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最后一次LPR調整的窗口期,并未如一部分網友所預測的那樣,五年期LPR仍維持在與前七個月相同的水準線上。
這一維持現狀的操作,將我國五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定格在了約3.5%的位置(圖表為截至2024年底的數據,所以為3.8%)。
當我們把視線拉長,對照圖表中美國與日本在相似及更高發展階段的歷史軌跡,一個問題便自然浮現:我們當下的利率水平,是否已臻于“合意”之境,還是說,前方依然存在著可觀的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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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表中三國路徑的起點看,差異便已奠定。2000年初,我國人均GDP尚處低位,但五年期LPR高企于7%以上。
與之對比,當時人均GDP已遠超我國的美國,其利率水平與我國相當,而日本在人均GDP達3萬國際元附近時,其利率已步入長期下行的深水區,趨近于零。
這揭示了一個基本規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經濟增速中樞趨于下移,均衡利率水平也往往隨之降低。
觀察美國的利率路徑極具啟發性。其折線呈現清晰的周期性波動,而非單調下行。
在人均GDP從約3.5萬國際元增長至約6.5萬國際元的過程中,美國五年期利率歷經了從8%到2%以下,再回升,又下降的完整周期。
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其利率在零附近徘徊多年,直至經濟復蘇穩固后才開啟緩慢的加息進程。
這表明,利率不僅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更是應對經濟周期、調節總需求的關鍵政策工具。
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或重大沖擊時,果斷、充分地降低利率以穩定預期、刺激投資,是成熟經濟體的常見操作。
日本的路徑則展示了另一種長期圖景。在人均GDP跨越3萬國際元門檻后,其利率便進入了一個長期、趨勢性的下行通道,最終在極低水平(接近于零)長期運行。
這固然有其人口結構、通縮壓力等特殊背景,但也清晰地表明了,當經濟體發展到高收入階段后,資本回報率趨于平緩,實體經濟的利率承受能力會系統性下降。維持過高的名義利率水平,可能對債務負擔和投資活動形成不必要的抑制。
將我國當前的坐標置于這個參照系中,可以更清晰地定位。我國人均GDP(購買力平價)已超過2萬國際元,但五年期LPR仍處于3%左右。
對比美國在人均GDP相似階段時的利率水平,以及日本在更高收入階段的超低利率環境,我國當前的利率絕對值并不算低。
從趨勢上看,我國的利率自高點回落的過程是明確的,但相較于美、日在其發展歷程中,為應對經濟轉型、外部沖擊而進行的幅度可觀、節奏果斷的調整,我國利率下行的路徑顯得更為平緩。
這背后自然有國情與政策框架的差異。我國貨幣政策需兼顧多目標,保持內外均衡,并注重防范金融風險。然而,圖表所揭示的經濟規律具有普遍性。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面臨需求收縮、預期轉弱等多重壓力。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客觀上有所回落,微觀主體的資產負債表也需時間修復。
在此背景下,適度、適時地降低中長期資金成本,對于減輕實體經濟利息負擔、提振市場主體信心、支撐資產價格合理估值,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空間從何而來?一方面,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與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利率差,這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的背景下,為國內貨幣政策保持獨立性、實施“以我為主”的調控提供了一定余地。
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通脹水平持續溫和,為利率調整提供了相對從容的環境。關鍵在于,利率調整的節奏和力度,需精準匹配經濟運行的實時溫度和結構性需求,既要避免“大水漫灌”,也要防止政策調整滯后于經濟基本面的變化。
回望圖表,美國利率的起伏對應著其經濟的冷熱周期,日本利率的長期低迷映照著其“失去的三十年”。我國的利率路徑,最終將書寫屬于自己的獨特軌跡。
但美、日的經驗至少提示我們,利率作為最重要的價格型貨幣政策之一,其調整不應固守某一靜態水平,而應動態反映并服務于經濟發展階段的內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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