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上的軍事家：乾隆帝如何在地圖上“遙控”戰爭

不曾御駕親征的“十全老人”

乾隆帝自稱“十全老人”，這來源于其自封的“十全武功”。不過，與在統治期間同樣發生了眾多戰事的康熙帝不同，乾隆帝基本沒有“御駕親征”過，甚至也極少在戰爭期間親臨現場視察，但與康熙帝相似的是，乾隆帝非常渴望獲得戰場的相關信息，而前線指揮官奏折中附帶的地圖顯然能極大地滿足他這一愿望。不僅如此，乾隆帝通過地圖獲得他所需要掌握的戰場信息之后，還非常渴望能通過地圖和文本來向前線指揮官發表他對軍事作戰的意見。雖然在對軍事行動指手畫腳的同時，他會強調，希望前線指揮官要“因地制宜”，不一定要完全遵照他的意見，但從相關文字的措辭來看，他實際上非常渴望看到前線指揮官能按照他的意見策劃軍事行動，并最終獲得勝利。有時可能因為路途遙遠，他通過地圖提出的指揮意見成為“馬后炮”，但他依然希望看到前線指揮官在獲勝之后順帶表達出皇帝的意見與前線指揮官意見的不謀而合，似乎這樣也就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他曾“御駕親征”，他也就能夠心安理得地將這些“武功”歸于自己。隨著歲數的增長，以及經驗的積累，乾隆帝對于軍事指揮的自信心也越來越大，到了后期，他經常在閱讀了前線指揮官繪制的地圖后，毫不客氣地對指揮官們的軍事指揮提出批評，進而不容置疑地要求指揮官按照他的部署進行戰斗，甚至對福康安等名將也是如此，完全是一位非常自信的有著“十全武功”的帝王。

雖然上述描述帶有貶義的色彩，不過話說回來，乾隆帝的這種“驕傲”也確實有著一些資本。他對通過地圖了解和指揮戰爭的渴望，使得他非常強調前線指揮官要盡快并及時地將前線的相關信息通過文字以及地圖向他匯報，在文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乾隆帝毫不客氣地責備一線指揮官未能及時向他繪呈地圖。與此同時，乾隆帝確實也很會閱讀地圖，至少可以認為通過長期的實踐訓練，乾隆帝非常容易獲取地圖上所呈現的地理信息，并與相應的文本加以對照，由此獲得對戰場態勢的把握。不僅如此，“十全武功”涉及的戰爭往往持續一年甚至幾年，這就需要乾隆帝在處理其他同樣重要的國家事務的同時，還能對戰事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記住戰事過程中繪制的眾多地圖和文本所傳遞的重要信息，并能基于這種記憶，迅速對戰事的變化做出自己的判斷，這些都需要過人的精力和記憶力，以及無論出于什么目的的“奉獻精神”。這些都是常人難以達成的，至少他之后的清朝諸帝在這些方面就遠遠不如他，當然這種能力在中國古代皇帝中也是不多見的。

還要說明的是，與今人所認為的軍事戰爭中使用的那些大比例尺的，對地形地勢以及重要地理要素進行了詳細繪制，通常被列為秘密和機密的地圖不同，從留存下來的與軍事戰爭有關的古代地圖來看，古人在作戰時使用的地圖與其他類別的地圖并沒有本質區別，通常類似于山水畫，甚至更為粗糙，以至于在現代人看來，這類地圖只能被用于大致了解山川形勢、道路分布，很難被用于精密的戰場指揮。但這樣的軍事地圖的長期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很可能與冷兵器作戰不太需要精密的指揮有關，而且從歐洲地圖的發展脈絡來看，軍事地圖的精密化與兵器的不斷進步導致的作戰方式的變化確實存在密切關聯。

紙上談兵：地圖上軍情與上意

清朝與緬甸早有接觸，早在順治十八年（1661），吳三桂追擊逃入緬甸的永歷皇帝時，就曾率兵進入緬甸。緬甸被迫將永歷帝送出后，清軍撤出，此后清朝與緬甸的關系較為一般。

乾隆初年，緬甸原來的東吁王朝逐漸衰落，其木疏土司甕籍牙乘機起兵，自立為緬甸國王，建立貢榜王朝。貢榜王朝對外執行擴張政策，一度稱霸中南半島，并不斷向清朝的云南邊境拓展。最初緬甸王朝的小規模侵擾，并未引起清廷及地方政府的重視，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緬軍數千人大舉侵犯云南普洱府，云貴總督劉藻命云南提督達啟派總兵劉德成、參將何瓊詔、游擊明浩分兵堵御，雙方才正式發生沖突。

戰爭之初，劉藻指揮有誤，導致戰事失利。大致過程是：十二月十九日，進攻九龍江一路的清軍攻破緬軍兵營一座；二十日，進攻橄欖壩一路的清軍攻破緬軍兵營六座。但二十一日，清軍進至猛往的時候，突然遭到緬軍的伏擊，不僅軍隊的輜重被搶走，而且“游擊明浩被賊鏢傷，參將何瓊詔等不知下落”。清軍于是派出軍隊前往救援，但據二十四日上報的情形，參將何瓊詔等已經戰死。可能由于措不及防，或者由于“貪生怕死”，清軍將領向乾隆帝提議應當回到普洱府駐扎防守。最初乾隆帝同意了這一要求，但在閱讀上呈的地圖后，乾隆帝對劉藻上報的戰事情況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主要就是地圖與文字所描述的橄欖壩和小猛養之間的相對位置并不相同，乾隆帝將其提出的質疑標注在地圖上，送回給劉藻，讓他“另繪詳細清圖，注明貼說呈覽”。此后，劉藻屢戰屢敗，不久乾隆帝革去劉藻總督之職，繼續“留滇效力”，受到責罰的劉藻最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三日夜，憂懼自刎。

劉藻被革職后，乾隆帝調楊應琚為云貴總督，負責云南軍務。乾隆三十一年四月，楊應琚抵達普洱。九月，楊應琚奏稱緬甸境內的“木邦”土司希望向清朝投降，于是他派人前往緬甸境內搜集情報“將地方廣狹，道路險易，暗行詳細繪圖，到日進呈御覽”，且將這些資料和地圖作為后續進攻緬甸時的參考。不久，他將搜集到的情報向乾隆帝進行了描述，并繪制有地圖，即“緬甸幅隕遼闊，南通外洋，所轄土司二十余處，人民亦眾，建城阿瓦地方，又名三江城。由永昌前往，有水陸三路可通，間有險要之處。木邦、蠻暮二處，為緬甸門戶，又系伊屬下最大土司。緬甸自甕籍牙篡位，伊子孟洛、孟毒，誅求無厭，各土司早已解體。聞天兵平定莽匪，緬人甚為畏懼。又據永昌文武官稟稱，探事夷人陸續回稟，木邦因前定九月內歸順內地，懇請發兵，早為臨境保護。今已近期，天朝諒已出兵，該酋已將緬匪差來監視之人殺害，懇請天朝大人，迅速發官兵到境等語。臣已一面調撥，豫備鎮營官兵三千余名，前赴附近木邦之內地土司遮放地方駐扎。俟伊等前來，即便受降。又查蠻暮地方亦與木邦相埒，距阿瓦城不遠，該處為入緬要隘，又居止游，頗稱險要，因知木邦已經投順，亦愿來歸。是緬匪之地愈蹙，控制更自無難。臣于九月十二日起身前往永昌，察看情形，如果易于集事，即當乘機妥辦。倘木邦歸附之后，緬甸亦有向化之機，自知悔罪，將召散擒獻，臣自當請旨辦理，斷不敢草率，上廑宸衷。并將緬甸輿地形勢，繪圖貼說呈覽”。乾隆帝看到楊應琚搜集到的情報以及地圖之后，認為有當地土司接應，對緬甸的軍事行動應當很快就可以獲勝，于是“欣悅覽之，佇俟佳音”，對楊應琚提出了表揚，即“所辦甚好，木邦蠻暮，遠在邊陲，今皆懷德畏威，輸誠內附，該督親往受降，順夷情而綏遠徼，深為嘉悅”，并認為其軍事部署當“胸有成竹”。

《永昌府入緬京道里圖》

從文字描述來看，楊應琚根據搜集到的情報繪制的地圖應當主要表現的是從永昌府前往緬甸京城的地圖，圖中重點描繪的應是交通路線以及沿線的土司分布等，但這幅地圖沒有保存下來。不過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有一幅清光緒年間（1875—1908）的《永昌府入緬京道里圖》，雖然光緒年間距離乾隆時期稍微久遠，沿線土司名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地圖所描繪的整體形勢與楊應琚的地圖應當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這幅地圖為絹底彩繪，圖幅39×168.5厘米，簡要繪制了從云南永昌府至瀕臨“南海”的緬甸國都仰光的交通路線。圖中雖然沒有標記方向，但永昌府被繪制在了地圖左側，仰光在地圖的右側，因此該圖大致左北右南，需要注意的是圖中緬甸國都的四門都標記有方向，其中左側的門注記為“東”，因此該圖的方向是比較示意性的，這也是中國傳統地圖的特征。該圖底色為淺黃色，山脈用形象的山形符號繪制，有些山上還繪制有樹木，山頂涂以藍色，山底涂以淺黃色，其余部分涂以綠色；河流用淺綠色雙曲線繪制；永昌與緬甸的交界線，用一條在永昌境內渲染有紅色的深紅色線條繪制；道路用淺黃色虛線繪制；聚落大都用涂以褐色的正方形符號標識；緬甸境內的木邦、猛密司則用帶有四座城門的城垣符號表示；永昌府城勾勒了城垣輪廓，并繪出了七座城門以及城樓，較為寫實。地圖右側詳細繪制了緬甸的都城，其不成比例的占據了圖幅的三分之一。從圖面來看，該城由三重城郭構成，最外層的城郭繪制以黃色的木柵欄，城門四座；第二層城郭，用藍色磚垣符號繪制，城門四座；最內層的城垣用紅色磚垣符號繪制，城門兩座；詳細標繪了城墻之間的眾多建筑；用少量文字對都城的各部分進行了簡要介紹，如“外木城周圍約二十余里”“磚城高三丈零，周圍約八九里”“內紅磚城周圍約二里”以及“緬王居處之所”等。地圖左方永昌府城左側的文字記錄了從永昌至緬甸國都的距離，即“由永昌府至緬甸城，約二千五百四十余里”。

不過，事情的發展并沒有按照乾隆帝的意愿進行。最初清軍確實取得了一定勝利，楊應琚志得意滿，輕信木邦、蠻暮等土司愿意內附的承諾，并派人向緬王宣稱清朝已調兵50萬云集邊境，如若其不降，即發兵進討。但不成想，緬甸國王并未屈服，反而派兵數萬，沿大金江溯流而上前來作戰。此時，清軍已經攻占蠻暮、新街，其中新街位于鐵壁關外，瀕臨大金江，為中緬互市之所，邊貿繁盛，戰略地位重要，由此順江而下，數日可達緬甸當時的首都阿瓦。新街軍事位置重要，但清軍守衛力量薄弱，且頗為輕敵，緬軍乘船突至，清軍力戰兩日一夜，眾寡懸殊，最終不得不突圍，由小道退回鐵壁關。緬軍數萬尾隨而入，直逼隴川虎踞關。

面對這一重大失敗，楊應琚為了避免乾隆帝的斥責，謊報軍情，但乾隆帝通過閱讀其上呈的地圖，感覺到楊應琚似乎存在謊報軍情的嫌疑，提出“楊應琚等辦理緬匪一事，種種舛謬之處，已降旨明切飭示，由六百里加緊馳諭矣。茲復按閱地圖，再四審度，愈覺該督等前后所辦，其大不是，實出情理之外，不勝憤懣。該督前奏蠻暮等投誠時，已令其薙發留辮，并將我兵駐扎新街，占據地勢，則此兩處，皆為中國版宇，而兩處降附之人，即同內地人民，自當加意守護，扼其險要，以為進兵之地。前此新街小挫，尚意其不過偶然失事，我兵仍駐守其地，以圖剿賊，而其后乃稱退至楞木，漸且止及銅壁、鐵壁二關。今按圖詳閱，楞木距新街，已隔猛英、高里二土司之地，而二關則并在我界內，我兵既已退回，則是蠻暮、新街，早已棄而不守。其兩處地方，現在作何著落？降附之人，或盡為緬匪戕害，或復為緬匪脅從，該督屢次奏折，總無一語提及！若此兩處尚隸內地，何以不照前在彼駐兵，轉退至楞木以內；設仍為緬匪侵占，其地已復為賊有，又何以有請賞給貿易之語！矛盾支離，殊不可解。又如該督兩次所奏，殺賊萬余，是我兵威業已大振，縱不能即乘勝直入，深搗賊巢，亦當及此克捷先聲，復進據蠻暮、新街，搜逐賊匪，更不應退回內地矣！看來該督邇日所奏，皆系聽信綠營粉飾，全非實情。即從前所稱受降諸事，亦不過詭語鋪張，希圖聳聽。今則破綻自露，雖欲掩飾而不能盡掩，豈公忠體國大臣所宜出此乎？”大致就是，楊應琚之前將新街大敗謊報為“小挫”，讓乾隆帝認為新街依然為清朝所有，但乾隆帝通過后來楊應琚上報的情況和地圖才發現，清軍已經退守到遠離新街的楞木。而且之后同樣是通過閱讀地圖，乾隆帝進一步發現，“李時升，始由楞木退至鐵壁關，復由鐵壁關退至杉木籠；朱侖，亦從戶臘撒退至隴川”，也就是大部分清軍實際上都已經“漸次退回內地”，而這必然是因為前線發生了大敗，由此也就與之前楊應琚等聲稱的“楞木之捷”顯然存在矛盾。在震怒之下，乾隆帝對楊應琚及其下屬給予了嚴懲，不過后來乾隆帝“念其病后神志昏憒”，對其免予重罰，但同時認為“看來此事，斷非楊應琚所能辦理”。

于是乾隆帝不得不派遣“明瑞補授云貴總督，馳赴永昌接辦”，并且認為楊應琚所繪“莽匪緬匪等圖，合之前后奏摺內，所開地名，多有圖中所未載。即二圖道里，形勢方隅，亦未能悉合”，因此將楊應琚繪呈的原圖交給明瑞，要求他“確核該地情形，另行總繪一圖貼說進呈，并將現在情形，自永昌至普洱沿邊一帶關隘，及內地與緬匪莽匪接界處所，并道里遠近，詳晰注明，以便披覽”。

不過明瑞依然“重蹈覆轍”，其在開始的時候一度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后來因為不熟悉地形，孤軍深入，后續的援軍遲遲不發，被緬軍圍困，最終戰死。明瑞戰死后，乾隆帝命傅恒赴滇經略兵事，同時任命阿里袞、阿桂、伊勒圖為副將軍，舒赫德為參贊大臣。這次乾隆帝雖然調集了一批名將，且同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因為“瘴氣”等因素，最終也只是與緬甸和談，達成協議后撤軍。

還需要提到的是，在與緬甸交戰過程中，由于了解到與緬甸相鄰的暹羅被緬甸所屬的“花肚番”所破，并最終被緬甸吞并，乾隆帝希望了解暹羅及其與緬甸之間的道路和距離等信息，“粵東岙門等處，向為外番貿易之所，該國商船，來往必多”，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要求當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留心察訪，該商內曉事之人，詢問該國近日實在情理，該國王現在何處，及暹羅至緬甸，水程若干，陸程若干，遠近險易若何，逐一詳悉咨詢。如能約略繪圖，得其大概，亦可存備參酌”。不過，自認為是天朝皇帝的乾隆帝的心態比較微妙，畢竟對緬甸的戰爭若需要“番夷小邦”加以協助的話，臉面上顯然不太好看，因此他對其下令搜集與暹羅相關資料的命令進行了辯解，表示他希望了解這些信息并不是想在暹羅的幫助下從海上對緬甸發起進攻，而是想“若該國王尚有志于恢復，心存釋怨，而力不能支，欲求助天朝發兵策應，是即可乘之機，未嘗不可酌調水師，前往佽助，以期一舉兩得。但其事當出之審慎，辦與不辦，尚在未定。李侍堯止宜善為詢訪，密之又密，切不可稍露圭角，致涉張皇。仍將詢得情由，即速據實奏聞”，也就是如果條件許可的話，清朝將從天朝上國的角度出發幫助暹羅復國。

后來確實有“河仙鎮目莫士麟，將海外夷地繪圖，并具暹羅情事，差官赍投”，但當乾隆帝了解到暹羅國國王的“詔氏子孫，式微已極，大勢俱為甘思敕所占，難復望其振作”后，無論是希望暹羅國進行協助，還是希望幫助其復國的打算都不得不作罷，只是將莫士麟繪制的地圖交給傅恒。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兩廣總督李侍堯上呈的《奏為遵旨查詢暹羅國情形由》折件的附圖《查詢廣東至暹羅城海道程圖》和清乾隆三十六年軍機檔折的附圖《暹羅航海圖》可能都是與此有關的地圖。

《查詢廣東至暹羅城海道程圖》

《查詢廣東至暹羅城海道程圖》，紙本彩繪，繪制的較為簡單，在陸地上僅僅標識了“東京”“安南國”“占城”和“暹羅城”四個地名，在海域中通過貼黃簡單的標注了航行距離和時間，如“瓊州島”處的貼黃為“虎門至瓊州十八更”；“虎門”處的貼黃則記錄了全部航程，即“自廣東虎門出口，放洋至暹羅城，共一百四十八更，每更七十里，共計一萬零三百六十里”。因此，這幅地圖實際上只是記載了“道里”，而沒有記載具體的航線。

《暹羅航海圖》，紙本彩繪，顯示了中南半島分屬暹羅、花肚番（緬甸）和青霾（清邁王國）的地界，用紅點線描繪了自暹羅城至被緬甸占據的青霾的數條道路，墨書所需途程時日；圖上的貼黃則記錄了同一地點上舊圖標記的名稱，沿海注記自暹羅走海路航行去緬甸的航行時間，即“暹羅海路至枋行于九月、十月之間，順風揚帆約十五、六日方得到”，以及“枋行海路至紅紗于十一、二月之間，順風揚帆約十五、六日方得到”。

總體而言，與之前的戰事相比，乾隆帝在清緬戰爭中不僅已經非常習慣于閱讀地圖，而且還學會了與文字材料結合，對戰爭形勢和進展加以判斷，并由此對前線指揮官的文本描述進行甄別。與此同時，乾隆帝也已經將搜集地圖作為發動戰爭的準備措施之一。不過，這一時期，乾隆帝依然極少通過地圖對前線的戰事進行精細的指揮。

（本文選摘自《乾隆的地圖》，成一農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成一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