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她早已去世！26歲全身潰爛不治而亡，被全家8口“吸血”多年

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徐婷這姑娘，1990年9月6日生在安徽蕪湖。父母是普通農民，一門心思就想生兒子，結果前頭生了六個閨女，好不容易等到第七個是個男孩。徐婷排行老三，從小在家就沒啥地位，父母把男孩當寶貝疙瘩，啥好吃的穿的都先緊著他，女孩們基本就是湊合著過。

徐婷的家庭只是一個普通家庭，上面還有兩個姐姐。

看到她還是個女孩兒之后，家人還特意取名“婷”，意思大概就是希望生女兒就停在這。

為了拼一個兒子，徐婷的父母一直生一直生，終于生下來一個兒子。但這樣家中就有太多孩子了，徐婷的父母索性將最大的兩姐妹送給別人撫養。徐婷原本是家中的老三，現在卻要擔起大姐的責任。

2016年9月7日徐婷離去，那天北京一家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一切都安靜下來了。她確診淋巴癌沒幾個月，就一步步滑向深淵。起初是新房入住后身體不對勁，頭暈咳嗽這些小毛病，檢查出來疑似甲醛超標。她沒當大事，繼續工作，可沒多久腫瘤就冒頭了。

翻開徐婷的家譜，那是一個擁擠而令人窒息的數字組合：七個孩子。在她出生的那個蕪湖茶商家庭，她是第三個。在那樣的環境里，性別本身就是一種原罪。父母為了求一個能“傳宗接代”的兒子，前面一連生了六個女兒，直到第七個才是弟弟。

這種這種極端的概率學背后，是那種根深蒂固到讓人發冷的重男輕女思想。為了給后面的孩子騰地方，或者單純是因為養不起，徐婷上面的兩個姐姐甚至在小時候就被直接送了人。

這件事成了徐婷童年揮之不去的夢魘。她是被留下來的那個，但這種“被留下”并不是恩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契約。她看著姐姐們消失，心里只有一種恐懼：如果不聽話，如果不有用，下一個被送走的會不會是我？

這種恐懼不僅刻進了骨子里，更成了她后來哪怕拼到吐血也要賺錢養家的心理原動力。她從不敢在這個龐大的家庭里做一個單純被寵愛的孩子。父母外出做生意，她就成了那個留守的“小家長”，洗衣做飯，甚至照顧那一群弟弟妹妹的吃喝拉撒，這成了她童年最深刻的肌肉記憶。在她的潛意識里，只有不斷地付出，才能證明自己在這個家里存在的合法性。

但付出并沒有換來對等的尊重，反而把胃口養得越來越大。徐婷并非沒有才華，她在藝術上有著驚人的天賦，哪怕沒上過一天專業的表演課，硬是憑著那股子靈氣，以省里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四川那邊的傳媒學院。

那一刻，拿著錄取通知書的她以為自己終于能看到父母贊許的目光。然而，回應她的卻是當頭一棒：父母覺得女孩子讀那么多書純屬浪費錢，反正以后是潑出去的水，不如早點嫁人換彩禮，錢要留著給弟弟。

也就是從那一刻起，她明白了，自己的夢想只能由自己買單。那個暑假，當同齡人都在慶祝升學時，她卻一頭扎進了悶熱的工廠流水線，那是整整八個小時不敢停歇的機械勞動。到了大學，她更是一刻不敢閑著，端盤子、做家教，只要能賺錢的活兒她都接。諷刺的是，她這樣拼命攢下來的錢，除了交自己的學費，還得源源不斷地寄回家里貼補家用。

那時候的她以為，只要自己足夠強大，就能擺脫那種窒息的掌控。但她錯了，那個家就像一個巨大的漩渦，無論她游得多遠，最終都會被那股蠻橫的引力扯回去。

2010年左右，家里的茶商生意遭遇滑鐵盧，欠下了一屁股債。作為那個“最懂事”的老三，這筆巨額債務理所當然地落到了還沒畢業的她頭上。那一年，她兜里揣著寒酸的300塊錢，只身跳上開往北京的火車。

這一漂，就是五年不回頭的血淚史。那段時間，北京潮濕陰暗的地下室里，住著一個咬牙切齒想要改命的姑娘。為了省錢，泡面成了她的主食，有一頓沒一頓是常態。在這個巨大的名利場里，她像個不知疲倦的陀螺。

從龍套演起，風吹日曬，冬天往冰水里跳，夏天裹著棉襖出外景。好不容易憑借《西施秘史》這類選拔賽冒了頭，有了點名氣，戲約多了起來，她就更瘋了。五年時間，她像個沒有感情的拍戲機器，一口氣接了幾十部戲，大多數時候都是配角，但她從不挑剔。

她賺的每一分錢，幾乎都沒有在她自己的口袋里捂熱過。弟弟的學費、那根本填不滿的家庭債務、全家人都要住的大房子首付、弟妹們的生活開支……她就像一個全自動的提款機，源源不斷地向那個擁有八口人的家庭輸血。哪怕是腰椎間盤突出疼到在地上打滾，哪怕是剛做完微創手術，醫生千叮萬嚀要臥床靜養，她為了不耽誤劇組進度，不出幾天又站在了攝像機前。

她的身體在發出尖銳的警報，但她的父母似乎對此視而不見，或者選擇性失明。每次收到轉賬時的那幾句夸贊，成了她繼續這種自殺式勞作的唯一精神鴉片。她在這種虛幻的“被需要”感中，逐漸麻痹了對自己身體的感知。甚至因為覺得自己小時候缺愛，她還拼命去做公益，資助那些孤兒，試圖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填補自己心底那個從未被愛填滿的黑洞。

直到那一紙診斷書落下，所有的努力都顯得那么蒼白。更令人感到悲涼的，是她在確診后的選擇。在這個生死關頭，她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怎么不惜一切代價救自己。因為見識過化療的痛苦和昂貴的費用，或者是為了給家里省錢，或者是為了躲避西醫那種讓她恐懼的副作用，她一開始竟然選擇了保守的中醫調理。

但這不僅沒有那是救命的稻草，反而是加速下墜的巨石。從中醫到后來哪怕是開始信佛吃素，試圖用信仰來對抗病魔，她的病情依然像失控的野馬一樣狂奔。等到七月份真正確診，身體機能已經全面崩盤，最佳的治療窗口早就被她親手關上了。

到了最后不得不進行化療的時候，她的身體早已脆弱得像一張薄紙，根本經不起那樣猛烈的藥物轟炸。頭發掉光，皮膚潰爛，那是化療藥物在她體內進行最后瘋狂搏殺的痕跡。

在那個冰冷的病房里，她是否后悔過？或許有過那么一瞬間的解脫感吧。她在社交媒體上說，得知得癌的那一刻，她竟然覺得輕松了，終于不用再拼命賺錢，終于不用再背負那么多人的期望，終于可以為自己停下來了。哪怕這個“停下”，是以生命為代價。

甚至在她離世之后，這場關于“榨取”的戲碼似乎還沒落幕。她的積蓄、她的房產，自然而然地被全盤接收，甚至有人指出，她的悲慘經歷在死后依然成了某些流量變現的談資。那個她用命供養的弟弟，那個重男輕女的家族，在她的葬禮之后，依然要繼續他們的生活，只是少了一個可以隨時提取的供養者。

徐婷曾經簽下了器官捐獻協議，這是她留給人間最后的善意。這個一輩子都在為別人活著的姑娘，哪怕在生命的盡頭，想的依然是能給這個世界再留下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