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當代文壇的鏡子與燈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2025年冬，津門初雪輕揚，海河之畔暖意融融。

　　“以筆為翼四十逐光——《文學自由談》創刊40周年”紀念活動在天津舉行，在文學界眾多目光的注視下，創刊于1985年的《文學自由談》迎來了自己的40歲生日。四十而不惑，對于一本文學批評刊物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的里程碑，更是一段關于“自由”與“談”的精神跋涉的見證。

　　作為天津市文聯主管主辦的文學評論期刊，《文學自由談》以“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為初心，在40年風雨兼程中，不僅開辟了一片獨特的批評天地，更成為觀察中國當代文學生態與批評品格的一扇重要窗口，用真誠的批評、自由的思想，為中國文學評論事業、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健康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 一份刊物的個性與初心

　　——“自由談”的誕生與堅守

　　1985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文壇，新思潮、新創作競相涌現，卻鮮有兼具思想鋒芒與包容氣度的文學評論平臺。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呼喚中，著名作家馮驥才在天津創辦了《文學自由談》，為國內沉寂的文學批評領域注入了一股清流。

　　創刊之初，《文學自由談》便開宗明義：“一切作家、作品，一切文學事件、文學現象，都可以一視同仁地成為本刊質疑、評點的對象。”之后，面對文壇存在的人情羈絆深重、評論話語僵化的現狀，刊物公開“六不”承諾：不推敲人際關系，不苛求批評技法，不著眼作者地位，不體現編者好惡，不追求整齊劃一，不青睞長文宏論。這六條準則劃清了與功利化評論的界限，奠定了“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的辦刊宗旨。馮驥才在創刊時便坦言，他們想辦的是“輕松的、真誠的、真切的，善意而客觀的刊物”，讓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只要自圓其說、言之有理，就予以發表”。

　　“自由談”，讓刊物從一開始就擺脫了學術期刊常見的經院氣與術語控，以一種更鮮活、更直接的方式介入文學現場。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陽至今珍藏著老主編任芙康老師為他修改的稿件。當時他還在讀研究生，投去一篇學院味濃厚的長文，任芙康老師看中了他想表達的觀點，妙手點化，將其改成語詞平實、觀點鮮明的輕學術小文。這段經歷讓劉陽深切體會到，在《文學自由談》“晦澀的理論炫技或空洞的泛泛而談都行不通”，唯有真誠的見解與鮮活的表達才被珍視。他后來感慨：“給《文學自由談》撰稿，有一種文字和精神獲得雙重解放的快樂，可在言之有理的前提下隨意揮灑。”

　　《文學自由談》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它“只問文章，不論出處”的純粹立場。在籌備創刊40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主編狄青整理出大量創刊初期的珍貴手稿，其中許多細節令人動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本刊只接收手寫投稿，冰心、季羨林、曹靖華等文壇前輩的親筆來稿，至今都保存完好。”狄青說道，“這些名家本可以憑其地位獲得特殊對待，卻甘愿以普通作者的身份認真書寫。每一頁稿紙上，字跡工工整整，態度懇切真摯，字里行間流淌著對這份自由發聲平臺的信任，更蘊含著一份對文學本身的深沉敬畏。”

　　這份純粹，同樣體現在刊物對待名家作品的真摯與坦率上。曾有人在《文學自由談》上撰文批評張賢亮的新作，筆鋒直率，不加掩飾。文章刊發后，張賢亮并未介懷，反而在與編輯的交流中流露出一種令人莞爾的認真：“這篇文章我反復讀了好幾遍……為什么要這樣說我呢？”沒有高高在上的姿態，也沒有回避問題的敷衍，只有平等對話的誠懇和略帶委屈的思索。這份赤誠與可愛，正是那個年代文壇最可貴的氣度。

　　王蒙先生也曾是刊物“直言不諱”的對象，但他對這份不迎合、不媚俗的批評精神卻頗為欣賞。他曾坦言：“在我們的閱讀中，有《文學自由談》和沒有《文學自由談》是不一樣的。”他認為讀其中文章“是一種樂趣，一種享受”。這份超越批評本身的認同，恰恰彰顯了《文學自由談》的獨特價值——它不僅提供批評，更營造了一種健康、平等、充滿生命力的文學生態。

　　在《文學自由談》40年的歷程中，許多人因為在這本刊物上發表文章而嶄露頭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過于唐小林。他并非高校教師，也非體制內的文學研究者，而是一位來自四川、后在深圳打工的普通勞動者。唐小林最初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批評文章，文風潑辣、直言不諱，逐漸在文壇激起波瀾。他沒有學歷光環，也不依賴任何學術資源，卻憑借敢說真話、敢于“捅破窗戶紙”的勇氣，成為文學批評領域一個標志性的存在。

　　像唐小林這樣“從民間走來”的作者，在《文學自由談》的歷史中也并非個例。有大量來自各行各業、并非“象牙塔內”的評論者在這里發聲、成長，甚至走向全國。他們或許沒有教授職稱，也不在學術體制內，卻以其鮮活的經驗、真摯的觀察和犀利的筆觸，為文學批評注入了別樣的生命力。這正體現了《文學自由談》一貫的品格：文學批評不應是少數人的專業特權，而應是所有人皆可參與的思想對話。

　　● 讓批評重歸銳度與溫度

　　——當代文學批評的困境與重建

　　在《文學自由談》創刊40周年的理論研討會現場，對刊物“重談輕論、平實活潑”風格的深切懷念，自然轉化為對當下文學批評生態的深層審視。當贊揚與應酬擠壓了批評的空間，當學術生產異化為精致的流水線，文學批評鏡鑒創作、激濁揚清的核心功能，正面臨嚴峻挑戰。探討當代文學批評的困境與出路，恰恰是對《文學自由談》所珍視的“自由談”最真摯的踐行。

　　與會學者敏銳捕捉到，當下批評界最突出的癥候是批判精神的弱化與言說方式的僵化。南開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盧楨以“50度批評”為喻，犀利點出那種溫吞安全的姿態：真正的批評應如沸水般滾燙犀利，而如今許多批評卻刻意停留在“50度”，“表面看表明了觀點，卻故意差那么一點點，不讓水燒開，不愿意讓自己的聲音變得犀利，不愿意去得罪人”。這類批評“只言森林，卻不愿指責森林中任何一棵具體的樹木”，最終流于空泛疲軟，喪失了直指核心的力量。

　　這種鋒芒的自我閹割，背后是批評生態的深層異化。天津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周志強坦言，許多批評家深陷人際關系、現實利益與學術“江湖”規則，讓本應純凈的學術討論變味：“‘論’是為自己服務的，我‘論’了之后可以當教授，而‘談’是建設一個話語空間的，這幾年我們論的太多了，談的太少了。這種失衡讓嚴肅的文學研討往往遠離文學與真理本身。”文學評論家南北萍更是尖銳指出，在權力、金錢、名望等“與真正的文學沒有半毛錢關系的資源性要件面前”，批評之筆異化成“刷彩美化、吹喇叭、抬轎子、營造文學泡沫的多功能工具”。這導致文壇“錦上添花沾喜氣的多，雪中送炭燒冷灶的少”，批評的公正性與獨立性在資源分配失衡中逐漸淪陷。

　　與此同時，批評話語陷入雙重困境：一方面是脫離創作與讀者的“術語堆砌”，用艱深理論制造閱讀壁壘；另一方面是面對新媒介、新文藝形態時的失語無力，難以回應時代提出的新問題。

　　面對重重困局，批評的重建必須從核心精神與話語實踐雙重發力，鍛造其失落的“筋骨”。天津師范大學教授丁琪提出“構建有筋骨的當代文學批評”，這“筋骨”首先是求真務實的勇氣。劉陽教授開出的“藥方”是倡導“指名道姓地說理”，強調批評應提升“濃度和純度”，明確評論對象，避免“對空而舞”。“我不是說要指名道姓地罵人，而是要指名道姓地說理，用內在的力量服人。”他的辨析點明了對文學批評者的要求，他們在執筆時要如法官一般樹立“距離意識”與“身份意識”，只對文本本身負責。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徐粵春在大會致辭中對《文學自由談》寄予厚望，也對當代文學批評提出要求：批評要始終把穩“自由”的航向，才能避免在眾聲喧嘩中迷失自我，才能在思潮洶涌中堅定方向；批評繼續堅守“自由”的品格，在激濁揚清中綻放批評的鋒芒；批評要不斷拓寬“自由”的疆域，找到與時代共振的鮮活話語，在大眾評論和媒體融合中開創新局。盧楨特別推崇“印象式批評”，認為那種基于“批評者自身主觀感受和印象”的言說，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對于文本的第一反應”。比如吳亮、趙玫、武歆等文學批評家和作家的實踐，正是“用感情來判斷感情”，以“娓娓而談”的生動文字為批評注入“血色”和“溫度”。

　　青年作家李瀟瀟則提供了更具沖擊力的跨界實踐，她將小說家的靈感與文體實驗帶入評論，認為“即時的憤怒、短暫的感動、孩子氣式的吶喊，也遠比深思熟慮的虛假更有意義”。這種充滿生命體驗的表達，打破了理論與創作的壁壘。為擺脫理論生搬硬套的弊病，天津師范大學教授劉衛東提出生成“個人化的理論問題”，即從個人經驗出發形成具個性的闡釋。周志強教授對此深表認同，他強調批評家應是深入現場又保持反思的“第三方”，背靠理論審視文本，推動“專家型作家和批評型理論家的融合”。

　　批評的重建，最終要落到對新時代的積極回應與主動引領上。徐粵春寄語《文學自由談》時，希望它能“不斷拓寬自由的疆域，在大眾評論和媒體融合中開創新局”，主張專業刊物應吸納優秀網絡評論，推動專業與大眾評論對話。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講師楊毅認為，《文學自由談》的實踐本身就是“新大眾文藝評論”，讓來自基層、草根的，回歸文學本初感受的真實聲音得以彰顯。這些聲音可能看似“業余”，卻因擺脫了學院體制的某些束縛，反而更具批評的主體性與真誠感。

　　在全球視野下，批評更需樹立中國立場。天津中醫藥大學副教授楊一丹呼吁批評應“從中國經驗中生成理論，而非僅僅引用理論”，以“更開放的文明視野”讓文學批評成為“世界理解中國的雙向通道”。南北萍則以魯迅、孫犁發現培養文學新人的傳統為例，指出批評家應有的“造星”能力與“不追星”的操守，其根基是對文學純粹的愛與公正之心，這正是中國批評精神薪火相傳的內在基因。

　　● 從“津味”到“新津味”

　　——在地關懷與文學視野的拓展

　　作為土生土長的天津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40年的發展一直跟津味文學的傳承創新綁在一起，早就成了津派文化里缺不了的一部分。周志強說，津味文學最核心的特點就是“市井氣息里帶著人文情懷”，而《文學自由談》正好給這種特點的解讀、傳播和升華，搭了個核心平臺。40年來，刊物一直盯著馮驥才、蔣子龍、林希這些本土作家的創作，通過深入分析文本、提煉理論，不光讓全國文壇都認識到了津味文學的藝術特色，還幫它跳出了地域敘事的局限，變成了大家都能看懂、有普遍意義的美學表達。

　　《文學自由談》對津味文學的幫助，遠不止簡單寫評論支持。它更把天津獨有的地域文化精神融進了辦刊風格里，慢慢形成了特別的“津派評論”。天津社科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李進超解釋，天津的河海文化、城市的開放包容，還有天津人幽默、機智、灑脫的處世態度，都深深影響了刊物的氣質。所以這本刊物做批評的時候，既有著北方文化的豪爽直率，敢說真話，又帶著津派文化特有的幽默和善意，形成了大家能自由表達、平等聊天、多方面互動的好氛圍。就像馮驥才說的，這既得益于天津這片土地的滋養，反過來也幫著“傳承城市文脈、培育文化氛圍”。

　　更重要的是，《文學自由談》還用專業的理論視角，參與并推動了“津味文學”概念的升級，助力了“新津味文學”的形成。《小說月報》《微型小說月報》執行主編徐福偉在發言里，把“新津味文學”說得很明白。他覺得，以馮驥才、蔣子龍、王松、尹學蕓、張楚為代表的天津作家，在保留傳統市井煙火氣的同時，寫的內容已經拓展到人和歷史、科技、未來的各種關系，透著對現代性的深刻追求。徐福偉特意提到，青年科幻作家任青寫的《海河合唱團》，以天津為背景，把地域文學的想象從歷史和當下延伸到了未來，大大豐富了“津味”的內涵，讓它有了全球化的視野。刊物關注、評論這些新派創作，直接推動了“新津味文學”相關理論的形成。

　　刊物對本土文學的支撐，還體現在其長期、系統的在地性關懷與史料保存功能上。《天津文學》副主編崔健通過梳理發現，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文學自由談》便有意識地集中刊發評論蔣子龍、孫犁、航鷹等本土作家以及探討“天津青年作者群”的文章，這些評論雖未必文采斐然，卻“真心實意地為天津本土青年創作出點子、想辦法”，發揮了早期引領作用。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員艾翔也認為，刊物幾乎評論過所有天津知名作家，并參與了“津味文學”與“改革文學”等每一個創作高峰的討論，既是參與者、見證者，也是珍貴的記錄者。天津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慕珊珊說：“眾多津門優秀作家以其引領時代風潮的名篇佳作，建構了新時期文學的深水大港，其中，津味小說是當代中國文學長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推介、傳播、研討、評論，從而讓他們抵達更廣泛讀者的心靈，40年來《文學自由談》無疑功不可沒。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文學批評從來不是一項孤獨的事業。”

　　40年，于歷史長河不過一瞬，于一本刊物卻是篳路藍縷、薪火相傳的崢嶸歲月。《文學自由談》站在新的起點，其存在的意義早已超越一本雜志本身。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當代文壇的得失與榮枯；是一劑良藥，旨在療治創作的虛火與批評的軟骨；更是一盞燈，試圖在眾聲喧嘩中，照亮那條通往“求真”“向美”的文學批評之路。這條路，注定需要更多的勇氣、智慧與擔當，而“自由談”，將永遠是這條路上不可或缺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