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伊朗,哪怕總統換了一個又一個,關鍵操盤手始終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哈梅內伊。
他不是總統,卻凌駕于總統之上,他一言九鼎,伊朗全國無不服從,他才是真正的“伊朗教父”。
35年執掌政壇高位、靠強勢領導奪權控權,在革命殘酷洗禮中脫胎換骨,一個右手殘疾、接近九旬的老人,為何依舊是中東地緣政治牌桌上最令人忌憚的存在?
2024年7月,馬蘇德·佩澤希齊揚當選伊朗新一任總統,但很快全球意識到了一個更“真實”的事實,只要哈梅內伊不點頭,這一切都只是程序性的演出。
因為伊朗是一個典型的“政教合一”國家,總統只是代理人,領袖才是決策中樞。
在伊朗,“最高領袖”擁有全面的世俗與神權,憲法、軍隊、情報、媒體,全在他一手掌控,總統不過是他幕后的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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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梅內伊的長年掌權不是偶然,也不是單靠“人設”,而是制度性、結構性安排的產物。
伊朗的“政教合一”體制賦予了最高宗教領袖擁有“超憲法授權”、可越過議會、剝奪總統任免權,甚至在關鍵時刻直接介入行政。
幾十年里,他不僅將改革派與保守派斗爭巧妙調和,還把哪怕一點點權力斗爭都壓在控制線內:總統可以是改良派也能是保守派,但最高領袖必須唯一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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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梅內伊常被西方描成“反美保守派”,但其實這種敘事遠遠低估了他的政治智慧。
他的反美是一種處境下的戰略必然。在他看來,美國輸血給以色列,在中東武裝盟友對抗伊朗,搞顏色革命、操縱輿論,是伊朗最大安全威脅。
所以,哪怕面對美國極限施壓、重啟對伊制裁、退出核協議、扼殺油氣出口,哈梅內伊也始終堅持“抵抗性經濟”路線,哪怕損失大,也要把對外依賴削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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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天生強者,而是革命后的幸存者。年輕時的哈梅內伊,曾為伊斯蘭共和國操勞多年,在“伊朗-伊拉克戰爭”前線哄抬士氣、組織后勤,為霍梅尼所倚重。
霍梅尼臨終前,隨著被選中者蒙塔澤里因不滿暗殺其女婿而公開挑戰權威,讓一貫忠誠、反美堅定的哈梅內伊脫穎而出。
1989年,哈梅內伊正式接班,此后一統權力核心35年,以“不變者”的形象維護體制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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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梅內伊深知光靠國內軍力不夠,必須構建外圍戰線。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加沙的哈馬斯,這些都成了哈梅內伊版“伊斯蘭國際縱隊”。
這是一套“不對稱地緣安全策略”:伊朗不直接出面,但周邊遍布代理人戰爭。當美以施壓時,哈梅內伊總能從側翼進行回應、牽制敵人。
哈梅內伊不是在玩中東安全游戲,而是在塑造一套全新的中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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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他便開始力推“抵抗性經濟”路線,本質是:降低石油依賴;強化本地制造;鼓勵自主品牌;裁撤懶政貪腐。
這一政策使伊朗在多個關鍵行業構建起“自主循環鏈”,同時,強化內貿消費作為發展錨點,避免經濟命門被國際牽著鼻子走。
當然,它的副作用是經濟慢下來,民生壓力不減。但哈梅內伊賭的,不是短期GDP,而是國家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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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來,哈梅內伊不僅樹立威權,更完成了一個重要工程,宗教與政權的系統綁定,使任何接班者都必須保持教法合規,才能入局大位。
即便他卸任、甚至身故,只要體制不倒,哈梅內伊的政治基因一定還會繼續潛伏下去。
但風險依舊存在。如果美以加大對伊朗顏色革命推進、內部改革派強勢爆發、遜尼派國家聯合制衡,一旦接班人氣場壓不住,伊朗可能經歷一次“代謝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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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體制穩定是國家最好的護城河。面對全球“顏色革命”滿天飛的時代,伊朗這種“集中制度+人民認同”的形式至今沒被瓦解,不得不令人思考體制韌性的重要性。
第二,對抗強勢霸權要比純經濟更靠堅強意志與戰略長線思維。若只靠“GDP主義”來博弈,不夠。
第三,只有構建自己的外圍安全網絡和經濟體系,一個國家才能真正做到“你打斷一只手,我還能握緊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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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沒選擇做美國的朋友,那他就注定要做強敵。
而哈梅內伊,正是這套生存哲學的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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