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種種原因,對于一代藝術大家劉海粟的定論,除了書畫教育家之外,主要就是畫家身份,但事實上,書法是其繪畫的特定“助力”。《劉海粟書法芻議》一書的獨到之處,首先在于第一次以全景式角度,系統(tǒng)對劉海粟的書法以個人化視角加以定位和剖析,明確其書法 “涉足碑學、介入帖學、重返碑學、碑帖結(jié)合” 四階段,本文同時延展及劉海粟與朱復戡近七十年的交往及藝術互動,讓人感懷。
前段時間收到白謙慎先生所著《劉海粟書法芻議》一書,一口氣讀完。從書名始覺猶似文章之名,讀完得到確認。由一篇文章拓展成一本書,仍似有未盡之意。該書由顧村言作序,許多評價的觀點,與我相近,由此而引發(fā)了一些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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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書法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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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延安西路凱旋路口的 劉海粟美術館。視覺中國資料圖
《劉海粟書法芻議》一書的獨到之處,首先在于第一次以全景式角度,系統(tǒng)對劉海粟的書法以個人化視角加以定位和剖析。基于種種原因,對于劉海粟的定論,除了書畫教育家之外,主要就是畫家身份。這種形象本身已然深入人心,得到了公認。事實上,劉海粟在繪畫方面的成就最終對書法產(chǎn)生了決定性影響,揭示了一個極易被忽視的現(xiàn)實——在“書畫同源”的外衣包裹下,書法是繪畫的特定“助力”。在今天社會化大分工大趨勢下,即便是文史哲和詩文書畫這樣極為密切的門類也變得越來越疏離,有的甚至到了“隔行如隔山”的境地。然而,即便現(xiàn)實真的難以抗拒,也無法回避這樣一個鐵律——書家未必是畫家,但畫家一定是書家。劉海粟書法方面的成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本書的第二個獨到之處是給予了劉海粟書法以明確的分期,雖然因為資料傳世相對較少等原因,沒有足夠數(shù)量的作品支撐,卻依然確立了發(fā)展變遷的輪廓。這對于評價和探討劉海粟書法是非常必要的。我一直認為,但凡進入藝術史的大家,創(chuàng)作風格必然存在分期。反過來講,如果一個書畫家沒有分期的話,就意味著藝術創(chuàng)作的衰敗乃至固化。甚至于可以說,大家的判定標準,無外乎風格分期、面目多元、格調(diào)統(tǒng)一及原創(chuàng)性等四個重要特征。“分期”所預示的是不斷“求變”,精益求精直至完美。這是書畫家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的見證。劉海粟的書法在有了明確的個人意識之后,大致可分為涉足碑學、介入帖學、重返碑學、碑帖結(jié)合等四個不同階段。劉海粟自述九歲啟蒙,取法柳公權《玄秘塔》和顏真卿《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很可能帶有“不自主”的傾向,但因為是“第一口奶”,對于終生的字格、氣格產(chǎn)生了決定性影響。因為幸遇康有為而直接取法碑學,受到很大影響。書中有記,1930年下半年,劉海粟35歲時開始向帖學轉(zhuǎn)變。嗣后又有“重返”碑學的選擇。“重返”二字尤為點睛,當中涉及取法的自主性問題。因為個性意識的覺醒而“重返”,而后有“碑帖融合”的選擇,漸至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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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贈朱復戡《芭蕉櫻桃》立軸 設色紙本 1966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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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芭蕉櫻桃》立軸(款字局部)
該書的第三個獨到之處在于揭示了劉海粟書法的“通常”和“非常”之處,以及彼此間的關聯(lián)。每個時期、各個地域的書畫家不計其數(shù),經(jīng)歷相近或相似者很多,為什么到最后只剩下幾個人?
原因在哪里?除了書畫自身的淘汰規(guī)律之外,主要涉及到如何看待和成功處理“通常”與“非常”的關系。所謂“通常”就是常規(guī)的,大家都這么做,也就是必須、必然經(jīng)歷的,比如劉海粟啟蒙選擇顏柳,幾乎是很多中國人學書法之初在個人未有明確個人意識時的既定選擇。“非常”之處即個人的獨到之處,甚至可能是藏而不露之處,需要細品才能發(fā)掘。劉海粟的個人風格根基在顏真卿,大字壯美渾樸,極為明顯。一般人止步于臨學,更高明者則要深入研究脈絡。顏字確有如《大唐中興頌》摩崖一類的作品,直接漢魏。如果再往上追溯,篆籀之氣則源于《毛公鼎》《散氏盤》等金文。學篆書取法《散氏盤》和《毛公鼎》,幾乎是所有學書法之人必然要經(jīng)歷的。這便回到了“通常”之處。能夠關注到兩者取勢不同,一橫一縱,則又是“非常”之處。如果細品劉海粟臨《散鬲銘》的題耑若干字,神似吳昌碩,說明劉海粟在當時也不免受到時風的影響。從劉海粟通臨《散氏盤》來看,花費功夫很多,因為不可能一遍成形,并且還加以楷書注釋,乃是集臨摹和研究于一體的“六經(jīng)注我”的方式。由此來看,即便取法相同的碑帖,不同書家如何理解很關鍵,進而如何學才是最關鍵的,亦步亦趨還是自主揚棄,結(jié)果大相徑庭。“通常”之中的“非常”之處,即是個人的獨到之處。“非常之處”有根本性的作用。劉海粟最終也是選擇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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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書札局部
以我粗狹的理解,運用“書法比較學”的方法,可以讓劉海粟的歷史定位更加具象。首先是個人對比。其一,劉海粟是書畫兼善者,他的書法水準和創(chuàng)作方向不能以一個單純的畫家標準來衡量,劉海粟具有明確的書法理念,對于創(chuàng)作實踐也很重視。從“以書入畫”和“以畫入書”的嘗試來看,可能受到了八大的影響。毫無疑問,繪畫技法對他的書法確實有非常大的影響,最典型的就是筆法和墨法運用,筆法率意,不拘一格,墨法枯淡濃潤有多重變化,對比強烈且又能做到渾厚華滋。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劉海粟專門的書法創(chuàng)作并不特別多。值得慶幸的是,劉海粟的很多手札都是以手卷形式呈現(xiàn),清一色地寫于宣紙或皮紙裁成的長卷上,帶有強烈的創(chuàng)作意識。這顯然又是存在“矛盾”的,但恰恰就是劉海粟真實的書寫狀態(tài)。康有為曾經(jīng)有過評價:“看你的畫,已成大器,但要成為大家,你的字還要跟上去。”很可能正因為這樣的關系,使得劉海粟肯在書法上花大力氣、下苦功夫,所以在近當代書壇有一席之地。其二,大字和小字的對比。對于劉海粟來說,大字是書家字,見法度,主要是題詞一類,筆法相對單一,接近酬答,多數(shù)情況下可能在公共場合,書寫呈送的對象極其廣泛;小字見性情,主要是日常自我式創(chuàng)作,書寫通常有特定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比如書房這種獨處的私人空間,多見贈予友人、知己和故交的尺牘,贈予對象是特定的,一時有一時之的狀態(tài)、意態(tài)、情態(tài)和心態(tài)的變化,手札極有古風,也極為荒率,奇正相生、巧拙相生,風格逸筆草草,天真爛漫,內(nèi)容都是白話文,成為明顯的特色之一。因為狀態(tài)和空間等方面的差異,大字和小字差別較大,共同構成了個人筆法乃至風格的全部,見證了劉海粟書法世界的全部。歸結(jié)到一句話:大字是“有法之法”,所臨各家皆有所體現(xiàn),小字是“無法之法”,基本上是自我揮灑。求變是從技法開始的。其中最主要的特點是“破”——這在諸多手札中非常明顯,毛筆頭開花,點畫不求精到,實是有意為之。“破”也是打破陳規(guī)、不拘陳規(guī)的意思,所謂不破不立,“破體”不失為一種好的融合創(chuàng)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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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復戡致劉海粟“一別七載”書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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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請朱復戡刻“海闊天空”“真手不壞”二印的書札
顧村言曾在該書前言中提及,劉海粟有多封寫給老友加摯友朱復戡的尺牘,故針對劉海粟(1896-1994)和朱復戡(1902-1989)二人的交往和交情,作一延展。因為劉海粟很多寫給朱復戡的作品,無一不是佳作。
劉海粟與朱復戡相識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彼時劉海粟力邀朱復戡到自己所創(chuàng)辦的上海美專任教,曾三顧朱府。1927年,朱復戡擔任了上海美專學校的書法篆刻教授,年僅26歲。劉朱兩人的交誼長達七十余年。他們自青年時代訂交,從國內(nèi)一直到國外——兩位滿懷豪情的青年藝術家先后從上海赴法國,目睹眾多的西方藝術名作,由此卻增加了各自對東方文化認識的高度,愈加堅定了為之傾注畢生精力的信念。劉海粟和朱復戡始終往來密切,直至暮年,情誼不渝,在藝術上相互砥礪,在生活上相互關懷。兩人從“詩書畫印”創(chuàng)作的相互酬答到彼此唱和乃至邀請推敲文辭內(nèi)容,互動極為頻繁。彼此的交往跨越時空,歷經(jīng)歲月霜河,真真切切,直入肺腑,成就了藝林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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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一粟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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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手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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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jīng)滄海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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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粟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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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
早在1912年冬,劉海粟來到上海,便借蘇東坡“渺滄海之一粟”句意而取名,從此便有了享譽海內(nèi)外的“海粟”之名。1925年之際,劉海粟請朱復戡為其刻“滄海一粟”朱文印。兩人在印章方面的交流自此拉開了序幕。朱復戡平生為劉海粟治印數(shù)量眾多。這在朱復戡的個人圈子中,確屬不多見。此處列出常用的白文和朱文各八方。最多的是“劉海粟”姓名印,共四方,變化巧妙。其次是為夏伊喬所刻,也可以說是四方。朱文“夏伊喬”二方,另有一方“伊喬女史”和一方“海粟之妻”——這一方很特殊,既有“海粟”之名,又歸夏所專用。兩方“夏伊喬”略有微調(diào),皆在不經(jīng)意間施加巧妙變化,大家手筆。其余諸印,各見精彩之處,如“滄海一粟”兩方,一為早期學吳昌碩風格,一為中后期成熟風格之面目。兩方“曾經(jīng)滄海”一朱一白,相映成趣。另有一方“海粟審定”專用印。閑章三枚,一方白文“海闊天空”,一方朱文“真手不壞”,從求刻此二印的手札可見,劉海粟在札尾畫上形狀,朱復戡亦遵照其指定要求刻好,可謂心心相印。老一輩人即便再忙,時不時也要奉上書札一幀,不僅成為友情的見證,無意中也留下了許多的珍貴史料。最有意思是朱復戡所刻白文多字閑章“昔吾師黃山,今作黃山友”,記錄了兩人皆以黃山為師、為友,見證了共同的志趣和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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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伊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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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吾師黃山,金為黃山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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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寫給朱復戡達一千多字的書札
2024年10月28日至2025年1月15日,“百年吞吐——劉海粟書法大展”以史無前例的規(guī)模在上海劉海粟美術館亮相。其中的劉海粟致朱復戡尺牘長卷堪稱個人代表作,書寫具體日期在1977年10月2日,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這封信竟然寫了一千一百多字,極為罕見,可謂紙長情長。哪怕在非常歲月中,兩人也未完全中斷聯(lián)系。劉海粟言及自己當時的困境,表示“凌然無懼,剛毅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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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夏間病暑”札本
值得一提的是,劉海粟1973年八月廿四日的“夏間病暑”尺牘,則是另一件堪稱“標志性”的作品。此時劉海粟的筆墨已經(jīng)有非常明顯的老境,抖動較甚,然不拘成法,隨意之極,一看便知主要是畫家筆法。對比朱復戡尺牘來看,鐵畫銀鉤,風檣陣馬,真力彌漫,至老不衰,明顯是金石家的筆法。兩人的性格存在很大差異,無疑是書風個性差異很大的主要原因。有意思的是,兩人通信,劉海粟大多是公元紀年,朱復戡作品上主署天干地支。朱復戡稱劉海粟“海老”或“海老大師”,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劉海粟則稱朱復戡為“老友”。兩人之間不僅存在直接的交往,彼此圈子也有共同的朋友。只要有機緣,一定會托人問好,常提及的有馬公愚、錢瘦鐵和周煉霞諸人。朱復戡在丙寅夏,時年87歲,為劉海粟作品集寫就序言,因為彼此了解,一揮而就,推崇劉海粟“名動國際,無庸贅言”。人老情多,讀之不勝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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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復戡致劉海粟“關于水龍吟長松歌調(diào)整后反響”書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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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粟書挽朱復戡“瀛海滬濱”聯(lián)
1989年11月3日朱復戡去世,劉海粟特別書聯(lián)“瀛海飲遲今祭酒,滬濱痛失勞鄭虔”,上款有“復戡老友千古”。下款是夫婦二人共同署名。這件對聯(lián)無疑是劉海粟向終生老友朱復戡最后的告別。全聯(lián)風格特別,字形意在楷隸之間,既有顏書的雄放,又有《鄭文公碑》的寬博,尤其是“祭酒”二字,明顯出自鄭碑。由此而言,對于劉海粟的碑派取法,會有新的認知。五年后,劉海粟遽歸道山。
縱觀劉、朱二人近七十年的交往,是建立在相互欣賞、彼此砥礪的深厚基礎之上的。劉海粟在評價朱復戡的金石書法時曾由衷地發(fā)出感嘆和稱頌:“……筆墨之間,淵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三代,冥心于造化”。晚年的劉海粟對朱復戡仍是欽服欣賞不已,曾坦言:“論名氣,我比朱復戡大,而論本事,則朱復戡比我大。”這番由衷之言,無疑是這段藝林深誼最動人的注腳。劉海粟和朱復戡的詩書畫印交流,不僅是兩人情誼的見證,更是二十世紀中國書畫史中足以傳諸后世的佳話。
來源:薛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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