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田作家李曉利手書長篇小說《巍巍秦嶺》，成“文學陜軍”新力作

前言：2025年11月19日，中國臺灣言情小說作家席絹通過其個人社交媒體長文《最后一封情書》正式宣布封筆，結束其長達三十余年的創作生涯。席絹說，當AI變得無所不能時，創作者都在問：“我們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我們還有生存的空間嗎？”其實是有的，只是，目前純粹以文字表達出的美麗與訴說出的故事，無法在這影音炫麗與熱鬧成為主流的市場擁有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

互聯網時代，尤其是AI的出現，無疑對傳統作家的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的挑戰。而在西安藍田縣，有一位年逾古稀的作家李曉利，卻用三年的時間，通過手寫的方式，寫出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長篇小說《巍巍秦嶺》。讓人不能不心生敬佩！

李曉利的長篇小說《巍巍秦嶺》（線裝書局，2024 年）可謂是陜西這片文學土壤中生長出的一朵奇葩。這部作品以“另類老三屆”的命運為線索，忠實地記錄了改革開放前后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的心理的撕裂。小說以近乎“生命自傳”的真誠寫活了歷史的殘酷、真實以及人性的復雜，其現實主義手法的純粹與深刻，使其價值必將隨時間的推移而愈發凸顯。

《巍巍秦嶺》它承襲了“文學陜軍”對土地的敬畏、對時代的敏感、對人性的執著，卻又以更微觀的個體視角、更直白的人性書寫、更切身的生命體驗，突破了地域敘事的局限，成為一部既屬于陜西文學，又超越陜西文學的現實主義力作。

李曉利，陜西藍田縣人，1953年10 月10 日生，1972年高中畢業，流浪養蜂八年，1980年回鄉種地、經商、創業，1992年辦石材加工廠，2002年開始經營房地產生意，2012年發展綠色產業，種植苗木，2017年成立西安遠暉新能源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擔任董事長。2018年開始《巍巍秦嶺》的文學創作......

談及《巍巍秦嶺》的創作初衷和歷程，作家李曉利很是動情，禁不住數次落淚。這部作品，既是一個時代的印記，也是如李曉利等有著同樣經歷的許多人的生活過往。“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李曉利，也正是基于對歷史的記憶，以及對自己所生活的這片土地和身邊人的愛，用自己飽含深情的墨水，才創作出了《巍巍秦嶺》這么一部巨著。

從地域敘事來看，《巍巍秦嶺》深植于陜西藍田的土地，小說開篇便以“巍巍的秦嶺山脈，被剛剛露出山頂的一輪噴薄而出的太陽照耀著，蔚藍而深邃，挺拔在延綿數里的灞河邊上”勾勒出關中大地的地理特質，灞河、白鹿原、橫嶺等地理符號，與陳忠實《白鹿原》中的滋水、柳青《創業史》中的終南山一脈相承，構成了陜西文學特有的“地理敘事”基因。小說中李正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場景 ——澆地、拉糞、修水庫，封建平“在生產隊勞動，忍受貧窮和煎熬” 的日常，都是“文學陜軍”對農民生存狀態的經典書寫，延續了柳青 “寫農民必須懂農民”的創作理念。

《巍巍秦嶺》延續了陜西文學現實主義的精神傳統，又具有超越性。“文學陜軍”的現實主義傳統，向來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李正道是小說的核心人物，他的命運貫穿了極左時期到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極左時期，他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賤民”，“饑寒交迫前途渺茫”，卻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抗爭——他暗戀同班女同學孫小林，“把她當作奮斗和追求的目標”；為改變命運，他冒險出外養蜂，“在暴雨中與弟弟拉著架子車運蜂箱，像逃荒的難民一樣在生活的石子路上艱難奔走”。改革開放后，他“放棄高考，接受高薪聘請當養蜂技術員”，后來“開辦玉石加工廠，挖到人生第一桶金”，卻也在物質生活改善后陷入迷茫——他“家里大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對情人“除過花錢消費當時，消費別人的青春，基本不大負責任”。李正道的形象，打破了“奮斗者”的單一敘事，他既有農民的堅韌，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既有對命運的抗爭，也有對現實的妥協，成為改革開放前后中國農村青年的“典型鏡像”。小說中的封建平是另一種典型，田小鳳的形象則展現了時代對女性的壓迫。如果說“文學陜軍”的傳統作品多聚焦“人如何適應時代”，那么《巍巍秦嶺》則更關注“時代如何撕裂人”。

“文學陜軍”的現實主義傳統，向來注重對“人性”的挖掘。《巍巍秦嶺》中的人物并非“完美的英雄”，卻在困境中展現出人性的光輝。《巍巍秦嶺》不回避人性的“陰暗面”，而是以直白的筆觸，展現人在欲望中的迷失。《巍巍秦嶺》最成功的人性書寫，在于它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展現了人性的“善惡交織”。

此外，“文學陜軍”的創作，向來注重“生活體驗”。例如：柳青扎根皇甫村14 年，路遙遍歷陜北鄉村與礦區，陳忠實立足白鹿原數十年，他們的作品都是“生活體驗”的文學轉化。《巍巍秦嶺》同樣也是如此，作者李曉利的人生經歷與小說中的人物命運高度契合，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說：“小說是寫人和人性的，只有多多地研究了人性以后，才能動筆寫小說。”這部作品，本質上是作者“大半輩子生活體驗和生命體驗”的結晶。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藝評論家史飛翔說：《巍巍秦嶺》是“文學陜軍”現實主義傳統的當代延續，也是對這一傳統的突破與拓展。它深植于陜西藍田的土地，承繼了柳青、路遙、陳忠實對“土地”“時代”“人性”的執著書寫，卻又以“另類老三屆”的微觀命運為切口，突破了地域敘事的局限，成為一部既屬于陜西文學，又超越陜西文學的力作。（視點阿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