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早春,北京學院路的梧桐還沒發芽,一場主題為“知識分子與國防現代化”的內部座談會上出現了一位身材魁梧、語速干脆的女軍官——胡斐佩。她左胸口的上校軍銜在燈光下熠熠生輝,然而熟悉她的人知道,比起軍裝,她更在乎的是桌上一疊疊印著藍線的教案。那天散會前,一位年輕講師悄聲感嘆:“這位女同志像擰緊的發條,一刻都不松。”此時距離她的再婚還有整整十五年,卻已經埋下伏筆。
時間撥回1930年10月,上海法租界的窄弄堂里,胡家新添了一個女嬰。十幾年后,這個女孩在復旦大學讀書,1948年入黨,次年隨地下交通線北上趕赴平津前線。1949年4月,她被分到中央軍委勞動大學外語訓練班,第一眼就看見了北大外語系高材生梅孝達。青春年代沒閑情雅致談情說愛,兩人同桌翻詞典、對譯稿,等到1952年冬天才含蓄地確定關系。1956年舉行簡單婚禮,連喜糖都是從機關食堂領的配給糖票。
工作進入正軌后,小兩口成了校園里最忙的一對。不管是外訓班還是后來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只要課間鈴響,總能看到他們在黑板前討論語言邏輯。有人打趣:“你們這是戀愛還是備課?”梅孝達笑笑,推一推眼鏡:“兼而有之。”就這樣,他們在平淡瑣碎里攜手走過二十余年。
1984年1月21日,農歷除夕,命運突然給這段平靜生活劃出裂縫。梅孝達因為持續乏力住院,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病房白熾燈刺眼,梅孝達躺在床上,聲音沙啞,卻仍保持一貫克制:“別再搶救了,藥留給更有希望的病人。”胡斐佩含淚記錄下丈夫提出的五條請求,最觸目的一句是“家屬不得向組織提任何不合理要求”。半年后,他安靜離世。那天凌晨,胡斐佩對醫護人員只說了七個字:“謝謝,把燈關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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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四年里,她幾乎把全部精力傾注在教學和編寫教材上。《大學基礎階段英語泛讀課本》八冊面世,全國400多所高校采用,評獎時因名額限制必須刪去一人署名,她毫不猶豫劃掉自己的名字。有人疑惑,她搖搖頭:“知識是公共財產,署誰名都能傳播。”1988年9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一次授予五名女少將,她名列其一,可第二天依舊端著兩個鋁碗在食堂排隊。
生活表面平穩,夜深人靜時卻不乏空曠。老戰友們看在眼里,勸她再組織家庭。她笑著回答:“理論上講,崗位已經把我填滿。”這份“填滿”持續到1992年2月15日——老同學聯誼會在上海舉行,散場時,一個略顯佝僂卻精神矍鑠的男子緊走兩步追上來:“胡斐佩,你還是40年前的你。”她愣了一下,隨即認出鮑世祿。
鮑世祿的履歷并不順暢。上世紀六十年代被錯劃后下放南京梅山鐵廠,返滬時已白了兩鬢。妻子患小腦共濟失調癱瘓,他悉心照顧五年,直到1990年妻子去世。朋友勸他再成家,他擺手:“緣分不到。”聯誼會那天,他看見胡斐佩,心底忽然有了久違的波瀾。
之后一年,兩人保持傳統而熱烈的通信節奏——每周一封信,嚴謹得像在完成學術報告,又夾雜著點滴日常:哪家食堂的紅燒肉多放了糖,哪本外刊值得翻譯。198次往返的信件讓彼此重新熟悉,偶爾也會有俏皮插曲。一次,鮑世祿在信尾畫了一朵含苞梅花,旁邊寫著小字:“盼暖春。”胡斐佩回信只寫“春已至”,附上一片楓葉。
1993年春,他們登記結婚。儀式非常簡單:一張合影、一桌家常菜、十來位見證人。有人祝酒時打趣:“鮑老,這可是將軍喲,怕不怕?”鮑世祿抿口酒,認真說:“她是將軍,我依舊是同班同學。”眾人哄堂大笑。婚后,彼此依舊忙碌,鮑世祿常在清晨為她磨豆漿,她則利用休假赴醫院參與義診翻譯;退休后,雙雙投身社區老兵口述史項目,翻譯整理檔案至深夜成了日常。
胡斐佩的公寓仍舊樸素:單開門冰箱,14英寸電視,書桌堆滿未裝訂的手稿。街坊偶爾見兩位耄耋老人牽手去公共浴室洗澡,總以為是普通退休夫婦。直到有人認出她肩章留下的印痕,才恍然:“原來是胡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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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者問:“這段姻緣是不是遲了點?”她搖頭,目光平和:“遲一點沒關系,重要的是對的人還在。”鮑世祿附和:“她在我眼里,仍是二十歲那個坐在教室第一排的女同學。”歲月磨平了許多鋒芒,卻沒磨掉兩人骨子里的赤誠與敬意。
如今翻檢那一摞舊信,紙頁已泛黃,但墨跡猶新。上面寫著共同的信念:把個人命運系于國家需要,把生活的缺口交給彼此填補。對于那個在63歲再度披上嫁衣的將軍而言,愛情并非年華里的插曲,而是延續一生的肅穆誓言;而對鮑世祿來說,四十年的等待,不過是為說一句“你依然是40年前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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