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齊白石川蜀之游諸史實考，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1936年4月27日(陰歷閏三月初七)，齊氏一行從北京出發，開始了他此生唯一的一次川蜀之游。目前諸多資料中對于這次人川所涉及的多個史實的敘述仍舊語焉不詳或明顯有誤，故此希望借以下四點略陳谫陋。

△20年代川軍32旅旅長兼成都市政督辦王瓚緒舊影·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1.王瓚緒在四川會面齊氏時的具體官職

王纘緒，字治易，號至園居士，四川西充人。辛亥革命后，他成為職業軍人。1926年起任國軍二十一軍第五師師長。1929年改任第二師師長兼四川鹽運使，故而得到大量資財。此人尤好書畫，據齊氏年表所載，1932年7月，土瓚緒托人求得齊白石所作<<四季山水屏>>，此乃兩人交往的開始。
筆者認為在目前齊白石生平活動史的研究中，不僅要以齊氏個人為主要研究對象還應對與其交往的旁涉歷史人物給予更多的重視。現今大多數研究者在敘述王瓚緒時，對于1936年與齊白石會面時所擔任的官職往往有誤，如<<齊白石客成都逸事>>一文就認為齊氏是受到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瓚緒的邀請"。但據筆者檢王氏家鄉<<西充縣志>>記載，齊白石來成都的1936年，王瓚緒的準確官職應是他在上一年剛剛被蔣介石任命的陸軍第四十四軍軍長兼四川第六路"剿匪"總指揮，并于1936年2月升任為中將"。1938年3月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率所部出川參加抗戰，4月26日才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8月1日正式任四川省政府主席。3因此1936年與齊白石會面時，王瓚緒并非為四川省政府主席。

△ 齊白石所作<<四季山水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2.齊白石一行居留重慶和成都的具體時間

關于居留兩地的具體時間，諸多資料也是存在記錄相互矛盾的問題。齊白石一行于1936年4月27日(陰歷閏三月初七)離京南下，5月5日(陰歷閏三月十五日)已經到達胡寶珠家鄉豐都縣,這一時間在<<丙子日記>>、<<自傳>>、<<年譜>>中的記載均相同，當可信。而對于到達重慶和成都的具體時間，以及齊氏一行居留重慶的時間，三書卻有不同版本，<<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本)在編撰時其實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引<<白石自狀略>>所謂"丙子春......居重慶兩越月，居成都越半年"后批注道:"此兩句以日記考之，似有錯誤。"36但仍含混，未指出正確的時間。<<丙子日記>>中，齊氏則記為"(閏三月)十六日未刻到重慶""，到成都的時間沒有記錄。<<自傳>>中又說:"十一日到重慶，十五日宿內江，十六日到成都。"(對照該書前文可知這些時間均指陽歷)，又與前兩書不同。

△ 齊白石<<白石自狀略>>·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筆者認為當時當地的報紙新聞無疑應是最為確鑿可信的史料，故查閱1936年5月29日一5月31日(均為陽歷)成都<<新新新聞>>報紙對齊氏一行來川的報道可知，29日題為"齊白石抵省"的新聞中言:"齊氏已于昨(廿八)日偕赴渝迎迓之王治易與夫人小姐，午后五時專車抵省，因齊氏年逾古稀，長途跋涉，頗感疲勞，抵省后即下榻文廟后街王宅休憩。"30日的采訪中，齊氏自己也說:"這次由北京到漢口，費時兩天半，由漢口到渝，便費時八天，在渝約住一月。"再查齊氏日記可知，他是陽歷4月29日從漢口出發，如按他自己所言費時八天的話，那么應是5月6日(陰歷閏三月十六日)到達重慶，這證明<<日記>>所記日期是正確的，再結合新聞所言5月28日到達成都，可知他在重慶住了22天，與齊氏所說"在渝約住一月"大致不誤，故上文<<年譜>>和<<自傳>>所記載到達重慶和成都的時間與細節都是錯誤的。而關于在成都居住的時間和離開日期，三書與<<新新新聞>>報道都是相同的，即大致住了三個月(共89天),于8月25日離開成都,故這一時間應是準確的。"
3.<<過豐都.四首>>的三處問題
由上文可知，齊氏一行于1936年5月5日(陰歷閏三月十五日)到達胡寶珠家鄉豐都縣，并祭掃了胡母墳墓。<<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中收錄了齊氏<<蜀游雜紀>>(圖1)的原文手跡，<<蜀游雜紀>>第三頁中有"丙子春,(原文遭墨涂)招游娥眉,舟過酆都，乃寶姬生長也。遂隨姬人上母莫(墓)"40的記載，后有四首未加標題的七言詩"。

圖1.<<蜀游雜紀>>封面齊白石 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據筆者考證，這四首七言詩的句序和內容存在以下三處問題:
第一，<<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所錄<<蜀游雜紀>>(圖1)手跡旁的對應印刷體中，對于四首詩相互之間斷句的劃分，并未給出明確注明。<<齊白石文集.丙子日記>>中也將四首詩不加劃分地連在一起排版，且以上兩書也無四首詩的標題，而<<齊白石全集.卷10.詩文.第三輯 白石詩草續集>>"、<<齊白石研究大全>>"等書中均為此詩添加了"過豐都四首"的標題。同時<<自傳>>中又說道:"我有詩說:為君骨肉暫收帆，三日鄉村問社壇。難得老夫情意合，攜樽同上草堆寒。'""齊良遲的<<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中又認為該詩是齊氏在四川作<<游魚圖>>時的題畫詩"，故可知四首中的第二首詩應該是從"為君骨肉暫收帆"一句開始的，為獨立的一首。筆者認為這四首七言詩應當能夠注明順序，并分別劃為:第一首:"看山訪友買偏舟，載得姬人萬里游。聞道寶珠生此地，愁人風雨過豐都。"第二首:"為君骨肉暫收帆，三日鄉村問社壇。難得老夫情意合，攜樽同上草堆寒。"第三首:"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干(此兩句詩先后順序問題詳見下文)。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方三。"第四首:"始知山水有姻緣，八十年人路九千。不是衰翁能膽大，娥眉春色為誰妍。"
第二，關于其中第三首詩一、二句的順序問題，<<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所收錄的<<蜀游雜紀>>原文手跡中，"從來生女勝生男"與"卅載何須淚不干"兩句之間以墨線分隔，是被齊氏后來修改過的，這樣該詩前兩句就產生了先后順序上的爭議(圖2)。

圖2.<<過豐都.四首>>手跡齊白石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同時"從來生女勝生男"與"好寫墓碑胡母字"兩句也以顛倒號修改了原先的順序"。再查其他版本的記載，<<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三輯 白石詩草續集>>、<<齊白石研究大全>>、<<齊白石文集>>、<<齊白石的一生>>等書均為"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干。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方三"的順序。

而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所錄<<蜀游雜紀>>手跡旁的對應印刷體中"及齊氏家人所寫的如齊良遲著<<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5、齊佛來著<<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中所引這兩句詩的順序卻是相反的。筆者從格律和句義兩點分析，得出此兩句只可能是"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干"的順序。
首先從平仄格式上看，<<蜀游雜紀>>第二頁中在<<過豐都.四首>>詩序的前一句里已點明齊氏"得四絕句并敘"，故可知這四首詩均為七言絕句"。七言絕句的平仄格式共有四種，一為"仄起入韻式":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二為"仄起不入韻式":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三為"平起入韻式":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四為"平起不入韻式":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同時在七言絕句的平仄變動上，每句的第一、三、五字可不限平仄，而第二、四、六字則要遵守規范。因此，通覽此詩可知，假如將"卅載何須淚不干"一句放在首聯，則該詩應為"仄起人韻式"，格律為:仄仄平平仄仄平(卅載何須淚不干)，平平平仄仄平平(從來生女勝生男)。仄仄仄平平仄仄(好寫墓碑胡母字)，平平平仄仄平平(千秋名跡借方三)。但在頸聯和尾聯中，每句的第二、四、六字(即頸聯中的"寫"、"碑"、"母"字，尾聯中的"秋"、"跡"、"方"字)都是不符合"仄起入韻式"平仄變動的。其中頸聯中的第二字固定的平聲不能變為上聲的"寫"字，第四字固定的仄聲不能變為陰平的碑"字，第六字固定的平聲不能變為上聲的"母"字。尾聯中的第二字固定的仄聲不能變為陰平的"秋"字，第四字固定的平聲不能變為去聲的"跡"字，第六字固定的仄聲不能變為陰平的"方"字。若將"從來生女勝生男"-句放在首聯，則該詩可為"平起入韻式"或"平起不入韻式"，格律為:平平平仄仄平平(從來生女勝生男)，仄仄平平仄仄平(卅載何須淚不干)。仄從從平平從從(好寫墓碑胡母字),平平平仄仄平平(千秋名跡借方三)。因為此句的第三、五字(即"生"、"勝"字)及頸聯中的第三字和尾聯中的第三字(即頸聯中的"墓"字、尾聯中的"名"字)都是分別符合兩式所允許的平仄變動的。其中首聯中的第三字固定的仄聲可以變為陰平的"生"字，第五字"平起人韻式"中固定的仄聲或"平起不人韻式"中固定的平聲都是可以變為去聲的"勝"字。頸聯中的第三字固定的平聲可以變為去聲的"墓"字，尾聯中的第三字固定的仄聲可以變為陽平的"名"字。同時該詩首聯、頷聯、尾聯均為押an韻，且都是平聲，故"平起人韻式"結構"，并可排除其他三種平仄格式。
其次從全詩句意上看，齊氏在詩中難掩對祭掃岳母墓的崇敬之情，同時感嘆岳母生下了自己溫良賢惠的妻子胡寶珠，因此"從來生女勝生男"一句實則是化用了歷代佳句。首先，"從來"詞在古漢語中表示"動作行為一直都是這樣，作狀語。有歷來、向來之意"，可做發語詞放在首聯。其次，此聯最早淵源于<<史記.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中"生男無喜，生女無怨。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一句，隨后東漢陳琳在<<飲馬長城窟行>>中有:"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在<<兵車行>>中有:"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勝生女。"陳鴻在<<長恨歌傳>>中有:"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為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故將"從來生女勝生男"一句放在首聯，即有向上承接歷代感嘆"生男生女"詩句的意味。因此綜上可知此詩為"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干"的順序確鑿無疑。
再次，關于該詩"千秋名跡借方三"一句最后二字，依據<<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手稿卷>>所錄<<蜀游雜記>>手跡可知，齊氏原文所寫并非為"方三"，"方"字是在墨點右側被重新題上的，同時又將其下一句涂改為"謂方鶴叟，名旭"，而遭墨涂的字跡如今已無法辨認。故據此<<齊白石文集>>印刷體版、張次溪著<<齊白石的一生>>"、周迅著<<齊白石全傳>>"等書均寫作"方三"，且均未對"方三"進行注解。而在<<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齊白石研究大全>>"、齊良遲著<<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齊佛來著<<我的祖父白石老人>>等書中均為"王三"，但在<<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中將"王三"注解為"指方鶴叟"，在<<齊白石研究大全>>中則為"王三,指王瓚緒"，<<父親齊白石和我的藝術生涯>>中則稱:"王三，王贊(應為'瓚')緒軍長也。"<<齊白石辭典>>還認為齊氏在成都與方鶴叟相識后。便請他為胡母寫墓碑
筆者認為齊氏原文遭涂改前所寫應為"王三"，在其后一句的注解中也并未涂掉"謂"字，證明這一句在遭涂改前也同樣是對"王三"的注解，大致應為"謂王纘緒"，且"王三"不應指方鶴叟，理由有二:一是細讀1936年齊氏入川途中閏三月十五日(陽歷五月初五)日記可知齊氏當日已到達豐都，該詩是在豐都"遂隨姬人上母莫(墓)"時所作，而齊氏一行在閏三月二十六日(陽歷五月十六日)才到達成都，在此才認識了方鶴叟。齊氏<<自傳>>云:"十六日到成都......認識了方鶴叟旭。""<<白石自狀略>>云:"居成都越半年，識方鶴叟,晤諸門人。<<齊璜生平略自述>>云:"今年晤陳石遺、金松岑、方鶴叟三君于成都。""因此在豐都作此詩時，齊氏尚不認識方鶴叟，也就不可能在詩中提及他，更不可能請他為胡寶珠之母寫墓碑，而此時齊氏已經認識了王瓚緒。二是據筆者查方鶴叟名號及生平，他并無"方三"或"王三"的別號"(但齊氏自己注解中卻認為"方三"即為方鶴叟)，此人名方旭,字鶴齋，晚號鶴叟，清末任四川學務公所總辦，旋奉旨署理提學使。民國初年，作為"五老七賢"之一隱居成都，工書善畫。"綜上可知<<齊白石全集>>中的注解是錯誤的。
既然齊氏是到成都后才見到了方鶴叟，那么他一定是在離開成都后才將"王三"改為了"方三"，這樣的舉動實則是受兩大原因導致的:第一，如前文所言，王瓚緒是民國四川地區鼎鼎大名的軍閥和高官，方鶴叟則是成都德高望重的文人領袖，每當有眾人列名的揭帖刊布，他的名字總是位居首位，可見成都文壇對其的尊重。"因此當齊氏來到成都后，便特地前去拜訪方鶴叟，并結為知己。況且齊氏一生以平民自矜，不慕權貴，潔身自好，"平生以見貴人為苦事"。6歲時家鄉那個耀武揚威的巡檢、母親"我們憑著一雙手吃飯，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耿直，造就了他"一輩子不喜歡和官場接近"8的性格，以至于先后拒絕了樊樊山為其推薦擔任內廷供奉、夏午詒斥2000兩銀元為其捐縣丞的好意，甚至連自己大名鼎鼎的恩師王湘綺，他也"雖列人他的門墻，卻始終不愿以此為標榜"。鄧廣銘先生在回憶為齊氏編訂年譜之事時說道:"他之所以不許我把他和某些官宦人物的過從寫人<<年譜>>，正說明他不是以與他們相來往為榮，而是以為那是些并不光彩的事。""因此齊氏或許杜撰了方鶴叟為其岳母墓志作文的情節，以此希望能夠遮掩他與達官貴人交往的無奈，而假借方鶴叟的文人名分來為自己增色，從而達到"千秋名跡借方三"的目的。第二，事實上，齊氏1936年的四川之行是不愉快的。在<<丙子日記>>九月初五日齊氏結束旅程，回到北京家中的記錄中，他曾言:"幸歸來猶有四人。"在六年后還補記道:"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后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事，興趣毫無以至此。他在<<自傳>>中又說:"有人問我:"你這次川游，既沒有作多少詩，也沒有作什么畫，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興趣毫無了呢?'我告訴他說:'并非如此!我們去時是四個人，回來也是四個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可見齊氏雖表面未言明，但話語中已暗含抱怨，似確有不悅之事。在其后的齊氏傳記著作中，對這一情節都采取了語焉不詳的敘述，齊佛來曾回憶道:"有一次祖父對我談及四川之行時說:我那次到四川，既沒有寫幾首詩，也沒有畫幾張畫，真是虛走一趟。不過你們要知道祖父是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所以至此。"<<齊白石傳略>>又說:"其實，(齊氏)在成都時,作品還是不少，不過來去匆匆，另有隱由而已。""這一"隱由"實則道出了齊氏對于邀請者王瓚緒的兩點不滿:一是王瓚緒自詡"儒將"，在成都時曾請齊氏代為鑒定他所收藏的諸多名人字畫，然經齊氏觀后發現，其藏品大多為贗品。王瓚緒知道此情后，卻仍然希望齊氏能夠逢場作戲，違心地在假畫上略作題跋一二，并加蓋齊氏之印，以此附庸風雅，因此遭到丁齊氏的回絕。"二是早在王瓚緒邀請齊氏蜀游之信中，即已許諾來川賣畫可得厚資。然而當齊氏最終離開成都時，卻并未得到如數潤格，這就違背了他一貫的藝術交往準則。1920年，齊氏就曾在寓所貼出告示:"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而后的"賣畫與篆刻規例"也言:"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換、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病急。"因此王瓚緒的失信，使得齊氏敗興而歸，他在<<蜀游雜紀>>八月廿四日的記錄中便不無怨氣地表示:(即王瓚緒,原文遭墨涂)以四百元乞謝予半年之光陰。曾許贈之三千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丙子賬冊中又有:"寄成都二尺二幅，四尺二幅。王瓚緒收到隱瞞已現實之!"于是在九月回到北京后，即貼出布告云:"近來多有短減潤金，代人求畫者,即不敬哀老。請莫再見。丙子九月本主人堅白。"94且還在"莫再見"三字上加圈，以示警告，可見齊氏對此事之反感。因而在現今所看到的<<蜀游雜紀>>手跡版本中，凡是提及"王瓚緒"處，齊氏都有所涂抹或修改，似乎是其對此事的回避與憤懣，以致丙子后六年其補題道:"因憶在成都時有一門客，日久忘其姓名。""足見川蜀一游后，齊氏便再未與王瓚緒有過交往，以至于在六年后已將他忘記。因此綜上所述，齊氏因這一不快之事而將<<蜀游雜紀>>詩稿中的"王三"涂改為"方三"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