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變局與變奏：兩次全球化與中國復興》

跳出“西方中心論”來看全球化的歷史

——《變局與變奏：兩次全球化與中國復興》序言

近代西方興起與明清中國衰落——加州學派領軍人物、著名歷史學家彭慕蘭稱之為“大分流”現象，就其重要性來說，是史學界近年來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的一個熱門話題。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復興，它的重要性只能越來越大。“中國復興”這個21世紀最為宏大的歷史事件，不僅考問著許多極度流行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理論，包括韋伯的新教倫理理論、哈耶克的自發演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阿西莫格魯等人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也在不斷激發出新一輪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理論的創新浪潮，以至于一大批新興的史學理論與宏大論著正在而且必然會誕生，尤其在中國人文社科領域。因此，站在“中國復興”的角度對兩百多年前的“中西大分流”這個宏大歷史現象的重新解釋，一定會使中國和中國學者所處的這個時代，成為21世紀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創新的沃土。

張麗教授這部大作有力地回應了這個“歷史的呼喚”，是關于國內經濟史學界迄今為止仍在思考的“大分流之謎”，以及梳理、總結海內外關于大分流研究文獻方面的一部杰作。張麗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博士，回國以后先后在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從事“全球經濟史”“中外經濟發展比較”和“廣義虛擬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教學科研工作。張麗的歷史研究繼承并發揚光大了加州學派反“西方中心論”的學術傳統，善于從全球經濟體系的歷史視角，尤其是全球經濟活動的底層邏輯，去解剖近代歐洲工業化和明清中國衰落的歷史，成就斐然，在中國經濟史學界獨樹一幟。

本書用大量篇幅、豐富史料和宏大歷史視角展示了從歐洲到美洲新大陸和經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到達印度的航線被發現后，第一次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脈絡，并探討其背后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因此特別有助于讀者理解和認識當今中美貿易戰和中西方經濟競爭背后的機制與未來走勢。這本書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過深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法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經濟學和金融學界對近代西方工業化歷史的認知。

經濟活動是一切政治與社會活動的物質基礎。因此，如果缺乏對西方近代經濟史的了解，那么就不可能對西方文明史和人文思想史（包括經濟學思想史）具備起碼的識別和批判反思能力，從而也無法真正理解當今中美沖突以及中西方沖突的根源和走勢。只有不斷與歷史事實本身進行“對賬”，才容易辨識流行理論的漏洞，尤其是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理論、哈耶克關于自發演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國家為什么失敗的理論的破綻究竟在哪里。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麥克洛斯基針對阿西莫格魯《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對西方工業化歷史的嚴重曲解精辟地指出：“往小了說，阿西莫格魯對歷史的每個重要的細節都令人遺憾地搞錯了，往大了說則是整個（理論）都是謬誤。”

讓我進一步引用另外三位著名經濟史學家對于英國當年引爆工業革命時的政治制度、私有產權保護和人權狀況的經典評論，以引起國內學者對重新審視西方近代經濟史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的關注和重視。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啟工業化的國家，并非一個后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于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臺高筑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根本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和歐洲的社會圖景是這樣的：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么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漢諾威的英國并沒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并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歐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飛”并不是基于歐洲特有的科學、技術和制度“準備”。歐洲的發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藝）復興”時期獲得的所謂“搶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臘和猶太教所留下的所謂理性和科學的優秀“遺產”。所有這些流行的“見識”不過是建立在神話基礎上的歐洲中心論意識形態，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歷史學或社會科學基礎上的。

但是國內人文社科界的知識分子，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學習和了解過西方近代經濟史，尤其是關于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及其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很多人只能是在西方主流媒體和政府支持推動的“西方中心論”主流意識形態后面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大談“大憲章”與“光榮革命”是如何因健全了法制和限制了王權而導致了工業革命。國內外流行的教科書和高校講堂上在談到英國工業革命時，總喜歡從保護專利制度和瓦特發明蒸汽機開始講故事，這對于理解工業革命具有極大的誤導性。正如國內外流行的科學史普及讀物和高校課堂，在談到近代科學革命時，總喜歡從《歐氏幾何》與牛頓的《數學原理》所采納的演繹方法開始講故事一樣，這種科學史觀具有極大的誤導性，因為它導致“言必稱希臘”的科學史觀和“科學革命是基于古希臘公理演繹方法”的錯覺泛濫。就連牛頓本人都公開承認他的成就是站在科學實驗的巨人的肩膀上才獲得的，那么牛頓腳下的巨人是誰，他們做出過哪些貢獻呢？當之無愧的巨人之一，當然是被譽為“科學革命之父”和“實驗物理學之父”的伽利略。而專注于彈道學研究的伽利略，卻是對濫用古希臘公理演繹法和亞里士多德邏輯學來從事科學研究的傳統大加批判的人，認為這種思維方式極大地阻礙了科學的發展。

國內外科學史研究領域普遍混淆了邏輯學與邏輯思維能力之間的巨大區別，將科學家所需要的邏輯思維能力歸因于古希臘邏輯學的誕生，好比將莎士比亞的文學創作能力歸因于喬姆斯基語言學的出現一樣。而伽利略在批駁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人們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地位來為其錯誤的物理學理論辯護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邏輯，根據一般的理解，是我們用來進行哲學推理的工具。但是正如一個匠人可能在制造風琴上很出色，然而卻不懂得演奏風琴一樣，一個人也有可能是很偉大的邏輯學家，然而在運用邏輯上并不在行。同樣，有許多人在理論上完全理解整套的詩歌藝術，然而連一首四行詩都寫不出來；另外一些人很能欣賞達·芬奇的所有關于繪畫的原理，然而連一只凳子都不會畫。”

同理，以蒸汽機的廣泛采用為特征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因為有了以手動和水力織布機為特征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所大力推動的市場需求和應用場景，才得以發生的。因此，理解英國工業革命必須以理解紡織業的規模化大生產革命為前提，而這本身又不得不以大航海之后的全球殖民運動和世界市場的創立為前提。對此，熊彼特和馬克思等一大批思想家早已洞察、揭露和不斷強調過。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就指出：“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

如果從斯密的理論視角審視，那么18世紀下半葉的紡織業革命為什么誕生在既不產棉花，也不是紡織技術發源地的英國，而不是誕生在擁有上千年紡織業文明的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樣的視角才是解開工業革命之謎的正確突破口。從0到1的技術發明如果沒有市場應用場景，就不過是停留在專利局抽屜里的申請書而已；而只有具備了大規模市場運用的需求，從0到1的技術才能通過大規模市場應用實現技術迭代，成為有利可圖的推動經濟的力量，正如中國發明的火藥在充滿戰火的歐洲才找到了廣泛的應用場景，從而使得歐洲火炮技術實現了加速迭代一樣。而深知市場是國家戰略資源而不僅僅是平臺，市場規模關乎企業生死、關乎技術創新的西方企業和政府，更是深諳市場封鎖之道，并時常把市場封鎖作為擊敗其競爭對手的重要工具使用。它們深知讓一個新興企業失敗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對其產品封鎖市場，就像美歐這幾年對華為手機和5G技術的市場封鎖一樣，因為再好的產品和技術，沒有了市場，也將難以生存，更別提繼續更新技術了。華為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恰恰是因為人口眾多、購買力巨大的中國國內市場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西方市場封鎖的沖擊。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制度與法治建設都是內生的，是由工業化過程的推進而倒逼出來的，正如交通規則這樣的“制度”是由道路交通的發展和演化所倒逼出來的一樣。在英國紡織業革命期間，由于機器取代傳統生產方式，大量工人失業和手工業主怒砸機器的“盧德運動”，從而倒逼英國政府出臺法律嚴懲破壞機器的行為。面對工人的暴力破壞，英國政府派遣大量軍隊進駐工業重鎮（如諾丁漢、約克郡、蘭開夏），直接鎮壓抗議者。許多參與者被逮捕、審判甚至處決。通過公開審判和嚴懲（包括絞刑和流放），政府傳遞了“破壞機器必遭重罰”的信號，有效遏制了運動的蔓延。英國議會也因此通過了《破壞機器法》，將破壞紡織機器的行為定為死罪。這一法律直接針對“盧德運動”，表明政府對資本家的保護和對技術革新的支持。總是以私有產權保護制度或者某項技術發明，而不是從殖民擴張、世界市場的建立和“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所導致的技術應用場景的大規模出現角度來談工業革命，是不可能正確理解工業革命的。因此，英國劍橋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鄧恩指出：“在我看來，認為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是因為采取了某種政治制度帶來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

總而言之，對韋伯、哈耶克、阿西莫格魯等“西方中心論”學者的“言必稱希臘”這類對于西方工業化歷史的高度簡化和曲解的現象，再也不能任其在中國高校和人文社科領域繼續下去了。西方殖民掠奪和戰爭資本主義模式下的近代工業化歷史，應該成為國內高中和高校所有人文學科的必修課。要想學習和理解西方文明史、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科技史，讓我們從學習和理解西方經濟史開始做起。

序言作者：文一，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著有《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等。

變局與變奏：兩次全球化與中國復興

張麗 著

2026年1月出版/128.00元

ISBN 978-7-5228-5647-6

內容簡介

近代西方興起、明清中國衰落與當代中國復興都發生在全球化之中。如今全球化時局風云變幻，國際社會風高浪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一方面，北方國家針對南方新興國家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另一方面，南方國家間的經濟貿易合作日趨增加。在北方國家與南方新興國家之間、北方國家之間以及北方國家內部的矛盾都在加劇，代理人戰爭多發的形勢下，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今天，中國復興舉世矚目，各種力量交織黏著，全球化命運牽動人心。變局之下，回顧五百年來全球化中，東西方升降漲落的變奏，可以明得失，知興替。

本書延續加州學派對中西“大分流”之謎的探索，跳出西方中心論的視角，重新審視第一次全球化中，西方從大航海到商業革命再到工業革命的歷史；展示了西方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彼此之間從個體武裝商船對抗，到國家貿易壟斷公司間競爭，再到共同統治世界的歷程，以及從暴力掠財到依靠不平等交換和平攝取財富的興起之路；并且用朝貢貿易與仗劍經商、工業革命與“斯密型增長”、歐洲“中國潮”與中國西洋品消費等方面的中西對照，還原了“大分流”的來路與歸途。

鑒古而知今，歐洲大航海以來，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形成的舊格局，將被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在第二次全球化中形成的新格局取代。與第一次全球化不同，中國將在第二次全球化中走向繁榮富強。

作者簡介

張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全球經濟史、中外經濟發展比較。講授的主要課程包括“世界經濟500年”“中外經濟發展比較專題”“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研究專題”“廣義虛擬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視角：第一次經濟全球化與中國》《非平衡化與不平衡：從無錫近代農村經濟發展看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的轉型(1840～1949)》。發表論文30余篇，主要包括《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基于國際勞動分工與不平等交換的視角》《廣州十三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基于對外貿易政策和官商關系的視角》《從全球經濟發展看明清商幫興衰》《關于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的探討》等。

目 錄

引言

一 追尋西方興起的秘訣

二 全球化不是國際化

三 兩次全球化與三重大分流

第一章 兩次全球化

一 全球化——單一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

二 全球化五百年前已經開始

三 全球化進程的斷裂與重啟

四 兩次全球化的對比

第二章 從暴力掠財到不平等交換——全球化進程中西方攝取財富方式的轉變

一 軍事武裝貿易和殖民地土地占領的暴力掠奪方式

二 國際貿易中不平等交換的和平攝取財富方式

三 六種壟斷下的不平等交換

四 不平等交換的現實表現

第三章 歐洲大航海揭開全球化的序幕

一 兩次大航海——中西大航海比較

二 地理大發現與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

第四章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中國與歐洲

一 朝貢貿易與仗劍經商——兩種截然不同的貿易理念

二 兩種貿易體系、兩種官商關系

三 大航海時代中的明清中國海商（海盜）

四 王直與德雷克——中英對外貿易政策和官商關系的透鏡

第五章 全球化中歐洲商業革命的誕生

一 歐洲大航海引爆商業革命

二 商業革命中的仗劍經商和亦盜亦商

三 歐洲貿易組織形式的變化——從個體武裝商船到國家貿易壟斷公司

第六章 歐洲商業革命中的中國與西方

一 歐洲商業革命中明清商幫的興起

二 廣州十三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中西國際貿易理念、國家意志和國際貿易訴求的透鏡

第七章 全球化中的工業革命——英國棉紡織業革命和中國棉紡織業的“斯密型增長”

一 為什么是18世紀的英國？

二 全球化中英國的海外市場擴張

三 全球化中的英國棉紡織工業革命

四 為什么明清中國棉紡織業呈“斯密型增長”而沒有出現“產業革命”？

第八章 沒有中國人參與的歐洲“中國潮”——主動推動第一次全球化的西方和被迫應對的中方

一 歐洲商業革命中“中國潮”的興起

二 歐洲工業革命中“中國潮”的消退

第九章 缺少進口替代工業跟進的中國“西洋品消費”——從《紅樓夢》看中國上層社會對西洋奢侈品的純粹消費

一 中國人對西洋產品不感興趣嗎？

二 作為全球化經濟史料的《紅樓夢》——《紅樓夢》作為研究17~18世紀中國富貴之家西洋品消費的史料價值及本研究所采用版本的說明

三 《紅樓夢》中的西洋產品

四 中外貿易擴張中與沿海貿易關系密切的曹家

五 中國富貴之家與歐洲上層社會趨同的歐洲奢侈品消費

第十章 再探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第一次全球化中的中西碰撞

一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二 “乾隆皇帝敕英王喬治三世諭”及相關學術討論

三 對兩道“乾隆敕諭”的“另類”解讀

四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及相關研究的啟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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