關鍵領域的緊缺專精人才

新一輪再工業化在世界局勢表現出巨大的不確定性背景下展開。各國普遍認識到，制造能力不僅關乎經濟發展，更關乎國家安全與戰略自主。一項針對歐美企業高管的調查顯示，90%的受訪者將地緣政治緊張視為再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力，航空航天與國防行業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3%。有學者認為，半導體、稀土、先進制造與能源獨立等關鍵產業的再工業化，應當被賦予與軍事備戰同等的重要性。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后，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提出以“國防驅動型”產業政策推進“再工業化”的方案。在此框架下，新一屆政府初期的工業戰略將國防需求與本土制造業復蘇深度綁定，力圖通過軍事訂單拉動國內產業重建與產能擴張，刺激經濟發展。政策層面迅速發力，2025年推出的《大而美法案》為國防領域新增1500億美元投入，重點投向擴建彈藥、造船等本土生產線；而總投資預計達1750億美元的“金穹”導彈防御計劃，特朗普則明確要求全程實現“美國制造”。歐盟試圖通過政策支持（如補貼、優惠貸款等形式）推動制造業復興，尤其聚焦于半導體、稀土材料、電池等戰略性行業，近年來推出《民用、防務與航天產業融合行動計劃》《歐洲國防工業戰略》“歐洲防務工業計劃”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強化國防產業整合。再工業化的政治與安全使命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伴隨著這一進程，技能人才的定位也發生了轉變，不再僅是受產業和市場驅動的生產要素，越來越被視為關乎國家戰略安全的重要“戰略資產”。有學者指出，“投資下一代科學家、工程師和國防技術人員與投資下一代武器系統一樣至關重要”。這一認知在國際層面已有共識，各國再工業化政策普遍將半導體、關鍵材料、先進制造、國防工業等關鍵領域具備精深專業能力的技術人才視為實現產業自主可控的重要保障。我國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其根基正在于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而能否培養并有效配置一批扎根關鍵領域、掌握核心技能的專精型人才，不僅關系到產業體系的現代化水平，更直接影響到國家戰略安全底線。

（二）技術賦能需求：面向前沿科技的創新應用人才

新一輪再工業化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展開。一方面，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已不再呈現直接的線性推進關系，互動更加復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納米科技、生物技術等前沿科技領域交叉融合，廣泛覆蓋所有行業和領域，通過賦能增效推動產業鏈從低端向高端躍升。技術密度是塑造21世紀制造業優勢的關鍵，從而決定著新一輪再工業化是一次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新型工業體系重構。

前沿科技的賦能效應并非自發實現，技術優勢也并不能自動轉化為產業優勢，其中關鍵環節在于“人才”。伴隨著技術賦能進程，生產鏈各環節的工作性質正加速向創新性、研究型轉變，傳統技能正在加速失效。普華永道預測，到2030年左右，美國38%、英國30%、德國35%、日本21%的就業機會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這些趨勢表明，傳統的勞動力結構面臨極大挑戰。研究顯示，盡管最前沿的科學活動是提升生產率和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創新的實現絕不能僅依賴科學家，非科研技術的人力資源群體，以及科研隊伍中非理工背景的人員，同樣在創新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具備實際操作能力與通用技能的高技能勞動者，才是真正決定技術能否廣泛擴散、落地應用的關鍵角色。技術賦能的新一輪再工業化對勞動者的技能結構提出了更高要求，技能人才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與操作能力，更應擁有持續創新的素質，適應技術迭代、推動技術落地的高階能力。

（三）發展動能需求：支撐綠色轉型的綠色技能人才

新一輪再工業化發展動能向綠色化、可持續方向轉變。當前全球面臨突出的能源問題。一方面傳統能源趨于枯竭，供應穩定性減弱、價格波動頻繁；另一方面地緣政治沖突加劇資源產區風險，導致產能受限，進一步激化全球能源緊張局面。推動綠色能源發展已成國際共識，各國積極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轉型。歐盟提出《綠色協議工業計劃》等政策加速能源轉型；日本先后出臺《2050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后疫情時代的經濟產業政策》等重要政策，重點支持氫能、海上風電等關鍵領域轉型。

綠色轉型正在塑造未來的技能需求，即勞動者必須具備與之相匹配的“綠色技能”。盡管目前對“綠色技能”尚未形成完全統一的定義，且在各類國際組織的政策文件中常與“綠色工作技能”“綠色轉型所需技能”等術語交替使用，但“綠色技能”的內涵是一致的，主要指遵循相關環境法規和要求，在生產生活中能促進實現環境可持續性的知識、價值觀與技能，是推動綠色轉型的核心要素。綠色技能的應用覆蓋范圍幾乎遍及所有行業，要求勞動者掌握節能設備操作、污染物監測、生態系統管理等新技能。根據領英的數據，2022—2023年期間，全球48個國家中，綠色技能人才在勞動力中的占比增長了12.3%，綠色技能人才的規模迅速擴張；從就業來看，盡管全球整體招聘活動有所放緩，但同一時期要求至少具備一項綠色技能的職位發布占比增長了兩倍，凸顯出綠色技能人才已成為推動就業增長的重要引擎。

（四）產業競爭需求：主導價值鏈競爭的復合型人才

新一輪再工業化在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中推進。隨著生產過程的跨國分工與專業化配置日益深化，國家間在產品的研發、制造、銷售等環節形成了層級化、鏈條式的協作關系，逐步構建起全球價值鏈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在此結構中，高位環節歷來由先進經濟體及其龍頭企業主導，諸如研發設計、核心技術、平臺運營與規則制定等職能，構成了價值鏈的主導層級，而新興經濟體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中低端制造與加工組裝等環節，從屬并依附于前者。受金融危機、地緣政治局勢和技術變革等多重因素影響，全球生產分工逐漸放緩，全球價值鏈進入了深度調整與重塑階段。跨國企業和各國政府開始“重新布線”其全球生產與供應網絡，再工業化成為各國爭奪價值鏈主導權與控制力的重要路徑。隨著新興經濟體加快技術升級并持續向價值鏈上游攀升，既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格局正在發生松動，發達國家在部分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推動再工業化，以鞏固和強化其在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既有優勢，加強對核心技術、關鍵資源和產業體系的控制力。相較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再工業化進程則更多面臨如何借助價值鏈重構的契機，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從中低端加工向高附加值環節邁進的現實任務，力圖在全球產業體系調整中擺脫“跟隨者”的角色，培育自身的產業競爭力。

全球價值鏈競爭已從單一技術優勢轉向系統性能力的整合。世界經濟論壇指出，技術引進與應用的速度、員工技能提升的速度，是決定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能否占據主動的關鍵因素。據統計，全球約60%的勞動者仍需通過大規模系統培訓才能滿足價值鏈重構的技能需求，幫助80%員工具備跨職能工作能力，同時使20%人員專注于專項技能提升，可顯著增強企業組織柔性與市場競爭力。具備先進技術素養、管理能力、跨文化溝通與戰略思維等多元素質的復合型人才，成為各國爭奪價值鏈競爭優勢的關鍵。為此，各國亟需加速構建本土技能生態，著力培養既懂技術、又通管理、兼具國際視野與戰略洞察的復合型技能人才。

三、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中的技能供給困境

新一輪再工業化對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從供給端看，當前技能人才供給難以適應和滿足新一輪再工業化的需求，勞動力市場缺乏高技能人才、技能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存在錯位、職業吸引力不足等問題掣肘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

（一）高技能人才短缺制約產業升級

以制造業創新為主要特點的新一輪再工業化顯著增加了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多崗位向高技能方向傾斜。受產業結構變化、培養周期較長、課程與實訓培養滯后等因素影響，高技能人才供給的增速跟不上產業升級的節奏。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出現了明顯的技能短缺，從業者群體的技能水平難以滿足產業發展需求，形成持續性人才缺口。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到2033年美國制造業可能新增380萬個崗位，但其中近一半面臨無人可用的問題。技能短缺已成為制約美國再工業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數據分析、網絡安全等新興技術領域的重大障礙。歐洲多行業也正面臨類似的問題。目前歐洲共有42類職業存在勞動力缺口，建筑、交通、醫療和信息通信技術領域尤為突出。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羅克薩娜·明扎圖（Roxana Minzatu）強調了這一問題，“80%的企業難以招聘到具備所需技能的員工”，我國同樣面臨技能人才“總量不足、結構不優”的現實問題。2024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會同相關部門啟動“高技能領軍人才培育計劃”，力爭3年內新增高技能人才約500萬人，重點面向先進制造業等領域加快培養復合型、數字型技術技能人才，以緩解產業升級背景下的技能缺口。此外，少子化、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進一步加劇高水平技能人才的短缺。

（二）技能錯配加劇青年“技術性失業”

當教育供給與產業需求出現脫節，青年勞動者所掌握的技能難以匹配新興崗位要求，便形成了多維度的技能不匹配現象，即技能錯配。技能錯配是一項很難評估的指標，因為一項工作需要廣泛的技能，而員工可能擁有其中一些技能，但缺乏其他技能。但可以肯定的是，技能錯配廣泛存在，既有資格證書與崗位要求不符的“資格錯配”，也有所學專業與所從事領域偏離的“專業錯配”，更普遍的是勞動者掌握的實際技能與工作任務要求存在落差的“技能錯配”。一定程度的技能錯配在青年從學校過渡到職場的過程中屬于正常現象。研究表明，隨著工作經驗積累，個人技能會逐步向崗位要求靠攏，技能錯配率將自然下降。然而，新一輪再工業化源于深刻的產業結構與技術范式變革，由此引發的技能需求變化是結構性的，當教育體系無法及時響應這種變化，技能錯配即從個體的適應性問題演變為制約產業發展的結構性問題。特別是青年群體，一旦所受教育與就業脫節，就會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成為最脆弱的群體，面臨“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歐洲培訓基金會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勞動力市場的技能錯配是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過去數十年間，美國、法國等國家制造業比重的持續下降，引發了就業結構的顯著變化，其負面影響至今在一些領域仍有顯現，短期內難以徹底消除。傳統制造業崗位的急劇流失使得青年，尤其是低學歷者，實現社會流動的通道嚴重收窄。當前，全球面臨的是制造業崗位流失與新興技能崗位供給不足同時存在的矛盾，青年失業，尤其是“技術性失業”加劇。這種雙重困境使得單純恢復制造業就業崗位數量已不足以解決問題，必須通過新一輪再工業化，在產業升級與技能提升的良性互動中，為青年創造具有持續競爭力的就業路徑，這也正是各國推進新一輪再工業化的關鍵動因之一。

（三）技能職業吸引力不足降低勞動力從業意愿

盡管制造業正向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轉型，但技能職業的整體社會吸引力依然偏低。“重學歷、輕技能”的社會觀念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就美國而言，自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制造業就業人數持續下降，許多年輕人，以及影響其職業選擇的父母和教師，往往不再將制造業視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路徑。這種認知至今仍未根本改變。根據德勤與美國制造業協會的聯合調查，盡管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制造業對國家經濟至關重要，但僅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制造業工作是“有趣、值得從事、環境清潔、安全、穩定且有保障的”；愿意鼓勵子女從事制造類職業的人不足三成，普遍擔憂“工作穩定性弱、職業路徑不清晰、薪酬不足”。這一認知也影響了青年群體的職業選擇。麥肯錫的調研亦顯示，即便是有意進入制造業的“Z世代”青年，也往往缺乏職業認同感與持續意愿，他們更加看重工作意義、成長空間、靈活性和組織的關懷，而非單一的薪資激勵。這一問題的深層原因在于產業形象與當代青年價值觀之間的錯位。同時，服務業特別是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青年提供了更多符合其價值追求的就業選擇，進一步削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在新一輪再工業化背景下，如何扭轉制造業吸引力不足的現實，已不僅是企業層面人才招聘要考慮的問題，更關系到國家能否重塑現代制造業形象、吸引并留住青年人才，從而為產業轉型提供可持續的人才儲備。

四、新一輪再工業化技能人才培養體系重塑路徑

技能供給與再工業化需求間的結構性矛盾，正驅動各國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的系統性重構。這一變革不僅得到終身學習與技能開發理念的支持，也體現在各國的產業發展政策和技能人才培養的實踐探索中。

（一）終身學習與技能開發理念

自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報告中首次提出終身教育以來，終身學習理念在全球范圍內逐漸普及。國際勞工組織作為聯合國負責勞動就業與社會事務的專門機構，將就業服務與技能培訓列為重要使命，并逐步將終身學習理念系統融入對未來工作形態的戰略規劃之中。2019年，國際勞工大會通過《國際勞工組織未來工作的一百周年宣言》，進一步明確要求各成員國應推動有效的終身學習及高質量教育。國際勞工組織認為，終身學習和技能開發是體面勞動、生產力和可持續性的根本促進因素。終身學習理念強調生命的歷程也是學習的歷程，在不斷變化的工作世界，只有通過“有效的終身學習和全民優質教育”，勞動者才能夠獲得更多的技能，為未來世界的工作做好準備。國際勞工組織將“技能開發”界定為涵蓋具備勞動力市場價值或社會效用的所有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學習，其重點從傳統意義上的知識與事實傳授，轉向注重培養學習者將知識應用于真實工作場景的行為能力與綜合技能。

從時間維度看，當我們以生命周期視角審視個體時，每個人的生涯路徑并不相同——勞動者在生命歷程中將面臨多重轉換：從學校到職場、在不同崗位間流動、在就業與失業之間切換，乃至因各種原因階段性退出并再進入勞動市場。職業教育也因此超越“職業”字面范疇，呈現出更強的生涯導向與個體發展功能——應將學校教育、在職發展及各人生階段的學習置于生命周期中，確保個體在整個生涯中都能獲得持續、可及的技能學習機會，踐行終身學習。從空間維度看，國際勞工組織強調構建由政府、雇主、教育機構及勞動者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終身學習生態系統（lifelong learning ecosystem）。在這一體系中，政府部門需加強跨部門協調，制定統一的政策；教育與培訓機構應不斷改革職業教育內容與模式，增強其適配性；雇主則需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勞動個體提供在職培訓與技能提升機會；而作為終身學習的主體，勞動者也需強化自主學習意識，不斷提升就業能力。終身學習與技能開發理念，可以為理解新一輪再工業化背景下全球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的重塑方向提供系統性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的重塑路徑

（二）各國支持再工業化的技能人才培養實踐

基于終身學習與技能開發的理論視角觀察，各國在推進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中進行的技能人才培養實踐，呈現出多元化路徑。

1.戰略引領：政府主導技能人才優先培養。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中，技能人才供給不再只是教育系統的內部議題，而是被上升為國家發展的優先戰略任務。以美國為代表，多個核心產業政策已將技能人才培養作為推動制造業回流和高端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奧巴馬政府2011年推動《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時，明確提出“在美發明、在美制造、在美就業”的目標，將把制造崗位本土化與本土人才培養綁定。此后，無論是《振興美國制造業與創新法案》《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戰略》，還是特朗普、拜登政府時期先后推出的《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戰略》《芯片與科學法案》等國家層面的產業戰略，均把技能人才培養和供給體系作為政策配套的核心內容加以部署。英國也在新一輪工業政策中強化了人才與技能的戰略地位。2024年推出的《投資2035：英國的現代工業戰略》中，將“人才和技能”置于國家工業振興的戰略支撐位置，提出集中國家力量建立更為高效、響應迅速的技能培訓系統。技能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在《工業戰略2030：德國和歐洲工業政策指導方針》中被列為關鍵任務，以穩固德國和歐洲制造業的人才根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

2.產教融合：產業嵌入學校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產教融合作為推動產業升級、彌合“技能鴻溝”的重要路徑，通過將真實的產業需求與實踐場景融入教育過程，有效解決技能人才培養錯位問題。德國與日本在此方面開展了具有代表性的實踐，其共同特點在于以法律體系為頂層依托，建設產教融合生態。德國積極推進《聯邦職業教育法》與《民法典》《青少年勞動保護法》《勞資協議法》《社會法典》《職業資格確認法》等法律形成聯動；日本通過《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地區合作平臺構筑指南》等法律和政策，建立了長期、穩定的產官學對話與合作機制。產教融合的生態構建也各有探索，如德國慕尼黑的英飛凌科技公司學習工廠，就是為破解工業4.0背景下產業數字化發展引發的產教發展錯位的積極嘗試。日本企業深度參與到大學（專門職大學）、高等專門學校（高專）、專修學校等多類型教育機構的人才培養中，不僅參與課程開發，還通過真實項目與實訓、海外實習、就業保障等方式，強化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

3.就業保障：政府托底勞動者終身技能提升。部分國家政府通過積極的政策干預，為勞動者，特別是弱勢群體進行“靶向”就業援助，提供終身技能提升的兜底保障，以應對失業風險、緩解就業矛盾。德國2022年更新《國家繼續教育戰略》，政府、工會、雇主協會等17家單位共同行動，制定了應對人口、經濟結構變革的繼續教育政策行動策略，通過建立合作網絡全面保障員工的就業能力與地區勞動力市場的融合能力。與德國的社會伙伴模式不同，新加坡則主要是國家主導、精準補貼。為幫助勞動者掌握新技能，重新開始職業生涯，新加坡推出“技能創前程”計劃，采用“個人技能賬戶”制度，為25歲及以上的公民提供每人500新元的技能培訓津貼。這一計劃作為國家人力資源開發核心戰略已推行10年，2024年的培訓課程覆蓋數據分析、智能制造、網絡安全等新興領域，共計7000門課程。“歐洲全球化調整基金”開展跨國援助，專門支持因全球化或經濟危機而大規模失業的工人。

4.產業主導：企業支撐終身學習后期技能發展。在推動終身學習后期技能發展方面，企業發揮主體作用。韓國構建了跨部門協同推進機制，由科技、教育、勞動、產業等多部門共同支持產業龍頭企業參與新技術培訓與青年就業服務，如三星電子主導的“青年軟件學院”，面向ICT、AI等關鍵領域，直接承擔培訓任務，為青年開展技能培訓和就業支持。德國西門子公司提出數字化人才培養戰略，發布《數字化時代工程教育白皮書》，從個性化課程、跨部門專家授課、設置專項獎學金等多樣化方式賦能員工適應工業4.0轉型；德國大陸集團等制造企業主動為員工開展機器人、3D打印等專項培訓，并聯合企業推動轉崗安置與跨企培訓。日本在推動在職人員再教育方面亦成效顯著，大學與企業合作開設“任務導向型課程”，重點幫助已就業員工掌握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等前沿領域的新技能。美國亞馬遜公司“技能提升2025”項目，計劃到2025年總投資12億美元，面向美國本土超過7.5萬名一線員工（包括在職僅3個月者）全額資助大學學費，并增加數據中心維護和技術、IT、用戶體驗和研究設計等方面的技能培訓機會。

五、結論與啟示

新一輪再工業化并非傳統制造業的簡單回歸，而是一場對國家產業組織方式、技術生態與勞動力結構的系統性重塑，技能人才必須承擔起支撐技術迭代與產業升級的戰略任務。基于上述認識，本研究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第一，立足國家戰略安全的高度，實現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的頂層重構。新一輪再工業化將技能人才定位為國家產業競爭與安全的戰略資源，這從根本上決定了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建設的邏輯起點。當前，我國在高端芯片、先進制造等關鍵領域面臨“卡脖子”難題，技術瓶頸的背后是高技能人才供給與戰略需求失衡。盡管經過20多年發展，我國技能人才隊伍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高技能人才占比從4%提升至20%以上，但仍然難以滿足需求。在芯片、集成電路、新材料等核心技術領域，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長期維持在2以上，部分關鍵崗位甚至面臨“五六個月招不到合適人才”的困境。這一困境反映出我國技能開發的一個痛點——長期以來，技能人才培養多局限于教育系統內部，缺乏從國家產業和戰略安全層面的頂層設計。在當前國際競爭新格局下，我們必須加快推進技能人才培養體系的戰略性重構。要突破傳統教育系統的局限，探索建立由國家產業主管部門共同主導的跨部門協同機制，將技能人才發展規劃深度融入國家產業布局體系。特別是在半導體、航空航天等關鍵戰略領域，可率先試點實施專項人才培養計劃，充分發揮我國制度優勢，以國家力量重點支持、系統培養，確保核心領域人才供給的自主可控與高質量發展。

第二，直面技能人才供需的結構性矛盾，構建貫穿生命周期的技能人才培養體系。新一輪再工業化的特點決定著技能人才培養是持續、動態的過程，應被置于生命周期視角下。目前為止，我國技能人才培養仍以“一次性教育”為主，資源投入集中在前端，后端繼續教育體系薄弱。僅依賴學校職業教育的“一次性”技能人才培養模式，難以適應技術快速迭代的需求，基礎教育階段職業啟蒙缺失，職業教育、高等教育課程更新滯后于產業發展，勞動者職業生涯中后期缺乏技能提升渠道。參考國際實踐，我國亟需構建覆蓋勞動者生命周期的技能培養體系。在前端培養階段，應繼續保持并優化現有投入，同時通過稅收優惠、專項補貼等方式，鼓勵企業加大前端投入。更為關鍵的是，要著力完善后端繼續教育體系。針對我國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培訓資源有限、投入能力不足的現狀，需要國家層面承擔起主要責任，如設立國家層級的繼續教育與技能提升專項基金，為青年勞動者、中小企業員工、職業轉換期的勞動者等重點群體提供系統性的培訓支持，確保他們在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中可以持續獲得技能提升機會，減少“技術性失業”風險。同時，要打通前后端培養體系，建立學歷教育、職業培訓與技能認證的互通機制，最終形成適應技術變革的終身技能培養體系。

第三，突破行業壁壘和界限，構建跨領域協同合作的開放型技能生態。新一輪再工業化浪潮中，技術進步速度遠超勞動力技能更新，導致“技能鴻溝”加劇。從表象來看體現為人才供需錯配，實則是教育體系、產業體系、勞動力市場等系統失調所致。新的背景下，技能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科技創新的深度耦合已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當前，產業與科技創新相互開放程度日益提升，但人才培養領域與產業領域的開放融通水平仍有待加強，需通過系統性重構技能人才培養體系，促進形成“技能培養-產業躍升-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的態勢。我國技能人才培養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教育與產業系統之間存在的深層壁壘。究其原因，一方面，教育體系相對封閉，對市場反應遲緩，難以快速響應新技術、產業新生態對人才能力結構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企業缺乏參與人才培養的內生、持續性動力，也缺少深度參與的通暢制度渠道，導致產教融合往往流于形式。部門分割的管理模式，加劇了人才培養碎片化程度，教育、人社、經濟等部門間協同不足，職業資格認證標準不一，技能人才與專業技術人才職業體系分割，限制了青年職業成長路徑，制約技能人才培養的效率和質量。破解這一困境，需要構建開放協同的技能生態系統，一方面，需要建立政產學研協同機制，整合各部門資源，形成統一規劃、分工協作的技能開發體系，助力教育與產業系統良性互動；另一方面，推動教育體系向產業深度開放，在人才培養環節適度“讓渡”部分主導權，吸引產業界更充分地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

第四，高度重視技能人才連接科技突破與產業創新發展的“核心橋梁”功能，著力培養“技能型拔尖創新人才”。再工業化浪潮中，技術迭代與產業升級并進，使高水平技能人才從生產活動的執行者躍升為“核心橋梁”。實現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構建技術迭代、產業升級、創新反哺的良性循環亟需一批“技能型拔尖創新人才”。這類人才既非傳統學術型拔尖人才，亦非基礎技能人才，而是能引領技術突破、驅動產業變革，兼具高超技術能力、創新素養與變革適應力的技能型人才。對接國家科技發展與產業發展戰略需求，將技能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提升至與學術型人才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通過教育體系的結構性改革，建立與學術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并列的“技能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成為突破實驗室和生產線鴻溝，破解部分產業，特別是新興產業面臨的全球價值鏈中低端鎖定困境的關鍵。為此，需要將技能人才培養重心前移，在基礎教育階段有機融入技能啟蒙與生涯規劃教育，通過設立如“校企課堂”“技術工作坊”等項目，激發學生對技術領域的興趣與認知；在高等教育階段，實施分類培養，通過打造產學研用一體化的產業學院，實現校企深度合作。一方面，學校教學對接先進制造企業的真實技術需求，實現產業發展的技術痛點向教學資源的即時轉化；另一方面，通過組織學生參與真實項目，培養學生解決復雜技術問題的能力，以及開發新技術的技術前瞻能力，為科技成果快速轉化提供堅實的技能支持。通過上述系統布局，實現以深化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技能人才供給與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技術攻關與人才培養的協同共振的目標。

來源 | 《中國高教研究》2025年第11期

作者 | 姜曉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鶴（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