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力幾何

在亞太地區安全格局深刻演變、大國戰略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實現“國家正常化”和“積極和平主義”為借口，通過連續大幅增加防衛預算、突破“專守防衛”原則、解禁集體自衛權、系統發展遠程打擊能力，以及深度融入美國領導的聯盟軍事體系等舉措，將其防衛政策從戰后“基礎防衛”框架轉向謀求“攻防兼備”的“戰略性防務”。這一變化不僅體現在武器裝備的遠程化和進攻性調配上，更深刻反映在其作戰構想、力量部署與同盟戰略的全面轉型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臺后，就安保法中的“存亡危機事態”發表涉臺錯誤言論，表示將可能動用防務力量來行使所謂“集體自衛權”，公然干涉中國內政，踐踏二戰后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隨后，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視察琉球群島一處自衛隊基地時，宣布將在該基地部署中程防空導彈，使得自衛隊的行動范圍與作戰能力遠遠加超出本土及周邊防衛需求，對地區安全態勢與戰略穩定構成系統性、長遠性沖擊的一面也更加凸顯。

戰后日本國防體系的復活

日本現代國防體系的構建，是一個始于“零武裝”，在外部壓力和內部驅動因素共同作用之下，逐步“復活”并且不斷突破上限的漫長進程。這一進程根植于二戰日本戰敗后被強制解除武裝的歷史起點，并在冷戰格局、日美同盟需求以及日本國內保守政治勢力追求“正常國家”地位的三重動力下逐步實現，核心軌跡是從對法律與組織的徹底否定起步，歷經由朝鮮戰爭催生的“警察預備隊”過渡階段，到依托日美同盟正式組建“自衛隊”并確立“專守防衛”原則，再到冷戰后通過一系列漸進式的政策調整，不斷侵蝕地理范圍、能力性質和法律限制邊界，最終為當前以“反擊能力”為核心的“進攻性”躍升鋪平道路。

戰后初期，日本的國家武裝被徹底否定與解除。當時，根據《波茨坦公告》及美國的占領政策，日本帝國陸海軍被解散，軍事機構被廢除，軍工生產體系被系統性拆解，并被禁止保留任何攻擊性武裝力量。1947年《日本國憲法》生效，其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把利用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軍、海軍、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從而在國家根本法層面確立了“和平主義”基石。這一時期，日本防衛完全依賴美軍，其國防體系處于實質性的“真空”狀態。這種制度設計旨在塑造一個“非軍事化”的國家，從根本上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生。

然而，隨著冷戰的開啟與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的對日政策發生根本逆轉。為了打造東亞“反共堡壘”并填補美軍力量空缺，美國開始推動日本重新武裝。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指令下，日本成立了“警察預備隊”，邁出重建武裝力量的關鍵一步。1954年，在《日美相互防衛援助協定》框架下，日本頒布《防衛廳設置法》和《自衛隊法》，正式成立陸海空自衛隊，并通過政府解釋將其定義為“必要最小限度的自衛武力”，這就使得日本在憲法約束與安保需求之間找到了重建與存續軍事力量的空間，初步構筑起“專守防衛”的框架。此后數十年，日本自衛隊的規模與裝備在日美同盟內穩步提升，但總體上被限定于本土及周邊防御范疇，并長期遵循武器出口禁令、防衛費在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比不得超過1%等具體限制。

冷戰結束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環境變化及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加速，“專守防衛”原則被不斷掏空。日本以應對“朝鮮核導威脅”及“中國軍力發展”為由，通過一系列法律、政策的調整，系統性地拓展防衛能力邊界，包括2014年以“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大幅放寬軍備輸出；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權，允許在本土未受到攻擊時幫助盟國行使武力。這些“切香腸”式的突破使得日本自衛隊的任務性質從純粹的國土防御逐步轉向海外干預、主動威懾和協同進攻，完成了從只持“盾”到兼具“矛”的能力與法律準備。

自衛隊轉型不斷加快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明確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并正式寫入發展所謂“反擊能力”（即“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目標，標志著其防衛政策進入以“根本強化防衛力”為目標的戰略性躍升新階段。在此文件綱領的指導下，日本自衛隊以全方位、體系化的方式加緊進行改革轉型，內容深度覆蓋編制體制、武器裝備、指揮協同及前沿軍事技術等多個維度，核心目標是構建一支具備跨域協同、遠程精確打擊和主動干預能力的現代化軍事聯合力量。

目前日本自衛隊的編制為24.7萬人，但并未滿編，陸上自衛隊實有約15萬人、海上自衛隊約4.5萬人、航空自衛隊約4.7萬人，此外還有約5.6萬人的預備役力量。日本自衛隊的總兵力數量在東亞地區不算龐大，但體現出“質量優于數量”的建軍思想。近年來，日本自衛隊采取一系列編制體制改革的措施，試圖在保持精干特點的同時向“高效”轉型。例如，陸上自衛隊已完成七支岸艦導彈聯隊的組建工作，并配備了12式改進型反艦導彈，形成對日本全域及其周邊重要水道的火力網覆蓋。陸上自衛隊還對西南方向的兵力部署進行重點強化，不僅將駐守沖繩的第15旅團升級為具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機動旅團，也在與那國島、宮古島、石垣島等前沿島嶼部署了警備部隊和導彈單位。海上自衛隊廢除了原有的“護衛艦隊”“護衛隊群”等帶有“護衛”字樣的部隊名稱，取而代之以新創建的“水上艦隊”和“水上戰群”，并通過優化人員結構和專業化培訓，重點提升艦艇人員專業素養。航空自衛隊則加速組建并部署F-35B隱身戰斗機中隊，并以此為核心整合海上與陸上力量，加緊進行F-35飛行員、海上自衛隊艦員以及陸上自衛隊“水陸機動團”之間的跨軍種協同訓練，構建一體化的兩棲作戰與遠程打擊能力，同時不斷優化飛行員與地勤人員比例，形成相對合理的人力資源結構。

在武器裝備層面，日本自衛隊超越傳統防御范疇，積極謀求遠程縱深打擊與遠洋進攻性作戰能力。陸上自衛隊重點強化西南方向的“要塞化”部署， 在奄美大島、宮古島、石垣島等前沿島嶼新建駐屯地，部署12式改進型反艦導彈（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及中程防空導彈，并將駐沖繩部隊升級為機動旅團，還計劃在2026年完成高超音速導彈部署，以實現遠程打擊能力的突破性發展。海上自衛隊重點打造以準航母與先進潛艇為主體的突擊平臺，目前已完成“出云”級直升機驅逐艦的航母化改裝，使該型戰艦能夠搭載F-35B垂直起降戰斗機。該級艦滿載排水量約為2.6萬噸，最高航速可達30節。海上自衛隊最新型的“大鯨”級及部分后期建造的“蒼龍”級潛艇均采用先進的鋰離子電池技術，水下續航時間和靜音性能顯著提升。“大鯨”級潛艇標準排水量約3000噸 ，水下最高速度可達20節。這些體現了日本在大型水面艦艇噸位、高速機動性以及潛艇隱蔽突防能力方面的技術追求。航空自衛隊的裝備現代化進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速推進F-35機隊建設，計劃到2030年擁有105架F-35A和42架F-35B隱身戰斗機；二是對現役的98架F-15J進行“日本超級攔截機”升級，通過整合AGM-158B隱身巡航導彈，延長這批老舊機型的服役壽命，確保對制空權的控制并拓展多維度打擊手段。

指揮機制上，加緊進行聯合作戰體系的革新與融合。2025年3月，日本防衛省成立了統合作戰司令部，旨在通過整合原本分散在陸海空各自衛隊的指揮職能，解決長期存在的各軍種各自為政、協同不暢的問題，實現作戰指揮一元化。2025年10月，統合作戰司令部在聯合演習中成功指揮了5.8萬人參與跨域作戰，首次實現與駐日美軍天基預警系統的實時數據交換，不僅檢驗了新指揮體制的運行效率，展示了其初步形成的聯合指揮能力，也為后續指揮機制優化提供了經驗。此外，日本對戰區層面的指揮體系也進行了整合。例如，在西南方向成立了聯合任務部隊，統一指揮駐沖繩的陸自第15旅團、海自佐世保地方隊的艦艇及空自那霸基地的航空力量，并于2025年4月組建由陸上自衛官負責的“海上運輸群”，以滿足陸上自衛隊在小型離島上存在分散部署和持續運輸補給的需求，同時彌補海自人員的長期短缺，從而更有效地應對突發情況，提高快速反應能力。日本自衛隊還大力推進指揮系統的信息化建設，于2023年啟動構建“中央云”系統以整合陸海空自衛隊分散的指揮控制系統，實現內部數據共享，并計劃在2027年前實現指揮系統從師團級到單兵作戰平臺的數字化聯通。上述計劃若得以順利實施，將顯著增強日本自衛隊的聯合指揮控制、分布式作戰以及持續作戰等能力，同時也為未來的智能化作戰奠定基礎。

與此同時，日本持續加大在前沿技術研發領域的投入力度，計劃2023～2027財年投入約3.5萬億日元研發預算，重點聚焦智能無人集群、衛星星座以及太空、定向能、高超音速等新興領域，以期獲得“防區外打擊”和“顛覆性”作戰能力。2025財年日本投入2832億日元用于建設衛星星座系統，通過多顆小型衛星組網，實現對軍艦和導彈的探測追蹤，并計劃在2027年前部署十顆分辨率0.3米的光學與雷達成像衛星，以提升自主偵察、導航和通信能力，為遠程精確打擊提供關鍵支持。日本計劃在2026年前部署高超音速滑翔彈頭，2030年前完成超燃沖壓發動機技術的實用化，從而獲得突破現有導彈防御系統的能力，形成由近及遠的打擊體系，大幅提升戰略威懾水平。日本于2025年成功試飛了“無人僚機”原型機，其“有人—無人協同作戰”技術進入實機測試階段，并計劃在2030年前實現與F-15J的有人—無人編隊作戰，以在顯著降低飛行員安全風險的同時拓展戰機作戰半徑和態勢感知能力。

日本在推進自衛隊全方位轉型的過程中，通過語義模糊、定義重構與軍民融合等“隱形突破”方式，采取以“技術性表述”和“功能性包裝”為內核的策略性操作，系統性地為其能力擴張掃清國內法律與國際輿論障礙，規避直接修憲可能引發的激烈反彈。例如，在裝備定義上，刻意采用具有偽裝性的非攻擊性術語，包括將可搭載F-35B戰機、實質具備遠洋力量投送能力的“出云”級艦船稱為“直升機驅逐艦”，以規避憲法對“攻擊型航母”的禁令；把射程遠超自衛需求、可覆蓋他國縱深的導彈命名為“反艦導彈”或“島嶼防衛用彈藥”，掩蓋其對陸攻擊的進攻實質；在潛艇技術上以提升“靜音性”和“續航力”為名，持續推進可與核動力技術相兼容的先進系統研發，為未來潛在的戰略選項埋下伏筆。日本還廣泛開展“軍民兩用”技術開發，使民用企業成為國防供應鏈的隱藏支柱，既降低了軍事化進程的政治能見度，也為可能的戰時動員奠定基礎。

近年來，日本自衛隊超越傳統防御范疇，積極謀求遠程縱深打擊與遠洋進攻性作戰能力。圖為日本海上自衛隊最上級護衛艦“三隈”號。

防衛重心向西南方向傾斜

日本的軍事基地體系在《美日安保條約》框架下形成，是其防衛力量進行空間投射與前沿部署的物質基礎。冷戰時期至冷戰后初期，日本的軍事基地布局具有明顯的“北重南輕”特點，主要應對蘇聯（俄羅斯）與朝鮮半島方向的“威脅”。具體而言，北部方向（北海道及東北地區）集中部署陸上自衛隊重裝師團及防空部隊，以應對北方領土及日本海方向的“威脅”；中部方向（關東、中部地區）作為政治經濟中樞，聚集了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等最高指揮機構，以及橫須賀、佐世保等大型海軍母港和主力航空基地，承擔指揮控制與戰略機動核心功能；西部方向（九州）及沖繩則構成應對朝鮮半島方向事態的次級前沿，駐有一定海空力量；西南方向（先島群島等）的軍力部署則長期薄弱，存在所謂“空白地域”。在這一時期，自衛隊基地與美軍基地在功能上也有明確分工，地理上交錯共存，共同服務于“專守防衛”下的本土防衛目標。

近年來，伴隨著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激進調整，日本的軍事基地體系也在進行根本性的重構，布局與功能日益呈現出“全域存在、重點突出、縱深配置、日美融合”的鮮明特征，并正經歷著防衛重心從北部、西部向西南方向的急劇傾斜，整體功能則從靜態“本土防御據點”向動態“前沿威懾與反擊樞紐”快速轉型，主要表現為全力強化西南方向的軍事存在，以應對臺海與東海方向的“安全威脅”。

前文提到的在奄美大島（琉球群島一部分，距中國臺灣約900公里）、宮古島（宮古列島主島，位于琉球群島西南部，距臺灣不到400公里）、石垣島（位于琉球列島八重山群島的南方，距臺灣不到300公里）等島嶼部署的改進型岸艦導彈和中程防空導彈，射程不僅覆蓋宮古海峽等關鍵水道，更具備對陸上縱深目標的潛在打擊能力。

沖繩那霸基地距中國浙江省最近處約600公里，距中國釣魚島約400公里，現為日本陸海空自衛隊混駐的綜合性軍事基地，在日本軍事基地體系中發揮著核心樞紐作用，正不斷強化航空力量，并計劃部署遠程防區外導彈。同時，美軍將海軍陸戰隊瀕海作戰團、陸軍多域特遣部隊等新型作戰單元優先部署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尤其是沖繩等西南前沿，聚焦離島防御與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將日本本土和離島變成美軍“第一島鏈”作戰體系的關鍵支點。這種深度融合使得日本自衛隊在情報、監視、偵察乃至打擊鏈條上都能與美軍實現高效協同，獲得了遠超其自身實力的體系化干預能力。

與之相應，北部與中部基地的功能也向支援西南方向機動、作戰與后勤保障轉型，從而將日本全境基地打造成一個高度一體化、彈性分散且具備強大前沿攻擊能力的力量體系，為未來防衛力量開展軍事行動提供有力的“要塞”支持。

2025年12月7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爾斯訪問日本，在東京與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會晤。圖為二人共同觀看日本自衛隊12式改進型反艦導彈展示。

日益增強的同盟“力量倍增”效應

日本防衛力量的“進攻性”提升，遵循“自主建設”與“借力同盟”的雙重路徑。日本通過將自身防務力量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地區軍事網絡，并積極構建多層次“小多邊”安全合作，彌補其在遠程打擊、力量投送和全球態勢感知等方面的固有短板，將外部同盟力量轉化為支撐其戰略進取、擴大地區影響力的核心依托。因此，深化并利用以日美同盟為核心、輻射多邊的安全合作體系，被視為實現日本自衛隊“力量倍增”的關鍵戰略。

作為日本對外戰略的基石，日美同盟的形態與內涵已發生了本質變化，從原來的美國單向提供保護向聯合進行前沿部署與主動干預演變。近年，美國為推進“印太戰略”，持續加大對日本軍事松綁的支持力度。2024年美日大幅更新《美日安保條約》，將雙邊關系從“美主日從”的防御性同盟升級為“攻守兼備”的軍事同盟，同盟行動范圍與協同水平達到新高，日本則順勢將“反擊能力”寫入國策。2025年日本斥資2052億日元采購F-35戰斗機，同時也向美國出口航空自衛隊現役“愛國者-3”防空導彈，這種雙向深度融合使得日本自衛隊能與美軍實現更高層次的互操作，從而實質性地提升了其體系作戰能力。

日本還與美國互相配合，積極編織機制化、多層次的“日美+”安全合作網絡，以實現同盟體系的輻射與拓展。其中，“日美+韓”合作確立了年度領導人會議等機制，重點推進導彈預警信息實時共享、定期聯合軍演及供應鏈安全協作。“日美+菲”合作聚焦于南海聯合巡航、國防裝備技術轉讓及海域態勢感知，針對性日益增強。“日美+澳”合作致力于深化后方支援與聯合訓練，特別是美國于2024年完成澳大利亞廷德爾空軍基地和達爾文海軍基地改造升級后，日本基地成為支撐美軍在“第二島鏈”持久作戰的后方樞紐。日本還計劃派遣自衛隊員與美澳開展聯訓，推動日美澳三邊軍事合作實戰化水平進一步提升。日本也在積極推動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向務實安全合作領域延伸。這種有選擇的“小多邊”網絡化合作，使日本能夠協助美國針對特定地域或安全議題靈活組合聯盟力量，形成集團性優勢，從而在傳統軍事領域及太空、網絡等新興戰略領域同步擴大自身影響力和行動自由度。

沒有核武器的“準核國”

在核領域，日本處于一個極其特殊且敏感的戰略位置：它既是公開承諾“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同時又是一個擁有尖端核技術潛力、大量武器級核材料庫存并處于美國“核保護傘”嚴密庇護下的“準核武國家”。這種雙重身份與戰略模糊屬性，使日本成為地區核不擴散體系中的最不穩定因素之一。

目前，日本的核能力實質建立在“延伸威懾”與“潛在能力”兩大支柱上。一方面，日本通過《美日安保條約》及一系列防務安排，被明確納入美國“核保護傘”之下，享受美國提供的戰略核威懾紅利，從而避免了自主擁核帶來的巨大政治、外交與安全成本。另一方面，日本擁有世界頂尖的民用核能技術與完整的核燃料循環能力，包括鈾濃縮和乏燃料后處理能力，所儲備的核材料足以制造大量核彈頭，并具有比較成熟的運載火箭與航天技術，從純技術角度看具備在較短時間內制造出實用化核武器的潛在能力。這種“可隨時制造但選擇不制造”的狀態，構成了其“核門檻國家”或“準核國家”的本質特征。

隨著整體安全戰略轉向進攻性，日本核姿態的微妙平衡正面臨嚴峻沖擊，其國內關于調整核政策的辯論日趨公開。有部分保守政治勢力和學者公然鼓吹探討引進北約式的“核共享”機制，即允許美國在日本部署戰術核武器并由日美共同使用，激進的“自主擁核論”也時有浮顯，表明“無核三原則”的國內政治基礎正在削弱，并與當前日本政府整體追求“反擊能力”、轉向“積極安保”的戰略邏輯一脈相承，不排除是為戰略性進取制造終極威懾背書，并進行輿論與法理鋪墊。

此外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當前的常規軍事能力建設也正為其“準核武裝化”鋪設技術路徑。例如，日本大規模采購并計劃本土組裝的F-35A/B隱身戰斗機，已被美國認證為可攜帶B61-12型戰術核炸彈的“雙用途飛機”，未來一旦政治環境發生變化，日本被納入“核共享”安排，這些戰機經過相對簡單的適配即可轉化為戰術核投送平臺。此外，日本正在發展的遠程巡航導彈（如“戰斧”、改進型12式等）也同樣具備核常兩用潛力。同時，日本在常規潛艇領域長期對鋰離子電池、泵噴推進等與核潛艇技術高度相通的尖端技術持續投入，隱含著其獲取戰略級隱蔽投送能力的意圖。日本這種“不公開擁核，卻全力打造投送載具與技術儲備”的策略，使其“準核國家”屬性愈發突出，不僅嚴重沖擊全球核不擴散體系，更可能在本地區引發災難性的核軍備競賽，加劇戰略穩定性崩塌的危險。

多重制約難以阻止“冒險沖動”

由于日本的防衛轉型呈現出強烈的擴張姿態與巨大投入等特征，因此始終受到國際社會、國內政治以及自身能力短板的剛性制約。但是，在日本政府的一意孤行之下，這些制約非但未能使其回歸理性，反而激發出一種危險的“冒險沖動”。

日本國內政治結構與社會民意未能有效遏制政府通過“制度性越界”進行法律與政策冒險。日本政府不斷以“解釋修憲”等手段繞開《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在法律邊緣持續試探，不僅構成政治冒險，也侵蝕了憲政秩序與國內共識。為強行實現防務開支GDP占比突破2%的目標，日本政府大幅壓縮社會保障、教育等民生支出，實施以社會長期穩定為代價的財政冒險，激起國內民意反彈，但日本政府選擇性地加以忽視，持續以激進方式推動防衛力量轉向“進攻性”，加速所謂“國家正常化”進程。2025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批準2026財年國防預算案，總額達到9.04萬億日元（約合580億美元），較上一財年增長9.4%。

日本在核心裝備、關鍵技術及作戰體系上對美存在結構性依賴，但這種依賴非但未能促使日本保持戰略審慎，反而使其更加傾向于借助同盟掩護對戰略對手進行高風險博弈，并且主動介入地區安全事務，通過強化軍事一體化、擴大同盟行動范圍等舉措，徹底融入并服務于美國“印太戰略”布局，甘當其前沿支點。從這一角度看，同盟依賴這一制約因素實際被日本政府轉化為一種投機資本，使其在“受制于人”的框架下，孕育出更具冒險性的戰略行為。

日本自身防務體系存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與產業基礎短板。日本雖然在導彈技術、復合材料等個別領域具有優勢，但整體國防工業規模有限，市場相對封閉，高端芯片、特種材料等關鍵供應鏈環節嚴重依賴進口，導致其難以建立覆蓋陸、海、空、天、電、網的全域自主、均衡、可持續防務體系。

以海上力量建設為例，日本雖通過對“出云”級直升機驅逐艦進行改裝，尋求獲取“輕型航母”的有限戰力，卻暴露出其在體系集成上的顯著缺陷：由于無法起降固定翼預警機，僅能依賴預警直升機，導致編隊態勢感知能力受限；艦載機聯隊中F-35B的數量與直升機形成資源競爭，且缺乏專用艦載電子戰飛機支援，使得其遠程打擊與生存能力均大打折扣。類似問題也出現在航空力量領域：日本在研發F-2戰斗機的過程中，雖在復合材料機翼、有源相控陣雷達等局部技術上取得突破，但武器系統兼容、作戰軟件升級及數據鏈協同等方面嚴重依賴外部支持，尤其是核心發動機需長期從美國引進，導致該機型不僅成本高昂，更在升級迭代與體系融合上受制于人，難以實現真正的作戰自主。

隨著高端裝備的全生命周期維護成本不斷攀升，在防務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日本其他領域建設的空間將不斷受到擠壓，形成“高技術依賴—高成本維持—低體系自主”的惡性循環，使得日本無法真正進行獨立、均衡且具有韌性的防務能力建設。日本政府執意推進航母化改造與遠攻能力建設，不惜承受由此帶來的體系風險，凸顯其在防務領域“制約愈顯、沖動愈強”的畸形心理與政策傾向。

警惕日本軍國主義“還魂”

日本防務力量以“正常國家化”與“積極和平主義”為掩護進行的激進轉型，其深層戰略意圖遠超“應對特定威脅”的范疇，旨在系統性擺脫戰后和平體制束縛，成為一個擁有完全自主性、強大進攻性威懾力和區域干預能力的“戰略性軍事大國”。這一轉型不僅是對日本防衛能力的擴充，更是其國家戰略哲學從“基于和平憲法的自我約束”轉向“基于實力的開放式競爭”的蛻變，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

日本在從未對侵略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情況下大力推進防務能力轉型，對地區安全構成多維度、系統性的現實危害。首先，日本將本國安全建立在令鄰國感到持續威脅的基礎上，并通過刻意模糊“自衛”與“先發制人”界限的“反擊能力”論調，大幅降低使用武力門檻，使得擦槍走火升級為軍事沖突的風險急劇升高。其次，日本作為美國“一體化威懾”戰略在“印太”地區的核心支點，其所推動的“美日+”小多邊、“小圈子”軍事合作具有鮮明的排他性和針對性特征，加劇了地區軍備競賽與陣營對抗趨勢，催生出“新冷戰”式的集團對抗陰云。第三，日本對“核共享”的公開討論、龐大的武器級核材料庫存以及配套的先進投送平臺建設，是對全球核不擴散體系的直接蔑視與挑戰，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核門檻被普遍降低。第四，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在淡化、否認侵略歷史，挑戰戰后國際秩序，國內政治右傾化與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同軍事擴張形成共振，使得一種拒絕深刻反省、崇尚實力政治的危險社會生態不斷滋長。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當前推動防務力量增長與轉型的內在邏輯，包括對“海洋生命線”的控制欲、對“外部威脅”的渲染與利用、將軍事強勢作為大國地位核心標識的思維定式，以及其國內未能徹底清算的歷史觀等，都喻示著歷史上曾給亞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存在愈發嚴重的“還魂”危險。若日本一條道走到黑，繼續采取突破性舉措，比如實質性修改憲法第九條，正式引入“核共享”安排，或將其“反擊能力”用于先發制人的干預行動，將從根本上顛覆東亞戰后和平與安全架構，把整個地區推向對抗與沖突的深淵。國際社會必須對日本防務力量發展的未來走向保持清醒認識與高度警覺，以更強大的聲勢要求日本嚴格遵守其和平憲法精神與國際承諾，將其防務政策嚴格限定在真正自衛的范疇。亞太地區的持久和平與繁榮必須建立在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之上，重走軍事擴張和對抗性同盟的老路將導致歷史悲劇的重演。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世界知識，原作者方曉志。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轉自丨世界知識

作者丨方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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