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境內大規模抗議、騷亂和警民沖突已持續近三周之久,迄今絲毫未顯露出緩和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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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援引總部位于美國的人權組織HRANA11日提供的表格宣稱,已有490名抗議者和48名安全人員喪生,另有1萬人被捕。
路透社報道特別強調,他們無法獨立核實這些數據,伊朗當局也未公布此次動亂造成的傷亡人數。按照人們對以往類似事件的經驗,不論這類境外組織或伊朗官方,往往都會根據自己的主觀故意修改數據。
伊朗“神”、“人”兩套權力架構不約而同地將此次持續難解騷亂歸咎于外來勢力的“亡我之心不死”。
1月11日,伊朗總統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在伊朗國家廣播電視臺(IRIB)接受采訪時談及國內動蕩局勢,指責“以色列和美國正在幕后策劃伊朗的動蕩局勢”,他表示,在6月以色列與以色列爆發的12天戰爭期間“襲擊伊朗的同一批人”正在“試圖利用經濟問題加劇這些動亂”,“他們訓練了一些國內外人員;他們從國外招募了一些恐怖分子”,他舉例稱,襲擊者襲擊了拉什特市的一個集市,并縱火焚燒了清真寺。
他試圖將“抗議民眾”和“外國操縱的暴徒”區別對待,稱政府已經聽取了商戶們的訴求,并將“不惜一切代價”解決他們的問題。但他敦促公眾不要讓“暴徒”擾亂國家秩序。他表示“暴徒不是在抗議民眾。我們聽到了抗議者的呼聲,并已盡一切努力解決他們的問題。”
對此中東資深媒體人阿薩迪(Tohid Asadi)指出,當局過去一周一直在努力區分抗議者和他們所說的受過外國訓練的暴徒,高級官員一方面泛泛而談地承認公眾的憤怒是合理的,并指出“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以及本幣大幅貶值,目前給當地民眾的錢包帶來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又把在騷亂中死傷或被捕的示威者一概指定為“境外勢力代理人”。
如果說,2022-2023年發生的,伊朗革命以來最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起因是涉嫌違反女性“穿衣令”的22歲婦女阿米尼(Mahsa Amini)瘐死拘留所引發公眾對刻板苛刻清規戒律的不滿,屬于社會和思想范疇,此次抗議活動的最初起因卻是純經濟性的:由于伊朗里亞爾大幅貶值,物價高昂,商品短缺,德黑蘭大巴扎的商戶紛紛關門歇業,商家和普通民眾不堪奔命,怨聲載道,而伊朗“神”、“人”兩系當權者對此束手無策,卻依舊習慣性套用倨傲、顢頇和蠻橫的態度和手段加以搪塞甚至壓制,最終引發了持續數周的抗議和騷亂,并繼上次騷亂后再次以網絡平臺“搖人”的方式很快擴散至全國。盡管伊朗強力部門很快實施了技術管制手段,卻已彈壓不住躁動洶涌的社會情緒。
將矛盾和不滿轉移至自己所希望指向的靶標,是伊朗官方自巴列維王朝垮臺以來慣用的手段,以往這類靶標通常首先被確定為“王室余孽”、“遜尼派異己”等“內部壞分子”,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將美國、以色列指定為“亡我之心不死”的敵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美國、以色列在對伊朗“搞事情”方面的確劣跡斑斑,既有前科又有“現行”,想用它們當替罪羊無需PS,實打實的罪證隨手一抓一大把,另一方面,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幾十年過去,王朝留下的傷痕早已在新一代伊朗人心目中淡去,甚至“凈化”為某些未經歷過那個時代者心目中唯美的白月光,教派對抗隨著地緣沖突形勢的劇烈變化,也越來越難在廣大伊朗民眾基數上“拉仇恨”了,所以,時至今日,“美以亡我之心不死”就儼然成為伊朗“神”、“人”兩套班子解釋“七災八難”生成原因雷打不動的標配替罪羊。
總統的發言只是一個信號:11日當天,據伊朗官方媒體報道,當局宣布全國哀悼三天,“以紀念在抵抗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的斗爭中犧牲的烈士”;伊朗內政部聲稱騷亂正在平息;伊朗總檢察長阿扎德(Mohammad Movahedi Azad)警告抗議參與者,他們可能面臨死刑……據監測組織稱,截至當天,伊朗全國范圍內的互聯網中斷已持續超過72小時。
事實上伊朗總統已是抨擊“亡我之心不死”最為含蓄的伊朗高層,伊朗議會議長加利巴夫就在議會部分議員山呼“打倒美帝”等口號襯托下慷慨揚言“如果伊朗遭到襲擊,被占領土(以色列)以及所有美國基地和艦船都將是我們的合法打擊目標”。
據伊朗國家媒體報道,伊朗當局還呼吁民眾于周一舉行全國集會,譴責“美國和以色列領導的恐怖主義行動”。佩澤什基安呼吁民眾參與伊朗國家電視臺所稱的“全國抵抗游行”,反對歸咎于“城市恐怖分子”的暴力行為。
伊朗高層這種事實上回避國內矛盾內因、一味將責任歸咎于外因的邏輯究竟是轉嫁矛盾的純謀略,還是“一種信仰”?
不少觀察家,入霍普金斯大學國際事務和中東研究教授納斯爾(Vali Nasr,)就認為,伊朗領導層真心相信“國家已被外國支持的勢力深度滲透”,這些勢力能夠在伊朗境內自由活動,“他們的確從內心深處認為,這些抗議活動是美國和以色列企圖在伊朗推翻政權的陰謀的一部分。這發生在與以色列和美國交戰的背景下……伊朗領導層高度懷疑,其對手正在利用這些抗議活動削弱甚至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因此,這不僅僅是他們用來抹黑抗議者的言論”。
但更多觀察家指出,“真心相信”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甚至更重要的,是即便從內心深處切實認識到問題的根源在內因,在于當局沒有把經濟、金融、就業搞好,沒能順應時代和社會,拿出符合大多數階層意愿的改革措施,他們也對作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改變既從內心不愿、也從能力上做不到,“他們何嘗不知道真正的問題在于公眾對經濟、安全和社會治理的不滿,但他們對此沒有切實可行的途徑去應對解決”——于是就只好繼續拿“亡我之心不死的外來勢力”說事了,橫豎它們也的確“亡我之心不死”。
許多觀察家表示,面對洶涌的社會不滿和抗議浪潮,伊朗當局始而裝聾作啞,諱疾忌醫,“對癥而不下藥”,試圖通過掩蓋矛盾“茍”過去,繼而“不對癥而下藥”,明明對真實癥結首在內因心知肚明,卻駕輕就熟地試圖將一切憤怒和不滿導向外因。可以想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伊朗當局應對社會危機的方案,無非上述兩種“處方”的一種,或不同比例搭配的“復方”,可想而知,這樣的“復方”遠不足以治病救人,且“是藥三分毒”,吃多了還可能搞出些別的。
關鍵在于,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實際上根本無力改善民眾的經濟狀況、安全問題或解決他們的其他不滿,但他們又必須裝作正在解決問題,且有的是濟世救人的苦口良藥,和包治百病的錦囊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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