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有些時候，一杯茶的分量，比一條槍要重得多。
1950年，風聲鶴唳的香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就靠著一壺茶，頂住了一場要命的風暴。
與此同時，另一個更年輕的，正在九龍的夜色里，連滾帶爬地為了一條活路奔命。
他們倆，一個叫何遂，一個叫萬景光，都因為臺北抓了一個叫吳石的人，被逼到了懸崖邊上。
吳石，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將軍銜，掛在胸前的勛章能晃花人的眼。
可他真正的身份，是代號“密使一號”的潛伏者。
他倒了，整個南方的地下情報網，就像被捅穿了一個大窟窿，冷風颼颼地往里灌。
消息傳到香港，不是通過電報，也不是通過電話，而是通過一個眼神，一句再平常不過的接頭暗語，突然就沒了下文。
對于萬景光這樣的人來說，這就等于聽見了死神的腳步聲。
那天晚上，香港的空氣又濕又黏，像一塊甩不掉的熱毛巾糊在人臉上。
萬景光待在自己那間租來的小屋里，心里比這天氣還憋悶。
信使下午來過，就說了一句：“吳石先生那邊，聯絡中斷了。”
然后就走了，消失在人潮里。
“中斷了”，這三個字，比槍聲還嚇人。
萬景光知道，完了。
上線沒了，意味著自己這條線上的所有人，都成了明晃晃的靶子，隨時可能被人從暗處一槍撂倒。
他沒有哭，也顧不上難受。
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東西必須毀掉。
他從床板夾層里摸出一張薄紙，那上面畫的，是吳石拼了命才弄出來的臺灣幾個主要軍用機場的部署圖。
每一個點，每一條線，都關系著未來渡海作戰的成敗，也浸透著吳石的心血。
他劃著洋火，手抖得厲害，連劃三根才把煤爐點著。
火苗“呼”地一下竄起來，他把那張紙丟了進去。
紙片卷曲、變黃、化成黑色的灰燼。
火星子濺到他手上，燙出了一個泡，他連看都沒看一眼。
接著是那本暗號本，封面都磨得起了毛邊。
這本子是他和吳石在上海分別前一起定的，上面畫著各種記號，“圓圈代表十萬火急”、“三角意味著情況有變”。
他一頁一頁地撕，撕到最后一頁，上面有吳石親手寫下的兩個字：保重。
他的手指在那兩個字上停了很久，最后還是一咬牙，把它也送進了火里。
屋里最值錢的，是一臺收音機。
這不是普通的收音機，是他親手改裝的，擰到某個特定的頻率，就能接收到北邊傳來的指令。
他找不到螺絲刀，就用牙咬，用手掰，滿嘴都是鐵銹味兒。
他把拆下來的零件用破布包成幾小包，分三次扔進馬桶，然后猛按沖水閥。
那“嘩啦啦”的水聲，在死寂的夜里顯得格外響，他生怕驚動了樓下那幾個總在附近晃悠的“生意人”。
他知道，那些人就是沖著他來的。
凌晨三點，萬景光背著一個破帆布包，跑向維多利亞港的碼頭。
包里就兩件換洗的汗衫，連刮胡刀都忘了拿。
他心里琢磨著，命都快沒了，還要那張臉干嘛。
他花了身上最后的錢，混上了一艘準備開往澳門的運糖船。
船離開碼頭的時候，他回頭看了一眼香港，岸上的燈火越來越遠，最后變成一片模糊的光暈。
他對著那片光暈，用只有自己能聽見的音量說：“吳先生，東西我處理干凈了，沒給您丟人。”
船到了公海，顛得厲害。
他從包里摸出一個又冷又硬的饅頭，剛咬了一口，眼淚就下來了。
他想起吳石最后托人帶給他的話：“等仗打完了，我想回福建老家，喝一喝家鄉的武夷巖茶。”
茶是喝不成了。
萬景光一邊流淚，一邊大口地啃著饅頭。
他得活下去，帶著吳石的那份念想活下去。
就在萬景光在海上和風浪搏斗的時候，香港中環的一家茶樓里，卻是另一番光景。
何遂，六十出頭的年紀，頭發花白，穿著一身得體的長衫，正悠閑地品著一壺雨前龍井。
他面前的桌上，擺著幾份當天的報紙。
他看得很慢，偶爾端起茶杯呷一口，神態安詳得就像一個退休在家、含飴弄孫的普通老頭。
但他不是。
他是國民黨前陸軍中將，參加過北伐，指揮過抗戰，是吳石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吳石在南方的單線聯系人。
吳石一出事，他就是保密局最想抓到的那條“大魚”。
按理說，他應該第一個跑。
可他沒跑。
他不但沒跑，還像往常一樣，每天雷打不動地來這家“蓮香樓”喝早茶。
他知道有人在盯著他，他也知道那些人遲早會找上門。
果然，兩個穿西裝的年輕人走了進來。
他們徑直走到何遂的桌前，其中一個拉開椅子，皮笑肉不笑地說：“何老先生，好雅興啊。”
何遂像是才看見他們，抬起頭，熱情地招呼道：“哦，是你們啊，坐，坐！
別客氣，嘗嘗這里的馬蹄糕，正宗得很。”
他指了指報紙的頭版，“看看，報上還在講當年武漢會戰的事。
想當年，我就是在羅店那邊，帶著弟兄們跟日本人死磕了七天七夜。
那炮彈，就像下雨一樣…
兩個特務對視一眼，顯然沒料到是這個開場。
他們本來準備了一肚子的問題，現在全被何遂這番話給堵了回去。
“何老先生，我們不是來聽您講古的，”另一個特務有點不耐煩了，“我們想跟您打聽一個人，吳石，您認識吧？”
何遂哈哈一笑，指著自己的腦袋：“人老了，記性不好。
吳石？
好像有點印象，是不是那個在福建打過仗的？
我們這些老家伙，跟現在這些當紅的將軍們可比不了嘍。
來來來，喝茶，別讓茶涼了。”
他把茶杯推到兩人面前，自己又端起一杯，手穩穩的，連一滴茶水都沒灑出來。
他從武漢會戰講到長沙大火，從軍閥混戰講到抗日統一戰線，講得眉飛色舞，唾沫橫飛。
那兩個特務幾次想把話題拉回來，都被他輕描淡寫地岔開了。
一個多鐘頭過去，他們愣是一句有用的信息都沒問出來，反倒被灌了一耳朵的陳年舊事，腦子嗡嗡作響。
最后，兩人只能悻悻地站起來：“何老先生，打擾了。
我們還有公事，先走一步。”
“慢走，不送！
有空再來聽我聊啊！”
何遂揮揮手，又低頭看起了報紙。
等特務走遠了，茶樓的伙計才敢湊過來，小聲問：“何老，您剛才那樣，就不怕他們當場把您抓走？”
何遂吹了吹茶水的熱氣，輕聲嘆了口氣：“怕有什么用？
我要是跑了，就等于告訴他們，我心里有鬼。
我不跑，他們反而摸不透。
更要緊的是，還有三個同志等著我聯系，我必須留下來，給他們爭取撤退的時間。”
他之所以這么鎮定，是因為他早就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1949年福州解放后，他就把老婆孩子都送去了北京，自己一個人留在香港。
他說，萬一出事，家里不能一鍋端，總得留個根。
他用自己“前朝元老”的身份作掩護，就像在自己身邊筑起了一道看不見的墻。
這道墻，讓敵人不敢輕易動手，也為身后的同志擋住了致命的子彈。
在吳石犧牲后的那段日子里，正是靠著何遂的“不走”，他成功掩護了另外三名重要的潛伏人員安全撤離了香港。
1950年底，香港的風聲總算小了一些。
何遂辦完了所有事，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車。
火車開動的那一刻，他從貼身的衣袋里，掏出了一個被體溫捂得發熱的小本子。
他把它交給了前來接應的同志。
本子里，記著他所知道的、所有在臺灣可以信任的人員名單。
很多年后，在北京的家里，何遂時常會拿出他和吳石的合影。
照片上的兩個人，都還很年輕。
他指著照片上的吳石，對自己的兒女說：“記住這個人，他是英雄。
我這輩子，能有他這樣一個朋友，沒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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