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6日清晨七點,北京忽停的春雨帶著泥土味。袁瑞良拖著一只舊皮箱,從人大招待所三層走到院子里,心里掂量著即將開啟的福建仕途。他要去莆田任副市長,這意味著與跟隨五年多的葉飛將軍正式道別。
樓道靜極,回聲清晰。袁瑞良腦海里突然閃過1990年1月的畫面——那天下午,秘書局長李保順的一通電話把他叫到葉飛副委員長辦公室。推門的一刻,他甚至聞到了雪后暖氣的味道。葉飛一句“聽說過我脾氣大嗎?”破了冰,隨后又補了一句:“別怕,我不寫小報告。”當時的他只覺得心里一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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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飛作風簡約,卻從不對原則讓步。1992年香港一位富商提出贈送奔馳600,信件遞到辦公桌前,將軍只抬眼兩秒,“不要!”語聲如敲木魚。秘書沒再勸,那封信就壓在紙鎮下,被當成反面教材。
同年春天,深圳某企業邀請將軍剪彩,并許諾一把價值五萬元的純金剪刀。葉飛當場黑臉:“別說五萬,就是五十萬,也免談。”袁瑞良記得自己在旁邊直冒汗,手里的記錄本差點掉地上。自那以后,只要活動帶商業味,他一律回絕,久而久之,對方改去找別人,葉飛辦公室門口清凈了許多。
將軍脾氣來的快,去得更快。1990年3月,人大代表團長會議上,萬里談反腐,葉飛拍案而起接話。脫若男局長上前勸,他卻一句“不要你管!”壓得會場空氣凝滯。第二天天未亮,葉飛把袁瑞良叫來:“替我向脫同志道歉,昨天失禮了。”那份知錯能改的坦蕩,比昨日火氣更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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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紀律,是他對家人同樣的要求。機要文件分級擺放,王于畊阿姨若不在閱讀名單,哪怕卷宗就放在茶幾,也絕不翻看。葉家客廳里常擺一壺清茶,外人見慣了以為簡樸,其實那壺茶背后是一套嚴密的保密制度。
夜深寫稿,是葉飛幾十年不變的習慣。1992年12月南京華僑委員會座談會前夜,他提前一個半小時就寢。凌晨一點,卻在窗前思考提綱。袁瑞良醒來要代勞,被葉飛擺手拒絕:“你睡去,我自己來。”天亮交稿時,將軍把草稿遞給秘書:“看看,有疏漏提醒。”角色互換的那一刻,袁瑞良才真切體味“領導要自己動筆”的含義。
工作間隙,葉飛兩大消遣:讀書與圍棋。《人民日報》《參考消息》日必讀,魯迅十六冊線裝版翻得毛邊。圍棋來自新四軍時期的戰地愛好,晚年依舊興致勃勃。遺憾的是袁瑞良學不會,將軍打趣:“他什么都好,就是不下圍棋。”一句輕笑,拂去了日常緊張。
1992年春,北京某小學因電視宣傳犯難,校長找上袁瑞良。原本聯系好的政協副主席臨時生病,活動告急。袁瑞良硬著頭皮向葉飛匯報,將軍聽完只是點頭:“支持教育嘛,應該去。”第二天,戴紅領巾的孩子們高呼“歡迎葉爺爺”,場面熱烈卻沒有銅臭。那次經歷,袁瑞良明白了“權力用在正道,最踏實”。
回到1995年這一天,葉飛坐在書桌后,眉宇間透著疲憊卻精神堅毅。聽完秘書的離任匯報,他問:“家里安排妥了?孩子學業別耽誤。”得到肯定答復,老人停頓片刻,低聲卻鏗鏘:“記住,不管在哪,潔身自好。”
這句話不長,卻勝過千言。莆田高速項目招投標時,全國一百四十多支隊伍競逐,46公里,14億元,誰都知道副市長手中握著生殺大權。面對遞來的厚厚名片和酒局,他先放話:“本人無價,不賣!”身旁人先是愣,然后摸不著頭腦地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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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福建省委將袁瑞良列為廳級干部廉政勤政典型,莆田市委寫了整版報道。葉飛翻到那期《福建日報》,邊看邊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了兩句:“好,好。”言辭寥寥,欣慰盡在眼神。
1999年4月18日,將軍病逝于北京醫院。噩耗傳到莆田,袁瑞良握電話的手微微顫抖,只說八個字:“馬上動身,回京送別。”靈堂肅穆,他站在挽聯前,往日種種,像老舊膠片,一幀幀浮現。
葉飛晚年常講,新四軍北撤那夜,雨打帳篷,“紀律”二字被他記在皮夾里。幾十年后,那張被水浸過的舊紙早已泛黃,可幾個楷體大字還在。潔身,是原則;自好,是底線;把這八個字帶上路,才算沒有辜負跟隨老將軍的五年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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