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整肅”與“真收權”——蹊蹺的彈劾恭親王事件

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紫禁城內，春寒料峭。慈禧與慈安兩位太后早早地便已端坐在東暖閣，書案上放著一份新呈的奏折。按照常例，恭親王又來入值進見兩宮。恭親王剛邁進殿門，不等其開口，慈禧便指著案上的折子厲聲道：“有人劾汝！”恭親王急忙拿起，粗粗一看，瞬間氣涌心頭，怒目圓睜，追問：“誰人所為？”慈禧極不情愿地答曰：“蔡壽祺！”恭親王失聲道：“蔡壽祺非好人！”話音未落，他便拂袖而去，憤憤離宮。三日后，朝廷頒布一道上諭：“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此令一出，朝野頓時一派震驚嘩然：堂堂議政王突然落馬，莫非預示著新一波整肅運動山雨欲來？

《垂簾聽政》劇照，簾子后是慈禧與慈安兩位太后

模糊的權限

高層大地震，自然成為坊間巷尾之飯后談資。眾人猜度：慈禧此番痛下殺手，想必此前早已盛傳的叔嫂失和之秘聞并非空穴來風。這道上諭表明叔嫂已徹底攤牌，撕破臉面。

所謂性格決定命運，恭親王之個性，確有可議之處。史學家吳相湘先生曾言：“恭王性質開明，臨事敏決，能力之富強，當時廷臣中，實罕其比。”可見恭親王堪稱推動洋務改革、締造中興之不二人選。然而，恭親王的短板亦非常扎眼，他“自幼學養不固，舉趾高徒，是為美中不足”。所以當道光帝給他封爵時，“命之曰恭，一字欽承，涵意實極深遠”。倘若他“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訓，以多爾袞為前車之鑒，稍自斂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榮華于久遠”。只可惜“恭王竟未注意及此，言語行動諸多不檢，甚或持功自矜，遇事流于專擅”。比如每次上朝，恭親王“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客氣一下，道：“給六爺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對頗久，“王立御案前，舉甌將飲，忽悟此御茶也，仍還置處，兩宮哂焉”。當日兩宮忘記賜茶，恭親王竟險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由此知其潛意識中對君臣之禮并不十分在意。更讓兩宮不能忍的是，按照祖制，太后召見之地，“無論若何大員，非總管太監傳旨，不能徑入”。而恭親王卻往往不吃這一套，未等內監傳旨，“徑直入內，以為此制非為彼而設也”。

恭親王身兼內務府大臣，對宮內日常一切開銷，握有審批大權。當時慈禧身邊的紅人太監安德海恃太后之寵，四處吃拿卡要，虧空府庫。恭親王實在看不下去，以“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之由，警告安德海莫要太貪。安德海自然不服，問道：“所取為何？”恭親王一時不能答，隨口說：“如瓷器杯盤，照例每月供一份，計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安德海答曰：“往后不取矣。”孰料明日用膳，安德海命人“悉屏御瓷”，盡用民間地攤賣的粗劣餐具。這讓慈禧大為驚訝，安德海伺機構陷，把昨天恭親王的訓斥添油加醋講了一遍。慈禧不禁慍曰：“乃約束及我日食耶？”據說次日恭親王面圣，竟對兩宮云：“兩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絕不能忘而恕之也。

恭親王奕?

不過，對于兩位處在權力巔峰的統治者而言，私人嫌隙僅是表象，決定彼此恩怨離合的主因，終究還是權力。早在剛打掉肅順時，慈禧便急匆匆借同治名義，鄭重向世人宣告：“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現在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諭令議政王軍機大臣遵行，惟繕擬諭旨仍應作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欽尊慈訓，嗣后議政王軍機大臣繕擬諭旨，著仍書朕字。”

這道諭旨，清晰地明確了朝廷中樞政治決策的程序：第一步，各省及各路軍隊奏折均先呈交兩宮披覽；第二步，交議政王、軍機處等重臣詳議；第三步，兩宮根據群臣意見作出裁斷；第四步，議政王等大臣按照兩宮太后意旨交由軍機處擬旨；第五步，最終定稿呈請太后審定并正式頒發。

這一紙上諭，既是新一屆領導班子制度設計的共識，亦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兩宮擁有至高無上的最終決策權，而所謂的“議政王”僅僅是埋頭干事的行政首腦。說白了，兩宮是大清股份公司的董事長，恭親王是總經理。至此，兩宮將自己同奕的權限劃分得涇渭分明。

然而，于日后的實際政治操作中，恭親王卻逐漸有意無意地侵奪太后之權，讓原來厘清的權限變得模糊，“今膺議政王之重寄，集宮廷大小諸務于一身，雖不若順治攝政王之位尊權重，然每日商白公事者環侍于軍機處門前，耳目聲勢，亦煊赫于一時。而王于各省事件多委權督撫，其能特達者不加遙制”。這讓慈禧心中甚為憂慮：首先，奕領銜軍機處，樞垣之內除了李棠階，一水的恭親王嫡系，朝廷大政方針的制定，大半出自奕、文祥、桂良諸人之手，兩宮裁斷權漸成擺設。其次，為了貫徹改革大計，防止出現“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窘境，恭親王就必須保證朝廷與地方之間的步調一致，于是他通過私人關系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督撫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從而使得洋務改革得以全面鋪開。手握朝廷大權的恭親王又跟督撫打成一片，這怎能不讓慈禧焦心？再次，雖說彼時的朝廷權力格局是兩宮與恭親王對峙，但其中還有一個X因子——慈安太后。雖兩宮皆貴為皇太后，但慈安在咸豐時已是皇后，慈禧僅是貴妃，后者在地位上畢竟稍遜一籌。況且慈安性情寬厚，加之是恭親王嫡嫂，二人合作起來可謂甚是愉快。倘若兩宮發生爭執或權斗，恭親王袒護哪一邊，其實不言自明。是故慈禧則須敲打恭親王。一旦將奕定為“問題人物”，凡事一貫退讓的慈安也不便公開表態支持這位六叔。

有道是，憂疊憂，愁上愁，今朝未出手，明日位難留，不收拾恭親王，慈禧不罷休。

理論家出場

叔嫂不歡而散后次日，慈禧立即召集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等重臣商議對策。據周祖培的心腹幕僚李慈銘所載，慈禧先是出示蔡壽祺之折，指出恭親王有貪墨、驕盈、攬權、徇私之罪，其應“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接著兩宮垂淚諭諸臣曰：“王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諸位大臣深知此事太過重大，皆不敢表態，噤言沉默。于是慈禧反復提醒諸臣：“當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議。”周祖培揣摩慈禧之意，當是動真格要整恭親王，而自己既不是后黨，亦非恭親王一派，故在朝中趨于邊緣，明哲保身當是首選，便頓首言：“此惟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慈禧曰：“若然，何用汝曹為？他日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面對太后咄咄之勢，深諳宦海之道的周祖培明白此刻不能硬著頭皮接招，而是應抬出后黨成員替自己解圍，于是答曰：“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后詳察以聞。并請與大學士倭仁共治之！”得到滿意的答復，慈禧方才命眾人退下，雖是三月天，諸臣卻“均流汗沾衣”。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理論家倭仁終于出場。轉過天來，倭仁便會同周祖培等人成立專案調查組，審訊蔡壽祺。問來問去，誰料蔡壽祺居然提供不出任何確鑿證據。不過縱使無真憑實據，已洞察圣意的倭仁依舊以筆為刀，狠狠黑了恭親王一把：“查恭親王身膺重寄……如果平日律己謹敬，何至屢召物議？閱原折內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況貪墨之事本屬曖昧，非外人所能得見；至驕盈攬權徇私，必于召對辦事時流露端倪，難逃圣明洞鑒。”無限想象代替了細密查證，看似模棱兩可，實則暗藏殺機，此即莫須有也！

倭仁的奏覆果然符合慈禧心意，只是太后仍覺言辭尚不夠重。就在倭仁擬寫奏折的當天，慈禧自己也起草了一道詔諭。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這諭旨錯字連篇，慈禧遂曰：“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辭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并且命令倭仁、周祖培等人改畢后，“即下內閣速行之，不必由軍機！”慈禧打破常規程序，跳過軍機處頒發詔諭，讓恭親王嫡系失去了轉圜的余地。

慈禧太后

三月初七，有關恭親王問題的諭令正式公布，動作之快堪稱神速！而所謂罪狀，無非“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視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妄陳”。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對于實證，諭令始終諱莫如深，只得以“雖無實據，事出有因。究屬曖昧，難以懸揣”來搪塞。明眼人一望便知，這上諭就好似浸濕的海綿，一捏全是水，經不起推敲。

次日，道光帝第五子惇親王奕首先發難，認為恭親王“未聞有昭著劣跡”，“而被參各款查辦又無實據，若遽行罷斥，竊恐傳聞中外議論紛然”。惇親王德高望重，自然很快引來一片附議之聲。迫于壓力，慈禧不得不“飭下王公大臣集議”。

面對強大的反對聲，慈禧居然尚有心情玩兩面之術。初九，在王公大臣會議之前，她先私下召見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其罷黜恭親王之決心，聲稱：“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用！”對于惇親王的上書，慈禧之表現堪稱雷霆震怒：“惇王今為疏爭，前年在熱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為我平治之。”緊接著，慈禧又召見軍機處文祥等人，施以安撫，并流露出愿意讓步的信號：“君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焉可也。”

慈禧這兩面授意，致使后黨成員以為必須置恭親王于絕境，恭親王嫡系及王公則認定奕起復指日可待。雙方于內閣集議時，各持己見，大相徑庭。尤其倭仁、吳廷棟與文祥，爭得可謂面紅耳赤，劍拔弩張。最終眾人迫于無奈，請當天押班大臣鐘郡王奕作證。奕曰：“固皆聞之！”諸公頓時“相顧色然，無所適從，紛紜不止，遂不成議而退”。

慈禧為何耍弄群臣，口諭兩歧？李慈銘對其心意作過如下揣測：“竊揣兩宮之意，銜隙相王，已非一日，退不復用，中旨決然。徒以樞臣比留，親藩疏請，驟易執政，既恐危中外之心；屢黜宗臣，又慮解天潢之體；攻訐出自庶僚，參治未明罪狀，劫于啟請，慚于改更，欲藉大臣以鎮眾議。且王夙主和約，頗得夷情，萬一戎狄生心，乘端要劫，朝無可倚，事實難圖。故屢集諸臣，審求廷辯，冀得公忠之佐，以絕二三之疑。”

此論頗中肯綮。慈禧此番罷黜恭親王，僅是出于敲山震虎、收攏大權之目的，并非要置其于死地。況且一來證據不足，二來王公力保，三來列強不滿，慈禧若執意為之，不免陷于騎虎難下之窘境。是故她暗示倭仁于會上力爭，借勢將罷斥恭親王責任推給他人，自己便可以體面地找臺階避開風口，退居幕后。此外，慈禧尚有一層用意，李氏并未參透。即通過內閣集會爭辯，可以迅速促使朝中陣營分化，慈禧通過不斷探底，從而了解群臣政治立場，偵知王公權貴之態度究系如何。嗚呼！到頭來，舉國諸臣皆入西太后之彀中矣！

恭親王歸來

就在恭親王命運懸而未決之際，年輕的“洋大人”——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拜訪文祥，只見文氏常常大聲叫嚷：“不要問我三、四月間發生的事！”可見對于身陷囹圄之鐵哥們恭親王，文氏既焦躁，又無奈。

好在不久形勢陡轉，文祥的不安情緒也很快隨之消散。十三日，在東陵監工的醇王奕趕回京城，急忙上書替六哥恭親王說情：“其往往有失于檢點之處，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且被參各款本無實據，若因此遽爾罷斥，不免駭人聽聞。”又一個重量級皇族表態，局面開始反轉。第二天，王公大臣再度于內閣集會。深悉太后真意的倭仁搶得先機，出示自己所寫疏稿，力持醇王等折可置勿議。此招果然奏效，眾人皆知驅馳于前的倭仁的后臺乃慈禧，故大多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有人認為此為皇族家事，不便插嘴；有人云恭親王屢召物議，豈是子虛烏有，所以難當大任；有人還建議既然上諭已頒，不宜朝令夕改，應將錯就錯。就在眾說紛紜時，肅親王華豐按捺不住，拿出自己的疏稿，要求重新起用恭親王。頓時形勢逆轉，眾人都深表認同。肅親王之所以臨危發威，并非僅替奕解圍。要知道，若任憑慈禧隨意處置恭親王，而眾皇族不敢過問，那么西太后將來便可以如法炮制，將各位王公一一剪除。唇亡齒寒，保住恭親王，就等于保住了皇族親貴集團的利益，故他們必須有所作為。

眼瞅著眾皇族抱成一團，倭仁也只好服軟，按照肅親王的意思，四易其稿，指出經這一番懲戒，“恭親王從此儆懼，深自斂抑，未必不復蒙恩眷”。軍機大臣及王公宗室七十余人均于該折署名。公論洶洶，慈禧遂見好就收，十六日諭旨命“恭親王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并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至此，恭親王算是熬過了最艱難的階段，但他已無議政王與軍機大臣頭銜。看來慈禧并不希望其染指朝政機密。

醇親王奕朝服像

曙光已現，皇族集團并不欲就此收手，只有給恭親王爭取更多的權力，他們的地位才會穩固。十八日，醇王奕再上一折，這次劍指倭仁。他自陳回京后遍訪內廷諸臣，竟無一人參與三月初七罷黜恭親王上諭的草擬事宜，這令其“深駭異之至”。醇王指出，按照常例，諭旨應“命王大臣同看”，作為大學士，倭仁“自應恪遵圣諭，傳集諸臣或于內閣于乾清門恭讀朱諭，明白宣示，然后頒行天下”，然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這道上諭竟跳過軍機處，“何以僅交內閣發抄，顯系故違諭旨”。倘若這是倭仁的一時疏忽，“豈有宰輔卿貳，皆不諳國體之理？即使實系疏忽，亦非尋常疏忽可比”。如果大臣們都像倭仁這般任性妄為，只怕將來同治帝“親政之時，難于整理”。顯然，醇王此舉乃主人面前打狗，逼著慈禧表態。而且曾是官員眼中剛正不阿之道德楷模的倭仁，“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更可怪也”，引來一片質疑之聲。

醇王可謂將了慈禧一軍。追究倭仁之過失，說不定就會暴露自己私擬諭旨、指示群臣破例頒旨的陰謀，故丟車亦不能保帥。最好的辦法，便是做出妥協，讓恭親王重歸軍機處。終于，慈禧將醇王的疏稿留中不發，在四月十四日再下諭令：“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復議政名目，以示裁抑！”

據說當日恭親王進宮謝恩，“伏地痛哭，無以自容”。慈禧更是當面加以訓誡，恭親王“深自引咎，頗知愧悔”。雖說天潢貴胄之顏面盡失，畢竟恭親王還是歸來了！

“占坑”與“卡位”

統觀這一個多月“罷黜恭親王”事件，自始至終，恭親王給人一種弱爆了的印象，他好像一塊豬肉，擺在砧板之上，任慈禧宰割。其實，恭親王確有難言之隱，他著實心虛。據吳相湘爆料，恭親王“自入樞廷，以交結親王，犒賞太監，費用繁重，收入頗不足用，王憂之。后從福晉父桂良言，以提門包為充用常例，試行之，而財足用。于是府中賄賂公行，財貨猥積……又因管理各處衙門，于各處缺分黜陟，不能不主持其間，鑒別舉錯，或戚舊之賢，偶加拔擢，則循資而不得與選之庸才，反謂王操選政有所徇私矣”。可知無論是個人經濟問題，還是人才任命方面，恭親王都有說不清道不明之處，謂之“貪污腐敗、任人唯親”，似亦不為過。如果他在被慈禧罷黜之際，上折抗辯，朝廷真要派人徹查，十有八九會將其罪狀坐實。到那時，他可真就無力回天了。

理順了兩宮同恭親王的君臣關系與權力分配，為了鞏固成果，預防對手反擊，慈禧必須于人事布局上展開手腳，預先謀劃。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老臣李棠階病故，軍機處空出一缺。由于此時恭親王表面呈謹慎謙恭之態，故慈禧可堂而皇之地任命人選。多方考量，慈禧出人意料地擢拔中年官員李鴻藻進入樞垣。西太后此舉，堪稱長遠。綜合來看，首先，李鴻藻之仕宦過程非常完整，其曾典山西鄉試，督河南學政，后榮膺帝師，接連擔任內閣侍講、戶部左侍郎，此等履歷入值軍機，他人無話可說。其次，李鴻藻乃直隸高陽人，將其安插于軍機處，便可同喜用南人的恭親王形成對峙，防其坐大。再次，李鴻藻時年四十六歲，若按常情計算，只要不遭大病或出現重大過失，他起碼可在軍機處待十年以上。且李與倭仁、吳廷棟、徐桐、翁同龢等人皆屬理論家陣營，同氣相求，這勢必會形成鉗制改革派之力量。因此，慈禧擢李鴻藻入軍機處，使其“占坑”，顯然是欲圖長期扶植、備今后政爭之用。與此同時，慈禧又任命徐桐、翁同龢分別出任上書房行走、弘德殿行走，令二人“卡位”。即將二人卡在官員提拔的優先序列上，除非恭親王嫡系破格越級提拔，否則按常規，一旦樞垣出現空位，徐、翁必為補缺首選。可見，無論“占坑”，還是“卡位”，慈禧皆力圖通過緊抓人事大權，從而掌控政局，其心計不可謂不深遠。

在京城宮斗正酣之際，遠在江蘇的李鴻章給恩師曾國藩致信一封，信中寫道：“恭邸似可漸復，惟與艮相（倭仁）嫌釁日深，仍恐波瀾未已。”誠然，慈禧雖收回了大權，卻打醒了恭親王這頭猛虎，叔嫂之間的權斗才剛剛揭開帷幕。與此同時，經歷了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之后的地方各省，與中央朝廷的嫌隙逐漸擴大，二者之間的沖突已在所難免。

（本文摘自王學斌著《晚清困局：同治中興的權力博弈與秩序重建》，天地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來源：王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