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明軍連流寇都平不了？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我們畫蛇添足了，明朝人就已經把這個問題分析得十分透徹了。

鄭廉的《豫變紀略》，知名度很高了。但真的認真去看了的人不多，其實也不用看完，在序言里面，鄭廉就將這個問題解釋得明明白白。

鄭廉說，農民軍可以平定的時機有三個，不能被平定的原因有五個。

不能被平定的原因。

一、流寇所經之地的壯丁即成其兵員，無需征調。

流賊所遇之丁壯即其兵，而不煩征調，一；

這一點上很好理解，晚明饑荒十分普遍，正如馬懋才在奏疏中所描繪的百姓慘狀：

于是，死者枕籍，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百人，用掩其遺骸：臣之來時，已滿三統有余，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

大批農民失去生計，淪為流民，這些都成為了農民軍無盡兵源。

為什么李自成、張獻忠屢屢遭受重擊，卻能死灰復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流民太多。

而李自成逃入商洛山中，出山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又拉出了一支百萬大軍。

所以說，如果不消除流民，就無法徹底擊潰起義軍。

其二，農民軍所掠之糧儲即成其軍餉，不用轉運。

流賊所遇之蓋藏即其餉，而不用挽輸，二；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李自成攻下洛陽，將福王的庫藏糧食拿出來發給百姓，并用作軍餉，其勢力大增。而張獻忠在攻下襄陽之后，獲得城里的補給，楊嗣昌也難以再制服他，最終楊嗣昌只得自殺。農民軍這種以戰養戰的方式，是明軍所不能的。

其三，遭遇官軍時，能戰則戰，每破城池、覆軍隊，其勢力反增，而無人能以軍法約束。

遇官軍，能戰則戰，墮城覆軍，其勢益強，而無人得繩以法，三；

農民軍不是沒有打敗仗的時候，比如在高迎祥在黑水峪被俘車，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在陜西遭受重創等等。但是農民軍打了敗仗，并不需要懲處將領，因為敗了就被明軍殺了或者俘獲了，也沒機會來懲處了。而明軍不一樣，光是被殺的巡撫、總兵就比比皆是，比如賀人龍、邵捷春等等。

其四，農民軍不能戰則逃，即便丟棄輜重、老弱被殲，他們沿途劫掠二三日即可恢復原狀，官軍卻無法追蹤其去向。

不能戰則走，雖棄其輜重，斬獲其老弱，彼所過剽掠，二三日旋復其舊。我軍已不能問其所往，四；

農民軍攻入城池之后，第一要務并非是搜尋財物，而是尋找牲畜。甚至這種習慣在攻下北京城后依舊如此。李自成三月十九日攻下北京，二十日，士卒就挨家挨戶搜馬騾。

二十日，添各門兵，及盡放兵馬入城。而各兵至士商民家，搜集馬騾略盡無遺者。 ——《流寇長編》卷十八《甲申剩事》

因為騾子可以馱行囊，馬匹可以急行軍。張獻忠在奔襲襄陽的時候，正是利用馬匹的高機動性，從楊嗣昌的鼻子下面溜走，達成了戰略目標。

而明軍也因為農民軍的高機動性，而稱其為“流寇”。

而且農民軍的軍餉輜重都是繳獲而來的，在關鍵時刻能夠拋棄財物保命。瑪瑙山之戰，張獻忠慘敗，左良玉窮追不舍，張獻忠將金銀拋灑在路邊，明軍將士瘋搶，張獻忠才得以逃命。

其五，當時將帥多養成養寇自重之風，皆不愿全力剿賊。而奉命督師者多是文人，畏懼矢石，不善騎馬，武將輕視他們，不肯效死力。即便偶有勝績，終不能竟全功。

其一時將帥習于養寇，皆不肯殺賊。而受命視師者，率書生，憚矢石，不能跨鞍馬。武士輕之，不為用命。雖一二獲捷，終不能成功，五。

這一點上，有很多例子。比如楊嗣昌推薦熊文燦為總理軍務，熊文燦原為兩廣總督，接觸了大量西方火器，所以他精選了2000名火槍兵與自己一起北上。但熊文燦初來乍到，左良玉并不服他，故意制造矛盾，并稱“制府自有親軍，何必用吾輩殺賊！”熊文燦無可奈何，只得留下5哦人，將剩余火槍兵全部解散。

而左良玉擁兵自重，不服文臣統領的情況很多，甚至連崇禎的親信、大學士楊嗣昌前來督軍，他也敢抗命。

有了以上五點，農民軍不能平定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后，鄭廉感嘆道：洪承疇、盧象昇、孫傳庭，總兵如曹文詔、虎大威、左良玉、曹變蛟、猛如虎、尤世威、周遇吉、賀人龍、黃得功、高杰等，這些人無一不是人才，但崇禎帝卻在朝堂上感嘆：自楊嗣昌以后，再也沒有能督師平賊的人才了。

嗟乎！其可平之機，皆失之矣。而其必不可平之勢，又聽其自然，而不能大有所變更以為之計。癰潰河決，而猶拘文法；豕突狼竄，而尚務因循。今日遣一將，明日命一督，上曰平流賊，下亦曰平流賊。嗟乎！吾不知流賊果何以平也！當其時，使督師皆如楊嗣昌，總督皆如洪承疇、盧象昇、孫傳庭，總兵如曹文詔、虎大威、左良玉、曹變蛟、猛如虎、尤世威、周遇吉、賀人龍、黃得功、高杰等，雖或桀驁，亦不敢不用命。左提右攜，兵食足繼，無論其在秦也，即在楚、在豫，事皆可辦。惜也，秦無人也，僅能十指更彈，而不能為一握也。是故帝嘗臨朝嘆曰：“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痛哉斯言，不知當日朝士亦汗浹重衣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