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被車裂后，為何他的變法仍在秦國起作用？一口氣看懂商鞅變法

公元前356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秦國境內實施了大范圍的政治改革，即為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僅用了二十年的時間，就讓積貧積弱已久的秦國迅速崛起，為日后秦統一山東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就是這樣一位秦國的大功臣，卻在功成的那一刻慘遭車裂之刑，結局讓人唏噓。

那么商鞅是憑借什么獲得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又是怎樣變法讓秦國短時間內快速強大的？為什么即使自己被車裂，變法成效仍能延續一二百年，最終助力秦國完成大一統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從秦孝公和商鞅之間奇妙的緣分說起。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嬴渠梁即位為秦國國君。當時的秦國歷經四代亂政，又和中原霸主魏國多次大戰，國力微弱。為了奮發圖強，振興秦國，秦孝公一上位就發布《求賢令》，想求得天下人才來幫助自己富國強兵。

《求賢令》中甚至提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意思是，只要是能讓秦國強大起來的人，自己可以與他共享秦國。

在世襲制度的大背景下，秦孝公的這句話無疑擁有著強大誘惑力，直接吸引山東六國學子紛紛向西，進入秦國求取功名。這使得秦國一時間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而這里面，就有后來的商鞅。

商鞅，本名叫衛鞅，是戰國時期衛國的公族。衛國是西周初期建立的諸侯國，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國力早已嚴重衰退，不具有爭霸天下的資格，只能是作為魏國的附屬國而存在，所以衛鞅便到魏國謀求發展，并得到了魏國的相國公叔痤賞識，被任命為中庶子，成為了公叔痤的家臣侍從。

公叔痤發現衛鞅非常有才學，便想向魏惠王舉薦衛鞅，沒成想還沒來得及就先病倒了。魏惠王聽聞相國公叔痤病重，便前往相國府探病，也順便問計于公叔痤，魏國接下來該采取什么樣的大政方針。

公叔痤則是抓住這一機會，直接向魏惠王進言，說衛鞅是有大才的人，可以直接重用他來治理魏國，然后魏惠王一言不發，明顯不太贊成。

見到這種情況，公叔痤又說，如果不能任用衛鞅，那就一定要殺了他，這樣的人才絕對不可以放任他到別的國家，結果魏惠王僅應答了一聲“諾”。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又第一時間派人找來衛鞅，跟衛鞅說明自己已經向魏惠王進言誅殺衛鞅，要衛鞅趕緊逃走，并表示自己是先君后臣，為了魏國著想不得已才諫言要殺衛鞅，又為了和衛鞅之間的情誼才選擇放衛鞅。

衛鞅聽了這些情況之后，卻跟公叔痤說，“大王既然不肯聽你的話而重用我，又怎么會聽你的話而殺我呢？”于是仍然選擇留在相國府侍奉公叔痤。此后不久，公叔痤病重去世，衛鞅才應秦孝公《求賢令》的感召，西入秦國。

衛鞅入秦之后，投在了秦孝公的寵臣景監門下，并向景監闡述了對于強國之道的認識，很得景監的看重，于是景監便將衛鞅舉薦給了秦孝公。

秦孝公本身就求賢若渴，又聽到衛鞅能得到自己心腹大臣的極力推薦，瞬間便對衛鞅有了興趣，準備召見衛鞅。

有關秦孝公召見衛鞅的具體過程，按照《史記·商君列傳》中的記載，衛鞅前前后后一共面試了四次才獲得秦孝公的重用。

第一次面試，衛鞅說了很多關于堯、舜的“帝道”治國方法，卻給秦孝公談得昏昏欲睡，事后秦孝公還責備景監，說衛鞅是個大言欺人的人。

幾天后景監從中調和，衛鞅獲得了第二次面試機會。衛鞅用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王道”治國方法，來勸說秦孝公，可秦孝公還是不滿意，又一次責備了景監。

可景監仍對衛鞅抱有信心，不斷游說秦孝公，在景監的努力下，衛鞅迎來了重要的第三次面試機會。這一次，衛鞅從秦孝公要恢復昔日秦國穆公霸業的目標入手，大談春秋五霸的“霸道”治國方法，才終于打動了秦孝公。

很快，秦孝公主動第四次召見了衛鞅。衛鞅向秦孝公暢談有關法家富國強兵，迅速提升綜合國力，從而稱霸天下的方法，讓秦孝公非常受用。兩人就這么一連談了好幾天，逐步敲定了接下來秦國變法圖強的具體方針。

公元前359年，衛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于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先用來刺激秦國的農業生產，作為全國變法的序幕。

但是，在正式開始變法之前，秦孝公必須要先解決一大難題，就是貴族臣工對于變法的態度。如果大臣們都反對，甚至是阻撓變法，那強硬推行變法的話，很容易激化國內矛盾，使秦國走向分裂。

所以，秦孝公特意安排了一次朝會，來討論秦國到底要不要變法。這次朝會也就是歷史上非常出名的商鞅舌戰群儒的典故。

舊有的世襲制和井田制，在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保護既有世族階級利益的功能，這使得相當一部分國家利益被這些世族侵吞瓜分，導致國家層面的力量減弱。現在，衛鞅變法要觸碰這些世族的利益，所以自然激起這些世族的強烈反對。

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舊貴族，紛紛表示應效仿成法，遵循舊禮。衛鞅則據理力爭，強調變法的意義，表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商湯和周武王不拘泥于舊的法度而能稱王于天下，夏桀和商紂王不更換舊的禮制而走向滅亡。

最終，衛鞅將老世族辯駁到啞口無言，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贊賞，被任命為左庶長，開始正式制定秦國新的法令。

秦國從立國時就沒有相國的職務，而是用了幾百年的“左庶長”這一官名。春秋時期，左庶長是秦國的首席軍政大臣，只有嬴姓宗親才能擔任。

至戰國時期，秦國四代亂政，世族甘龍擁立了秦獻公即位才穩住朝局。為了表彰甘龍，秦獻公將他封為上大夫，并總領政權，左庶長則只負責軍務。

秦孝公決心變法之后，對秦國的人事任命進行了一番大調整，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將甘龍升為太師，并將甘龍手中的政權重新劃歸給了當時的左庶長嬴虔，而后又將嬴虔從左庶長擢升為太子太師。這一系列操作，給衛鞅擔任左庶長執掌大權鋪平了道路。

可以說，秦孝公非常信任衛鞅，將整個秦國徹底交到了衛鞅手里，而衛鞅也沒有辜負秦孝公的信任，很快就出臺了針對當時秦國現實困境的《治秦九論》。

其中，田論廢井田、開阡陌，農爵論大力發展農業、鼓勵老百姓耕種，軍功論使秦國人從上至下皆以從軍殺敵為榮耀，賦稅論訾粟而稅建立統一征稅標準，郡縣論將全國軍政大權收歸中央……

這一系列變法大綱和具體法令條目讓秦孝公贊嘆不已。當然，在正式法令公布之前，衛鞅還干了一件極其特別的事情，就是徙木立信。

衛鞅擔心百姓不相信官府，不相信這次的變法能一直持續下去，就在都城櫟陽的市集南門立起一根木頭，同時發布公告，有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的，賞十金，結果大家都認為這是官府愚弄百姓的法子，沒人上前。

于是衛鞅又貼出公告，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的，賞五十金。這下終于有個人把木頭搬走了，衛鞅也很干脆，當著大家的面兌現了賞金。借此機會，衛鞅向百姓表明，官府令出必行，絕不欺騙。

至此，徹底收獲百姓信任的衛鞅，才開始正式頒布新法的法令。

公元前356年，左庶長衛鞅在秦國國內頒布了第一批正式的法令，包括廢除舊有的宗族形式的世官世襲制、獎勵百姓從事耕織等生產活動、頒布以軍功論賞的二十等爵位、禁止私斗、焚燒儒家經典、從上至下樹立嚴刑峻法般的法治理念等。

衛鞅的變法內容直指當時秦國各種久積的弊政，極具針對性，但同時為了保障法律具有足夠的威懾力，而采取了輕罪重型的手段。這樣的法令實行了一年之后，引起了百姓的議論，不少人都認為新法過于嚴苛，給生產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新法令本身就嚴重侵犯了舊世族的利益，現在又不能收獲百姓的認同，自然難以順利推行。就在衛鞅新法可能要夭折之際，卻爆發了一個頭版的熱點事件，秦太子嬴駟觸犯了新法。

嬴駟到底干了什么事，犯了什么法，歷史并沒有明確的記載。《史記》中只記載了衛鞅的處理辦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

翻譯過來就是，衛鞅表示，這新法令難以有效推行，就是居于高位的人依仗身份尊貴，肆無忌憚知法犯法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將太子法辦。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意思是，太子作為君主的后嗣，且當時年幼，便以此為由，免除了太子的刑罰。

但是，太子犯錯意味著老師的教導出現了錯誤，所以按法令，是要處罰太子太傅公子虔和太子右傅公孫賈的。

如此一來，衛鞅的變法已經將仇恨拉到了君王一族的宗親之中，更是直接得罪了秦國未來的國君，這就為后來衛鞅慘遭車裂埋下了重要伏筆。

但同時，衛鞅的這出殺雞儆猴，用的是君主宗親開刀，震懾力極大，太子嬴駟案之后，秦國上下就再也沒有人敢對新法說一個不字了。

新法也就這樣在秦國暢行無阻地實行了十年。十年之后，秦國的舊有制度基本被徹底廢除，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已經初步具有了和天下諸侯一較高下的實力，而一個絕佳的時機也很快到來。

公元前341年，齊國的軍師孫臏采取圍魏救韓和減灶退兵的策略，吸引魏將龐涓輕敵冒進，最終于馬陵道大敗魏軍。馬陵之戰龐涓身死，魏武卒近乎全軍覆沒，還抓了魏太子申，魏國元氣大傷，這就給了秦國復仇的好機會。

公元前340年，趁魏國大敗的時機，秦孝公命衛鞅帶領軍隊向東進攻，魏國則派公子卬帶兵迎戰，雙方一時之間形成了對峙狀態。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母胞弟，性格豪爽，才情雅然，是標準的君子之風。早年間衛鞅還在公叔痤門下時，二人的關系就非常好。公子卬也曾向魏惠王舉薦過衛鞅，只不過沒被采納，最終衛鞅向西進入了秦國。

就在秦魏兩軍相持不下時，衛鞅派人給公子卬送了一封信，表示咱們曾經是好朋友，如今在戰場上也不忍心以命相搏，不如你我二人當面相見，訂立盟約，然后老友聚會，喝幾杯酒敘舊，就直接各自撤兵，讓秦魏相安無事，這樣多好。

公子卬一聽，覺得很對，于是就前去和衛鞅會盟。結果席上，衛鞅提前埋伏了士兵，突然襲擊直接抓獲了公子卬，緊跟著秦軍朝魏軍發起了全線進攻。魏軍由于主帥被擒，指揮失靈且士氣低落，迅速大敗。

魏國先敗于齊，再敗于秦，徹底跌下了神壇，霸主之位不復存在。自此之后，秦國崛起，魏國夾于西秦、南楚、東齊三個大國之間，為求得生存，被迫開啟了朝秦暮楚的時代。魏惠王則只能仰天悔嘆，“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這一戰衛鞅不僅大獲全勝，還俘虜了公子卬，功績卓著。為表彰衛鞅的戰功，秦孝公將商於十五邑封給衛鞅，從此，衛鞅有了商君的稱號，也就有了商鞅的稱呼。

此后，商鞅在秦國權勢滔天，正式成為了一代權臣。《史記·商君列傳》中明確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甚至還提到有一個名叫趙良的人，曾當面勸諫過商鞅。

趙良給商鞅分析說，商鞅在秦國實行嚴刑峻法十多年，上不避權貴，下不施恩德，已經聚集了秦國人的太多怨恨。這時候還獨攬秦國的大權，貪戀商於之地的富庶，如果有朝一日再失去國君的支持，恐怕就要大禍臨頭了。

因此，趙良建議商鞅應該馬上辭官，將商於十五邑交還給秦國，以求能夠消災避禍，稍保平安，但是商鞅并沒有聽從趙良的這些建議。而之后的劇情，也正如趙良說的那樣。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駟剛即位為秦國國君，就接到了公子虔等眾人的告發，說商鞅要謀反，于是立馬派人去逮捕商鞅。

聽聞消息的商鞅，知道這是秦國上下已經憋了二十年的怒火的集中爆發，自己是抵擋不住的，于是果斷選擇出逃，想逃到魏國，回歸自己的故鄉。

在逃亡的路上，有這樣一個小插曲。商鞅想在路邊的旅店歇腳，卻被店家告知要先查看證件。

一路的緊急逃亡，商鞅身上又怎會有證件，只得哀求店家，希望能收留自己一晚。結果店家搬出了商君之法，說若是收留了沒有證件的人，是違反法律，會被定罪的，然后就把商鞅趕了出去，并讓商鞅趕緊去官府辦證件。

商鞅只能無奈的嘆了口氣，一方面贊嘆自己的法令確實行之有效，同時也慨嘆，如今的自己竟然被這法令束縛住了手腳。這也為后世留下了作法自斃的典故。

不過，感嘆歸感嘆，當時商鞅的第一要務還是要跑路，所以只能連夜奔魏國而去。

可是，當初商鞅欺騙公子卬的行為被魏國人忌恨，如今被秦國緝拿了，才被迫來到魏國，魏國人當然認為這是自己報仇雪恨的時候到了，于是嚴詞拒絕了商鞅。魏國不僅不收留商鞅，不許商鞅借道魏國去往別的國家避難，甚至還要直接抓捕商鞅送回秦國。

此時，真正走投無路的商鞅，決定魚死網破，逃回到自己的封地商於，并發動商於之地的軍隊向北攻打鄭縣。這已經是明確造反的信號了，嬴駟很快就正式下令出兵平叛。最終商鞅兵敗被殺，尸首被帶回咸陽。

見到商鞅的尸首，并沒有化解秦國上下的怨恨，嬴駟不僅誅滅了商鞅全家老小，甚至還下令將商鞅的尸首車裂，以宣泄秦國的憤恨。至此，一代變法權臣徹底落下了帷幕。

不過，商鞅雖然死了，但是商鞅之法卻保存了下來。

嬴駟在處置商鞅的問題上，選擇讓老世族們沖鋒在前。本身老世族對商鞅的怨恨就極大，這種事情當然是愿意干的，甚至他們還會以為屬于世族的春天又要回來了。但是商鞅一死，嬴駟就開始利用商鞅之法繼續打壓老世族，讓老世族頗有一種被人賣了的感覺。

這也是嬴駟的高明之處。一方面，嬴駟深刻知道商鞅變法十多年來秦國的變化，所以認為應當繼續推行商鞅之法來壯大秦國。另一方面，商鞅的嚴刑峻法也讓秦國上下都處在一個壓力邊緣，而商鞅的死剛好可以緩和這個尖銳的矛盾。

所以，秦國自嬴駟開始，雖然沒有了商鞅，但歷代君主都意識到了商鞅之法對于壯大秦國的重要作用，自然就會主動選擇用商鞅之法治理秦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商鞅掌權變法的前前后后，一共有二十年的時間，再加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變法程度足夠深刻，嬴駟即位時，舊制度已經基本上被連根拔除，新法已經在秦國根深蒂固，變法成果已經不會僅僅因為老世族的反撲就輕易夭折了。

有關商鞅變法，其實還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第一個問題就是，作為嚴刑峻法的主要實行人，商鞅到底知不知道這些法律有多么嚴苛。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審視一下什么是變法。

變法，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新崛起的勢力與既得利益群體之間的廝殺。從這個角度可以說，變法其實就是黨爭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

戰國時期的各國都面臨舊有貴族勢力過于龐大的問題，所以都需要變法。但諸多變法之中，唯有商鞅的變法最為徹底和成功。

這背后當然離不開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但也更不離開商鞅本人的大膽革新。歷來統治者大多都將民眾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而商鞅偏偏反其道而行，實行弱民、愚民政策。《史記·商君列傳》中就明確記載，商鞅對秦孝公說過這樣一句話，“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而且，商鞅在四見秦孝公，以“霸道”和“法治”勸進之后，曾對景監說過“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意思是這樣的話，就無法在德行方面和殷、周相比了。

也就是說，商鞅本人明顯知道自己的新法是多么沒有道德的。但是，在亂世天下，這樣的法令可以迅速將秦國打造成一個強大的戰爭機器，幫助秦國去爭霸天下。

所以，只是商鞅明知道這么干不道德，還是選擇這么干了而已。

當然，還有第二個問題，秦孝公在晚年時，面對權臣商鞅，是否動過殺心。

首先，秦孝公能和商鞅一起攜手推行變法二十年，如果君臣之間沒有足夠的信任，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戰國時期多少國家都在變法，結果卻是臣弱君疑，半途而廢。

而且，《戰國策·秦一》中有記載，“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傅商君，辭不受。”秦孝公都要把秦國的君主大位傳給商鞅了，怎么還會殺商鞅呢。

當然，對于秦孝公的傳位之舉，可以將之解讀為君主對于臣工的一種試探，如果商鞅敢接君主大位，孝公就敢摔杯為號。但是，如果把視角切回到戰國，統一看看那個時期都能發生什么事情，或許還能有點別的啟示。

《呂氏春秋》中有記載，魏惠王對惠子說，“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愿得傳國。”《資治通鑒》中還記載了“燕王噲傳位子之”的事情。

也就是說，當時的君主搞禪讓傳位的戲碼并不是秦孝公獨一份，而且這里面還真有禪位成功的。

那么，秦孝公到底是不是真心禪位呢？大概率應該不是，燕王噲作為一個國君，一直希望踐行君位任賢的制度，是一個標準的理想主義者。

可秦孝公不一樣，秦孝公頒布《求賢令》謀求秦國發展東出，是有現實志向和野心的。基于此，秦孝公的禪位戲碼確實更像是作秀。

但要就此敲定秦孝公準備殺商鞅，也是不能成立的。秦孝公《求賢令》說得很明確，商鞅讓秦國強大了，應該“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才對。

如果這個時候殺了商鞅，那全天下都會指責秦國背信棄義，秦國也就沒有了爭霸天下的道義資本。不能爭霸天下，那就和《求賢令》最初要恢復穆公霸業的目標相悖。秦孝公作為一代明君，無論如何也不該犯下這樣的錯誤。

所以，秦孝公禪位給商鞅，大概率就是一場君明臣賢的表演秀，但要說秦孝公準備動手誅殺商鞅，恐怕也并不可能。如果就是要硬問，商鞅接了秦孝公的傳位，又該怎么辦的話，那這個答案，恐怕就只有當時的秦孝公知道了吧。

無論怎么分析，都改變不了商鞅變法在歷史上的地位。《漢書》中評價，“及秦孝公用商君，傾鄰國而雄諸侯。”作為法家思想最徹底的一次現實應用，商鞅變法證明了以法治國和制度驅動在亂世中的高效性。

但是這樣也暴露了單純的法治觀念極其缺乏人文道德關懷，這也為漢代以后的統治者探索統治核心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