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明國際秩序》：國際秩序是如何建構的？

《發明國際秩序》

作者：[澳大利亞]格倫達·斯盧加

譯者：劉燕玲

版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6年1月

拿破侖戰爭結束時，沒有人著手發明一個國際秩序。即使是現在，這個抽象的概念也不容易轉化為政策制定的主題。根據一些分析，國際秩序是“世界領導人為調和他們的利益共同設計而成的”；或者，它的出現“不是來自合作與協商，而是來自對權力約束和物質約束的粗略計算”。國際關系學者有時將國際秩序的來源界定為權威的政治組織，這迫使我們超越個體的動機，去思考政治本身的性質。誰擁有權威？他們如何獲得權威？什么樣的秩序使這種權威得以產生，或者由它產生？

一旦我們考慮到陷入時間之流——最后一次借用梅特涅的話，“漂浮在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個體在行動和觀念上的混亂，這些問題就充滿了悖論和矛盾。1815年初，普魯士外交官卡爾·瓦恩哈根給柏林的銀行家小舅子寫信說，維也納會議是“舊形式、舊概念與對全新狀況的理解之間的最奇怪的摩擦。強權的首腦們盲目地行動，單個國家的首腦們感到了困惑，誰也無法預料這一切將產生什么”。這一時期的一些悖論也是“首腦”們有意選擇的結果，尤其他們對歐洲政治現代性的詮釋，剝奪了女性作為政治行為者的權威和合法性。

對于研究政治史中的性別問題的歷史學家來說，政治的現代化與女性在政治上的邊緣化同時發生，并不令人驚訝。歷史學家瓊·斯科特認為，在歐洲的語境中，“民主政治的話語實踐……將個體性等同于陽剛之氣”；因此，我們在閱讀時應注意“悖論、矛盾和模糊之處所蘊含的未定性”。

在結語部分，我的目標是回顧現代國際秩序在發明之初的未定性：從其性別難題到其兼具帝國與國際、國際與民族、政治與資本主義、自由與保守的特點。雖然瓦恩哈根認為“歐洲的所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平衡，但借助事后之明，對悖論進行讀解，可以揭示出堆積在國家間政治的、看上去相反的野心的歷史限度。讀解悖論也是對這段國際歷史的利害關系的提醒：天平如何向某些而不是其他聲音和觀點傾斜；國際政治的可能性如何開放和關閉；政治權威和等級制度如何得到實施，如何以某種方式排序。

《拿破侖》（2023）劇照。

將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依據性別分開

在過去兩百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研究國際的歷史學家將外交和國家間政治指定為政治家（statesmen）和（男性）國家行為者的天然領地—即使明顯存在著包括女性在內的非國家行為者，而且他們的聲音也有記錄可查，隨時可以被聽到。相比之下，研究民族國家的歷史學家更關注19世紀現代政治形成過程中的性別界限，包括孕育民族國家認同和能動性的公共領域，如遍布歐洲各市鎮的“餐飲社會”和咖啡館社區，出入其中的都是男性。民族國家的這種發展也反映在國際歷史上，即外交作為男性權威和社交的場所變得專業化和官僚化，以及與之交叉發生的，女性主導的沙龍作為混合著社交和政治談判的權威場所走向衰退。這種趨勢與人們認為女性過分受制于她們的感情，因此是不合法的政治主體這一觀點相吻合——盡管像斯塔爾這樣的女性很可能認為，女性能做到既理性又感性，這種能力是其優越性的基礎。

揆諸個人生活和觀念的層面，在幾十年的時間里，明顯的性別結構的轉變跟意識形態的轉變是不一致的，也是不完整的。當我們探究這段歷史的國際背景時，我們發現同性社交群體的情感本真性和男性的自我控制，同樣印刻在民族國家和國際的敘事中。在新出現的這類很陽剛的現代政治家、外交官和公務員（以及最終，國際律師）中，貴族決斗仍然流行。

1809年，時任英國戰爭大臣的卡斯爾雷向時任外交大臣的喬治·坎寧提出決斗挑戰，因為后者對他不敬。1813年，斯塔爾那倔強的兒子阿爾貝作為貝納多特的副官參加了反法同盟的戰役，在一場為名譽而戰的決斗中被殺。次年，在確定現代會議的做法和目的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的威廉·馮·洪堡男爵，因為受到普魯士戰爭大臣的蔑視，而與之決斗。1822年，斯塔爾曾經的伴侶邦雅曼·貢斯當與法國極端保王派議員福爾班·德·伊薩爾進行了一場著名的決斗，以作為對政治分歧的解決。盡管貢斯當已經五十五歲了，而且健康狀況不佳（到了幾乎無法站立的地步），但這位哲學家還是選擇了一種他從年輕時就一直依靠的解決沖突的方式。決斗作為一種解決分歧和挽回“榮譽”的方式，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一直存在。它成為對國際法的目的和功能，以及被發明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傳統的首選男性隱喻。

在19世紀對后拿破侖歐洲的改造中，將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依據性別分開，成為外交會議的默認前提，這與更古老、更模糊的大會的社交性形成鮮明對比。盡管如此，要改變一代人或者隨后幾代人的習慣是很難的。1817年，英國外交官弗雷德里克·蘭姆在法蘭克福寫道，女性不開放自己的家，阻礙了談判的進程，當時正在討論德意志邦聯的建立。1856年，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后舉行的巴黎會議上，法國政府一邊展示現代官僚外交，一邊重拾維也納會議的古老社交方式。當外交官的培訓和精英化的職業發展路徑日益受到重視，大使夫人的角色被重塑為丈夫事業的助手。當然，個別女性在19世紀繼續利用舊式沙龍作為軟實力外交的一種方法。1850年代，拿破侖三世的妻子歐仁妮皇后和情婦卡斯蒂廖內伯爵夫人，都對法國的外交和外交政策以及意大利問題有強烈看法，并向她們的男人吹枕邊風。

《拿破侖》（2023）劇照。

19世紀中期，舊式的做法與新的性別化的人道主義規范相重疊，這些規范可追溯到拿破侖戰爭。護士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傳奇故事，呼應了“包扎類”政治作為一種可接受的女性參政形式；現在這種政治成為戰場上以女性為中心的人道主義，嵌入科學和法律之中。與此同時，擴大的國際公共領域（雖然對女性的個人外交皺眉頭），也給了女性空間，讓她們在跨國基礎上集體組織起來，對廢奴、和平和戰爭等國際問題施加道德或人道主義影響，并代表她們在民族國家和帝國國家中的政治權利。然而，只是到了20世紀末，女性才有可能被任命為外交官，成為政治角色，并且更有可能領導外交事務部門—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政府，在其他大臣級或政治職位上仍然看不到她們的身影。考慮到女性參與外交和國家間政治的漫長歐洲歷史，她們既在場，又缺席，且被抹殺，這種發展構成了自身的悖論邏輯。

將歐洲的權威投射到世界上

在締造和平的第一個十年里，外交實踐和政治期望的創新，以及慈善和基督教道德目標，一道將歐洲的權威投射到世界上。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歐洲不過是少數幾個常常互別苗頭的帝國主義強權的項目。在這個縮小的圈子之外，還坐著一些原本在戰時或戰后立即扮演了角色的國家和帝國，如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或瑞士，以及一些更小的公國。由帝國組成的“四國委員會”以有限的政治形式為波蘭和德意志的文化理念提供了合法性，有時是出于戰略考量，有時則是為了回應請愿和輿論宣傳的壓力；而這些帝國/民族國家也通過單邊和雙邊秘密安排，或補充或違背多邊歐洲的承諾。

歐洲協調的道德議程同時是普遍主義和基督教的，于是也伴隨著一系列悖論、模糊和豁免，以符合各帝國/國家利益以及重疊的宗教利益：先前被法國占領的領土上的猶太人的權利得到詳細討論，戰勝國主權土地上的則不然；到1820年代，英國、俄國和奧地利轉而要求保護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的權利，卻忽視了本國主權土地上的宗教歧視。有時，這些歐洲政府會否認其疆域內的猶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享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或者對宗教少數群體，哪怕是同屬基督教的少數群體征收沉重的稅收，如法國對新教徒，英國對天主教徒。東正教俄國的農奴制不在多邊廢奴的議程上，也沒有影響俄國的自由主義領袖地位。

《拿破侖》（2023）劇照。

大使級會議在部署上的不規則，反映出這些機構和歐洲協調的職權范圍是有選擇性的，而且選擇的邏輯有些奇怪：革命威脅到歐洲內部的政治穩定時，召開；1830年法國吞并阿爾及利亞，導致一百萬阿爾及利亞人和十萬法國人死亡時，毫無動靜。1845年，當法國外交大臣基佐和阿伯丁同意封鎖阿根廷邦聯時，門羅主義和“同盟機制”都未構成障礙。相反，兩國政府可依仗已熟到張口就來的理據為幌子，又是自由貿易的普遍相關性，又是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國際法的要求。歐洲協調關注奧斯曼帝國怎么搞殖民，卻無視基督徒綁架穆斯林的行徑，對俄國長期以來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地區綁架當地婦女和兒童作為人質以換取動物皮毛一事，也是裝聾作啞。倡導廢除奴隸貿易的同時，某些歐洲成員國的奴隸貿易卻在擴張，而歐洲協調的成員并未觸及奴隸制實際是如何運作的。歐洲協調從未承認海地“黑人共和國”設定的基準—該國先于任何歐洲國家廢奴—以至于它拒絕承認海地的外交地位，而這種地位本可使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參與歐洲人如今宣揚的自由貿易體系。事實上，信奉基督教的海地人被迫轉向同教的梵蒂岡尋求幫助。作為天主教勢力，梵蒂岡當然被排除在歐洲協調俱樂部之外，被迫尋求自己的外交安排，盡管同盟總是把基督教的兄弟情誼掛在嘴上。

這段歷史同樣指向歐洲協調新機制在歐洲之外的遺產，以及其普遍主義帶選擇性的內部限制。1825年，當法國要求海地人賠償前奴隸主因解放奴隸而損失的收入，以換取外交承認，歐洲同盟沒有發出任何公開的反對聲，盡管廢奴所具有的情感效價（valence）曾讓它熱鬧過一陣。在談論如何讓國際政治新時代的制度具有延續性時，海地的賠款被遺忘了。1815年戰勝國強加的賠款，給法國人狠狠上了一堂歷史課，讓他們變得憤世嫉俗。十年后，法國出于貪婪而高估了革命后的海地的財力，要求海地通過相當于年收入十倍的一攬子主權債務貸款，賠償1.5億法郎，且是用法國貨幣而非海地古德支付。在派海軍包圍海地后，法國迫使其政府滿足還款計劃，并從特別指定的法國銀行家那里獲得賠償貸款。僅第二筆3000萬法郎的分期賠款，就給銀行家們帶來了三十五倍于借貸本金的收益，并使法國政府和法國銀行的金庫在20世紀仍然充盈。成功競得監督該貸款的權利的投標者，包括一個由羅斯柴爾德家族和雅克·拉菲特（一位自由派基督徒、圣西門的支持者）領導的法國財團，他們擊敗了與讓—加布里埃爾·埃納爾結盟的德萊塞爾，以及安德烈和科捷。

這種想法在19世紀早期并不罕見，即少數歐洲帝國政府的經濟和政治野心正在不論好壞地強加給世界。1823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發表著名聲明，稱維羅納會議制定的允許法國代表西班牙波旁王朝進行干預的歐洲規則，在北緯54度以南的西班牙殖民地不具合法性。他斷言美國是“世界的未來”，提醒歐洲人（仿佛他們是一個整體），他們的聲音存在于一個更大的利益社會中。同樣，即使俄國的一道諭令單方面宣稱阿拉斯加西北太平洋地區為俄國專屬商業領土，美國也不會接受其具有約束力。美國對歐洲霸權的公開否認，是由其政府自身的帝國野心驅動的，并得到英國戰略家的秘密支持。也有證據表明，這種否認并未得到始終如一的執行——門羅主義宣布僅兩年后，法國海軍就包圍了加勒比海域的海地，未遭遇歐洲協調的反對，更不用說喜歡打嘴炮的美國了。這一新秩序的文明反響，也對歐洲的邊界產生了影響。在新沙皇尋求脫離集體責任和安全的道路之前，俄國政體發現自己逐漸被有選擇性地邊緣化，遠離新國際秩序的歐洲中心。在歐洲商業甚至文化網絡中長期占據牢固位置的奧斯曼帝國，最終也淪為法律和經濟上的“賤民”。

本文選自《發明國際秩序》，為該書的結語部分，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澳大利亞]格倫達·斯盧加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