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一體化有多成功？又有哪些痛點？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樣板，長三角一體化要探索一條既保持地方活力，又增強區域合力的路徑。高鐵網、產業鏈、政務通辦，把滬蘇浙皖擰成一股繩。但光鮮數據背后，長三角一體化的深水區里，規模與效能、聯通與均衡的矛盾，還在考驗著這個世界級城市群的成色。

最成功

物理聯通撐起一體化骨架，制度協同跟上步伐

長三角一體化的成功，是以基礎設施為切口，倒逼制度、產業、民生全方位協同，走出了一條“硬件先行、軟件配套”的務實路徑。

交通織網：把“時空距離”熬成“同城效應”

交通是一體化的先遣隊，長三角用十年時間，把“軌道上的城市群”從藍圖鋪成了現實。2025年底，區域高鐵營業里程躍升至8000公里，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與周邊形成穩固的“1小時通勤圈”，滬蘇湖、合杭等高鐵干線的貫通，讓“乘高鐵如坐地鐵”成為常態。全年鐵路發送旅客達9.2億人次，公交化運營加密車次，大幅降低跨城通勤時間成本。

貨運通道的升級讓區域經濟血脈暢通。寧波舟山港與上海港鐵水聯運規模同比增長8%，其中北侖港站鐵水聯運年作業量首次突破百萬箱大關。中歐班列全年開行2547列（去程），同比增長3.3%，覆蓋36個國家，通行線路達15條，運輸貨物品類超5萬種。2025年1-11月，長三角進出口總額達15.46萬億元，占全國37.5%，外向型經濟韌性凸顯。

交通網的加密，不僅拉近了城市距離，更讓人才、資本、貨物等要素突破行政邊界自由流動，上海大都市圈“跨城上班、同城生活”的場景，正是交通賦能的生動注腳。交通建設也打破了“各自為戰”的慣性，滬蘇省際毗鄰區域3條阻斷道路實現貫通，寧杭生態經濟帶公路網密度持續提升，跨省協作形成了“規劃共編、建設共管、利益共享”的機制，為后續其他領域協同樹立了標桿。

產業協同：從“單兵突進”到“集群作戰”

這方面沒有走“同質化競爭”的老路，而是靠“創新鏈+產業鏈”的深度綁定，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集群。2025年前三季度，長三角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保持兩位數增長，蘇浙皖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1.7%、12.4%和27.8%，新能源汽車產量達392萬輛，同比增長45.4%，占全國35.8%，全球占比超25%；集成電路產量突破1900億塊，同比增長29.6%，占全國50.1%，這種優勢單一城市難以支撐，全靠區域分工協作實現。

G60科創走廊、沿滬蘇浙產業創新帶等載體，構建了“上海研發、周邊轉化”的協同模式。寧淮智能制造產業園、杭州高新區富陽特別合作區等特色園區，探索出成本共擔、利益共享的機制，2025年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重大建設項目年度投資超500億元，總投資逾4500億元。長三角已聚集18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占全國四成，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三大先導產業規模優勢顯著，集群效應大幅提升區域抗風險能力和產業鏈話語權。

數據要素的協同更讓產業升級如虎添翼。長三角區域40類高頻電子證照實現跨省互認，170余項高頻政務服務跨省“一網通辦”，企業跨區域注冊流程壓縮至3個工作日。數字化打破了信息壁壘，讓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也能共享核心城市的創新資源，形成“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生態。

最大痛點

形態聚合易，功能融合難，深層壁壘待突破

長三角一體化已走過“有沒有”的階段，卻卡在了“好不好”的關口。表面上的交通聯通、數據共享看似熱鬧，其實掩蓋了效能不匹配、機制不健全、均衡性不足的深層問題，這些痛點都是制約向更高水平邁進的關鍵瓶頸。

效能失衡：規模夠大，輻射夠弱

長三角的經濟總量足夠亮眼。2025年前三季度GDP達25.18萬億元，占全國25%，上海、蘇州、杭州上半年GDP均破萬億，但規模優勢并未完全轉化為效能優勢。以上海大都市圈為例，人均GDP約3萬美元，僅為紐約都市圈（11.5萬美元）的26%，低于東京都市圈（6.11萬美元），這種差距核心是輻射帶動能力不足。

六大都市圈看似“咬合”嵌套，實則各自為戰的現象仍存在。中心城市的創新成果向周邊轉化的渠道不夠通暢，寧淮等合作園區的利益共享機制還需優化，部分城市仍抱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態，在新能源、半導體等新興領域盲目跟風布局，導致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合力。這種“大而不強”的困境，讓長三角雖能承接全球產業轉移，卻在高端產業鏈話語權上與國際頂尖都市圈存在差距。

制度短板：協同靠協商，約束缺剛性

長三角的協同大多依賴橫向協商，缺乏立法賦能和剛性約束，這是所有痛點的根源。雖然政務服務跨省通辦擴展至152項，醫保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人次突破23.6萬，結算醫療費用約54億元，但這些便利仍有“天花板”。優質教育、醫療資源仍集中在核心城市，城鄉區域服務差距明顯，很多人“跨城上班”卻無法“跨城享服務”，與“同城待遇”的期待還有距離。

生態共保聯治也面臨同樣問題。長江流域跨省界水質監測斷面達標率保持100%，區域PM2.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8%，但在生態補償、污染聯防聯控的執行力度、資金保障上仍有不足。太湖、巢湖的水生態改善雖有進展，但跨省域的責任劃分、成本分攤仍存在爭議。國際先行都市圈普遍具備“有規劃、有立法、有機制、有聚焦”的制度安排，而長三角目前只做到了“有規劃、有機制”，卻在剛性約束和傳導體系上掉了鏈子。

要素市場的隱性壁壘更難打破。盡管人才職稱互認、數據共享取得進展，但在土地、資本等核心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上，仍受行政區劃限制。比如跨區域土地指標流轉機制不健全，核心城市的產業外溢面臨土地制約；金融資源在跨省配置上仍有障礙，中小企業跨區域融資難度較大。這些隱性壁壘，讓要素流動無法真正實現“無障礙”。

從“聯通”到“融合”，制度創新要啃硬骨頭

長三角一體化的下半場，拼的不是基礎設施的增量，而是制度創新的深度。交通織就的網已經成型，接下來要做的，是讓制度的血脈在這張網里順暢流動，實現從“形態聚合”到“功能融合”的跨越。

核心是補齊立法和機制短板。可以借鑒國際經驗，推動區域協同立法，明確各方權責邊界，讓跨省協作從“靠自覺”變成“靠規則”。在利益共享上，要完善跨區域稅收分成、產業轉移補償機制，讓核心城市和周邊城市在協同中都能獲益，從“要我協同”變成“我要協同”。

同時要聚焦“功能同城化”。基礎設施建設要向偏遠縣域延伸，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斷頭路”“瓶頸段”；公共服務要推動標準統一，探索優質教育、醫療資源跨省共建共享，讓“同城生活”不止于通勤；產業協同要聚焦核心產業鏈，避免同質化競爭，強化基礎研究與產業轉化的跨區域銜接，讓創新成果真正在區域內流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