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國哭著等鄭成功：你口口聲聲“復明”，為啥不肯幫我救永歷帝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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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心齊，泰山移。”這話聽著多提氣，可到了南明那會兒，偏偏應了另一句老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你看《明史》雖然沒直接說鄭成功“陽奉陰違”，但字里行間寫得明明白白：他奉的是永歷正朔，兵卻是自家的兵，糧也是自家的糧。說白了，就是名義上忠于朝廷，實際上獨立運營。

李定國在西南打得風生水起，兩蹶名王，嚇得清軍直哆嗦。鄭成功在東南擁兵海上，艦隊橫行，號稱“海東天子”。兩人要是真能聯手，南北夾擊，清廷還真未必穩得住。

可結果呢？一個困死緬甸，一個孤守海島。不是沒機會，而是明明伸手就能拉一把，為什么一次次錯失良機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為什么鄭成功遲遲不出手呢～

三次會師失敗

我們總說“南北呼應，大明可興”，這話真不是吹牛。李定國控陸，鄭成功掌海，一個能打，一個有錢有船，簡直是天作之合。

可現實是：他們三次幾乎要牽手成功，三次都被硬生生掰斷了。

第一次：1653年，李定國桂林大捷后邀約，鄭成功“嘴上答應，腳不動”

李定國干掉清將孔有德，拿下桂林，一時威震天下。緊接著就開始派人往東南送信，想拉鄭成功一起干票大的。

《小腆紀年附考》寫得清楚：“定國遣使通好于成功，期合兵進取。”意思很直白：兄弟，我這邊打開了局面，你出兵牽制江南，咱們東西夾擊，清軍必亂。

鄭成功怎么回的？

“敬佩忠烈，共勉復國。”客氣話一套一套，行動呢？一個兵沒派，一艘船沒動。理由一大堆：“船還沒造好”“糧不夠”“風向不對”……反正就是“等下次”。

結果呢？清廷緩過勁來，派敬謹親王尼堪帶大軍南下。李定國在衡陽拼死一戰，把尼堪斬于陣中，可終究寡不敵眾，敗退入滇。

第二次：1653–1654年，李定國被孫可望打壓，仍三番五次求援，鄭成功反復跳票

這會兒李定國內外交困。孫可望在昆明一手遮天，連永歷帝都快架空了。可即便如此，李定國還是沒放棄聯絡鄭成功。

《明季南略》記著：“李定國屢遣使通成功，使三返矣。”使者來回跑了三趟！這不是客套，是真急了。

鄭成功也不是完全不理，還回話說：“等風順就發兵。”甚至一度下令練兵、整船，搞得像是真要動手。可最后呢？風一直不順，敵情一直緊張，兵一直沒出發。

你說巧不巧？每年都能派船去日本買火藥、運白銀，偏偏救國的時候，風就是不配合？

第三次：1658年，永歷帝逃亡緬甸前下詔勤王，鄭成功“祭天哭拜，轉頭北伐”

這回是永歷親自下詔了。朝廷流離失所，從廣西跑到云南，眼看要進緬甸避難，最后一道求救信號發向全國：“延平郡王鄭成功，速速會兵，共圖復興！”

鄭成功接詔后反應極快：設壇祭天，望北痛哭，宣布奉旨北伐，聲勢浩大，搞得像是要直搗北京。可實際出兵方向是哪兒？浙江臺州、舟山群島，離西南戰場隔了半個中國。

《臺灣外紀》寫得很實誠：“成功誓師曰：‘此行不為他，專討清虜，復我故土。’”注意，他說的是“復我故土”，不是“救我君父”。

所以這場北伐，更像是一次借勤王之名的戰略擴張。熱鬧是真熱鬧，救命？沒影兒。

三次邀約，三次落空。不是沒聯系，不是沒機會，而是每次都在“說好了”和“做不到”之間，活活耗掉了。

為什么合作不了？三個扎心真相

別怪誰不講義氣，也別罵誰貪生怕死。鄭成功和李定國都是鐵骨錚錚的漢子，可問題是，在那個時代，忠義扛不動現實的重量。

他們沒法合作，根本不是因為感情不好，而是三個底層邏輯徹底對不上：

1. 誰說了算？南明沒有“總公司”

這是最致命的問題：反清復明這面大旗底下，到底聽誰的？

李定國是永歷親封的晉王，掌西南軍政，算是“體制內高管”。鄭成功是延平郡王，兵自己招、錢自己賺、地盤自己管，純純“地方諸侯”。

兩人爵位平級，誰也不歸誰管。《明季南略》說得透：“成功稱藩于閩，而定國秉政于滇，各以詔旨行事。”翻譯一下：我們都聽皇帝的，但皇帝太遠，所以我們各自為政。

這就跟兩家公司都說要拯救同一個品牌，可誰也不愿合并股權。你要我出兵配合你打湖南？打贏了地盤歸誰？稅收怎么分？官員誰任命？

更麻煩的是，孫可望在昆明搞“平行朝廷”，私設六部，逼百官勸進，擺明了想取永歷而代之。這種環境下，鄭成功要是貿然帶主力深入西南，萬一前腳剛進廣西，后腳廈門被清軍端了，或者被“盟友”背后捅刀，那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沒有統一指揮，就沒有真正協同。一個群龍無首的聯盟，再響的口號也撐不起一場翻身仗。

2. 鄭成功的命根子在海上，陸戰不是他的游戲

別忘了，鄭家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不是步兵，不是騎兵，而是船隊、港口、海外貿易線。

《臺灣外紀》記載：“成功屯田于廈、金，而資糧多來自日本、呂宋及紅毛商舶。”說白了，他的軍隊是靠國際貿易養活的，用茶葉瓷器換火藥糧食，靠港口收稅維持運轉。

這種模式決定了他的戰略底線：保海島、控海峽、維系對外通道。

所以一旦深入內陸作戰，等于主動放棄自己的“現金流業務”，跳進一個陌生戰場。補給靠陸運？清軍騎兵一沖，糧道就斷。打到長江流域？沒有水師優勢，面對八旗鐵騎，站都站不穩。

相比之下，攻打南京（1659年）或經營舟山，至少還能依托水網接應；可千里迢迢跑去救云南的永歷？那是把全部身家押在一個遙遠的政治符號上——風險極高，回報極低。

說白了：李定國的理想是光復中原，鄭成功的底線是保住基業。目標不同，節奏自然對不上。

3. 信息延遲+猜忌鏈=信任跨不過千山萬水

你以為他們能天天互通消息？從云南到廈門，快馬要走兩個月，中間還有清軍封鎖、土匪劫道、天氣突變。等信使終于把書信送到，戰場形勢早就變了三輪。

更要命的是，誰也不敢確定對方是不是在“借刀殺人”。

李定國頻頻邀約，鄭成功難免懷疑：你是真想聯手，還是想把我主力調走，好讓你獨攬西南大權？畢竟你李定國還得防著孫可望翻臉，我若孤軍深入，萬一你轉頭和清廷議和，我豈不成炮灰？

反過來，李定國看鄭成功也滿肚子疑慮：你說“風未順”，年年都說風未順；你說“敵哨密”，可你年年都能派船去日本做生意。分明是有選擇地行動，哪里是不能，只是不愿。

《永歷實錄》一句點評戳心：“兩雄不并立，勢使之然也。”這不是不忠，也不是怯戰，而是亂世之中，自保先于救國，存身重于盡義。

每個人都活在信息盲區里，只能按對自己最安全的方式出牌。于是，承諾一次次開出，又一次次跳票。不是不想救，而是不敢賭，也輸不起。

大明的悲劇，是自己人拆的臺

我們總把王朝滅亡歸咎于外敵太強、皇帝太昏。可南明的結局像一面鏡子，它照出的不是清軍多厲害，而是一群本該同仇敵愾的人，如何在最后一刻，親手把大明推向深淵。

鄭成功不信李定國？李定國也未必真信鄭成功。他們之間沒動刀，卻比敵人更懂得怎么“不動一刀，斷人咽喉”。

這不是個例，而是一場系統性崩塌：南明上下，幾乎沒有真正的“共同體”意識。

每個人都打著“復明”的旗號，干的卻是“保藩”“擴權”“爭正統”的事。就像一群人圍著一口快熄的爐火取暖，誰也不肯添柴，生怕別人烤得比自己暖。

最慘的是永歷帝。
《永歷實錄》記載：“上在南寧，遣使十三道求援，惟李定國至，余皆觀望。”
他像個乞丐一樣四處求救，可響應者寥寥。黃斌卿割據舟山自稱總兵，瞿式耜被同僚排擠孤立而死，左良玉早已作古……

更荒唐的是孫可望。他原是張獻忠義子，降明只為“借殼上市”。《明季南略》寫他“諷諸將上表勸進”，想逼永歷禪位，私設機構，自稱“國主”，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在這種環境下，鄭成功怎么敢信李定國？
李定國可是孫可望的手下敗將，今天為你打仗，明天會不會也被逼造反？萬一我千里殺進云南，結果你們內部政變，把我當外來軍剿了，豈非白送性命？

就連李定國自己，也不是全無私心。他在衡陽大捷后拒絕與白文選合兵，怕兵權旁落；對永歷身邊的佞臣馬吉翔也多有縱容，只為換取政治支持。所謂“忠臣”，也不過是在亂局中找支點站穩罷了。

而鄭成功呢？1659年北伐南京，聲勢浩大，號稱“舳艫千艘，將士十余萬”。可目標是江南財賦之地，而非西南危局。《臺灣外紀》記他誓師時說：“此行不為他，專討清虜，復我故土。”
可這個故土，指的是福建、浙江——哪一句提到了云南的永歷？

說到底，他們都把“大明”當成了自己的政治資產，而不是共同守護的江山社稷。

最悲涼的一幕在1662年上演：
李定國病逝前，遺命其子：“寧死荒徼，無降也！”
幾乎同時，鄭成功在臺灣收復不久，郁郁而終。
兩人至死未見一面，未共一役，連書信往來都止于客套。

屈大均在《皇明四朝成仁錄》中嘆道：“兩雄竭力，各奮一方，而卒不得合，天乎？人乎？”
是天意弄人？還是人心散了？

或許答案就在那句老話里：堡壘從來都是從內部攻破的。南明不是亡于清軍，而是死于自己人的猜忌、私欲與不作為。
鄭成功和李定國，都是英雄，可當英雄們各自為營，不再同心，再響的戰鼓，也喚不回一個破碎的天下。

老達子說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李商隱這句詩，像是為鄭成功與李定國寫的墓志銘。

他們生逢亂世，忠肝義膽，一個躍馬西南，一個橫海如龍，本可攜手翻盤，再造乾坤。可最終，一個抱恨臺灣，一個客死邊陲。
鄭成功與李定國的遺憾，不是一個錯失的會師，而是整個時代無法突破的困局，當復明成了割據的旗號，當勤王淪為自保的遮羞布，再多的忠勇，也不過是悲壯的獨舞。

歷史從不缺英雄，缺的是能讓英雄并肩而戰的時勢與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