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夫人劉英晚年著書，為何對汪東興有微詞？幾次要求均遭阻攔

張聞天夫人劉英晚年著書，為何對汪東興有微詞？幾次要求均遭阻攔

【張聞天夫人劉英晚年著書，為何對汪東興有微詞？幾次要求均遭阻攔】

1978年10月的一個清晨，北京西郊的空氣略帶寒意，電話鈴聲劃破靜謐：“劉大姐，中央組織部想聽聽您的意見。”話音不長，卻給劉英帶來久違的希望。那一年，距離張聞天在無錫病逝已整整兩年，骨灰仍寄放在江南潮濕的陵園，她心里始終懸著一根弦。

細究起來，劉英對汪東興產生不滿，并不是一瞬間的情緒，而是在1974—1979年間多次交涉受挫后，逐漸積累的。1974年5月，劉英以探親名義抵京，第一件事便去軍博大院拜訪王震。王震勸她：“寫份報告，回北京才方便治病。”當時張聞天常年支氣管炎，肇慶濕熱，病情反復。兩口子聽從建議，連夜起草申請。

信很快遞到中南海，中辦的電話卻只回了短短一句：“現在去北京住不合適，可另擇他處。”傳話人正是中辦主任汪東興。有意思的是，劉英后來在回憶錄里加了一句評語：“短短十幾個字，像把門閂，哐當一下就把門關死了。”最終，兩人轉赴無錫。

時間進入1976年4月。張聞天病故。劉英悲慟之余，再次寫信要求將骨灰遷京，同時申請參加首都的追悼活動。信件投出三封，石沉大海。9月，毛澤東逝世，她又寄出加急電報，仍無回音。直到葉劍英批示：“予以照顧”，劉英才得以北上瞻仰遺容。她在北京短暫停留，夜里同老戰友陳宗瑛聊到此事，輕聲嘆息：“擋住的那只手，還是那位主任。”

1977年，黨的十一大召開。外界氣氛已有松動，但劉英提出的兩個請求——遷骨灰、整理遺稿——又一次卡在中辦。有人勸她再等等，她卻回答：“等得起嗎？他走得太早，我不能讓他再受潮。”這種急切，只有同過風雨的人才能體會。

轉折出現在1978年12月。陳云批示：“張聞天同志對黨有大功，骨灰應遷回北京，文稿應整理出版。”汪東興的堅持在高層共識面前顯得孤立。很快，老干部局派車護送劉英趕赴無錫。她把骨灰盒緊緊攬在懷里，車過長江大橋時，不自覺地低聲說了一句：“老張，咱們回家了。”陪同人員事后回憶，那一刻車廂里沒人出聲，只聽見輪胎壓過鋼梁的嗡鳴。

1979年1月，八寶山骨灰堂為張聞天預留了安放位置。相關手續遞交中辦時，汪東興未再作阻攔，卻也未出面協調。承辦人默默蓋章，事情算是落定。同年3月，中央決定為張聞天單獨召開追悼會，由鄧小平主持，悼詞由胡喬木、鄧力群執筆。會上，胡喬木提到肇慶時期那一批研究社會主義民主的手稿，說：“若無人整理，將是損失。”會后不久，社科院成立文集編輯組，王震親自點將，劉英把保存在王震家的箱子全部交出。

值得一提的是，整理初期遇到不少難題。張聞天在肇慶的文章大量引用俄文、英文原典，需要對照核實。編輯組里年紀最大的離休干部周啟明回憶：“有的手稿字跡模糊，油墨滲透，一頁就要辨認半天。”正是這批人，最終完成了四卷本《張聞天文集》。1993年第一卷面世，劉英翻到序言，眼眶發紅，卻沒落淚。旁人問及原因，她淡淡答：“事情總算見了光，眼淚該留給更遠的從前。”

關于劉英與汪東興的梁子，外界眾說紛紜。熟悉兩人交往的人普遍認為，汪東興當年主持中辦，職責是“保安全、保穩定”，對所有涉及高層異動的申請都格外謹慎；而劉英心系丈夫，態度直接，兩種立場橫沖直撞，自然摩擦不斷。遺憾的是，雙方在公開場合從未就此問題對過話，留下的只是一封封無果而終的申請和幾句日后回憶中的“微詞”。

1986年春，劉英完成《張聞天同志在肇慶》一書初稿。她在序章寫道：“紙上記錄的，不止是歷史，也是未竟之愿。”書稿遞交出版機構時，已看不出當年一再碰壁的焦躁。朋友評價，她把個人恩怨壓進了敘事背后，而將更多筆墨留給了張聞天的思想軌跡。

1992年底，劉英在北京醫院病房里接受采訪，記者問：“您如今對那段波折怎么看？”她思索片刻，說了一句：“重要的不是誰擋住了門，而是誰最終把門打開。”這句話后來被用作該采訪的標題，亦成為人們理解她心境的一把鑰匙。

張聞天和劉英的故事，到此似乎塵埃落定；對汪東興的“微詞”也停留在文字邊角，沒有再擴散成更大的爭論。但在那段風雨飄搖的年代里，個人命運與政治波浪交錯，每一次文件的批復、每一次電話的長音，都可能改變一個家庭的走向。劉英堅持多年，終讓張聞天的名字得到應有的位置，也讓后人得以走近那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遺產。

今天在八寶山，張聞天的骨灰盒靜靜安放。再往前走幾步，便是他的戰友與師友。石碑上刻的生卒年月與簡單職務，掩不住他在中國革命史冊上的分量。與他比肩長眠的，還有那個默默奔波、為夫申冤十余載的劉英的深情與執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