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漢失守后，李宗仁問誰愿意留守敵后，只有廖磊說：我去吧

當將軍的，都盼著領新任務，能打仗，能立功。

但1938年秋天擺在第五戰區司令部桌上的這活兒，沒人想要，誰都看得出來，這是個往火坑里跳的差事，有去無回。

武漢丟了，大部隊像退潮一樣往西邊撤，一路上人困馬乏，裝備丟了一路。

這么一退，就在中國的肚子上，硬生生撕開了一道大口子，這口子就是鄂豫皖交界處的大別山。

這地方，山連著山，林子套著林子，鐵路公路全被日本人掐斷了。

它就像個沒主人的空屋子，誰都能進來踩一腳。

問題是，日本人要是把這空屋子占踏實了，就能拿它當跳板，直接往西南大后方捅刀子，重慶就懸了。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個口子必須堵上，可拿什么堵？

主力部隊剛從血水里撈出來，喘氣都費勁，根本沒力氣回頭。

往那片被敵人包圍的深山里派一支部隊，不給補給，不給支援，讓他們自己想辦法活下去，還得跟日本人玩命。

這不叫部署，這叫送死。

李宗仁的指揮部里，一群高級將領圍著地圖，一個個跟悶葫蘆似的。

地圖上，大別山那一片被紅藍鉛筆畫得亂七八糟，看著就讓人心里發毛。

李宗仁把話攤開了說：“哪個愿意帶部隊留下，在這扎根釘子？”

屋里安靜得能聽見心跳。

誰都不是傻子，去了就成了孤軍，斷了線的風箏。

吃的、穿的、子彈、藥，都得從敵人牙縫里摳。

這活兒，沒人敢接。

李宗仁又問了一遍，聲音里已經帶了火氣。

還是沒人吭聲，有的低頭看鞋尖，有的假裝研究地圖上的紋路，就是沒人敢跟李宗仁對眼神。

就在這尷尬的沉默里，一個不起眼角落里的人站了起來，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砸在眾人心上：“司令長官，我去。”

所有人猛地抬頭，說話的是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

大家伙兒都愣住了。

廖磊手下那幫廣西兵，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從臺兒莊到徐州，哪場惡戰不是他們頂在最前面？

也正因為這樣，他的部隊傷亡最大，最需要拉到后方休整補充。

按理說，全場就他最有資格說“我不去”。

可偏偏是他，站出來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

李宗仁盯著他，一字一句地問：“蘊璞（廖磊的字），你想清楚了？

留在敵后，比在正面戰場上兇險十倍。”

廖磊點了點頭，眼神沒一點猶豫：“清楚。

國家都到這份上了，總得有人干這掉腦袋的活。

我們廣西兵要是不守，這片地方的老百姓怎么辦？

前頭打仗的弟兄們，后背也永遠涼颼颼的。”

就這么一句話，沒有豪言壯語，卻把自己的命和幾萬廣西兵的命，跟大別山這片窮山惡水，跟山里頭那些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老百姓，拴在了一起。

廖磊不是頭腦發熱。

這個廣西陸川漢子，保定軍校出來的，骨子里就是個純粹的軍人。

1937年他帶著部隊出廣西的時候，就跟手下人發過誓，不把日本人趕出去，就不打算活著回家。

就在幾個月前，他才剛從徐州那個絞肉機里爬出來，渾身是血，親自端著槍帶頭沖鋒，才撿回一條命。

他常跟兵說：“我們穿著這身皮，就是保護身后老百姓的。

要是連他們都護不住，那還不如扒了這身衣服回家種地。”

1938年10月底，廖磊帶著第21集團軍剩下的家底和安徽省政府班子，一頭扎進了大別山這個無底洞。

進山一看，比想的還糟。

到處都是被鬼子禍害過的村子，斷壁殘垣，老百姓要么跑了，要么躲在山溝里，看見穿軍裝的就跟看見鬼一樣，眼神里全是戒備和恐懼。

他們被各路兵匪禍害怕了。

廖磊明白，在這地方想活下去，光靠手里的槍桿子不行，得靠人心。

他沒急著跟日本人開練，先給自己人立下了鐵規矩：誰敢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就地槍決。

他脫下將軍服，換上便裝，親自去拜訪那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老人，把話說明白了：“各位父老鄉親，我們是來打鬼子的隊伍，是你們的子弟兵。

只要我們廣西兵還有一個人在，就不會讓小鬼子在你們頭上作威作福。”

光說不練是假把式。

廖磊的兵放下槍就拿起農具，幫老百姓搶收糧食，修補被燒掉的房子。

軍醫也背著藥箱子，走村串戶給鄉親們看病。

這支剛從戰場上下來的疲憊之師，硬是靠著一股子“我們跟你一塊兒過苦日子”的勁頭，把老百姓心里的冰疙瘩給捂化了。

慢慢地，山里的獵戶成了部隊最好的偵察兵，村里的放牛娃成了最機警的哨兵。

這片被鮮血浸透的土地上，總算長出了根據地的第一條根。

可根扎得越深，鬼子就越恨。

1939年開春，日軍調集了好幾萬人，帶著飛機大炮，對著大別山就來了個“鐵壁合圍”。

一時間，山里炮火連天，槍聲日夜不絕。

廖磊不跟他們硬碰硬，把部隊拆散了，分成小股，在山里跟鬼子兜圈子。

那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白天怕鬼子飛機，不敢生火做飯，只能嚼生米、啃干餅子，有時候連干的都沒有。

晚上趁著天黑，在沒有路的山里急行軍，腳上穿的草鞋沒幾天就磨爛了，只能光著腳在碎石子上走，一走就是一串血腳印。

餓得不行了，就挖野菜、剝樹皮吃。

廖磊自己，是全軍最苦的那個。

他本來就有很重的高血壓，進了山里缺醫少藥，加上沒日沒夜地操心，病一天比一天重。

有時候他正看著地圖，突然就天旋地轉，眼前發黑，得扶著墻才能站穩。

警衛員看著心疼，勸他去山后頭稍微安全點的地方歇歇。

他每次都擺手：“我的兵都在前頭跟鬼子拼命，我這個當總司令的能躲到后頭去睡覺？”

就在那些陰冷潮濕的山洞里，他點著一盞嗆人的桐油燈，趴在地圖上，一道道命令從這里發出去，指揮著數萬人在絕境中求生。

他的身體像根蠟燭，在慢慢燒干，但他的精神頭卻比山里的石頭還硬。

因為所有兵都看見了，他們的總司令跟他們吃一樣的苦，受一樣的罪。

最后，日本人拖著幾千具尸體，灰溜溜地撤了。

打退了掃蕩，廖磊也想明白了，光靠打仗是撐不下去的。

他開始帶著部隊搞“軍墾屯田”，讓士兵們一手拿槍桿子，一手拿鋤頭把子，自己開荒種地，解決吃飯問題。

他還想方設法弄了些破機器，建了個小兵工廠，修槍、造手榴彈和地雷。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在這么個朝不保夕的地方，他竟然還辦起了學校，把那些沒書讀的野孩子都收進來，教他們讀書寫字。

有個老鄉有次去田里，看見一個卷著褲腿、滿身是泥的人正在跟士兵們一起插秧，走近了一看，竟然是廖磊本人。

老鄉拉著他的手，眼淚當場就下來了：“將軍啊，您這哪是當官的，比我們莊稼漢還像莊稼漢。”

廖磊只是笑了笑，用沾滿泥的手抹了把汗：“都是中國人，都是為了把小日本趕出去，還分什么官和兵。”

但人的意志再硬，也扛不住身體的垮塌。

1939年10月23日，在安徽金寨一個叫“江家店”的小村子里，廖磊的臨時指揮部里，他又是一宿沒睡。

桌上攤著軍用地圖，一份緊急軍情剛送到。

他彎著腰，正想在地圖上做個標記，突然感到一陣劇烈的眩暈，眼前一黑，整個人直挺挺地向前栽倒，重重地砸在了那張他看了無數遍的地圖上。

警衛員沖進來，七手八腳地把他扶到床上，滿山遍野地去找醫生。

可在這缺醫少藥的鬼地方，一切都晚了。

因為連日勞累和高血壓急劇惡化，突發性腦溢血，奪走了這位將軍的生命。

他就這么走了，一句話都沒留下。

那一年，他49歲。

消息傳開，整個大別山都哭了。

那些平日里流血不流淚的廣西漢子，抱著自己的槍，哭得像個孩子。

他們知道，那個總把最后一口干糧分給他們，那個帶著他們赤腳走山路的總司令，再也回不來了。

山里的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手里捧著家里最好的東西，有熱乎的紅薯，有剛煮好的雞蛋，跪在靈堂前哭喊：“將軍啊，你還沒吃飯呢，怎么就走了啊…

李宗仁后來親自趕到大別山為他致祭，看著廖磊的靈柩，這位鐵血統帥老淚縱橫，他對著棺木說：“蘊璞，這副最苦的擔子，你替我扛住了，是我對不住你。”

廖磊死了，死于腦溢血，不是槍炮。

他倒下的那張地圖上，標注著他未竟的路線，而他用命點燃的那片根據地，一直燒到了日本人投降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