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治辰：歡歌笑語去“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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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小說選刊》，作者叢治辰

作為兵團子弟，張者就是要用那些活色生香的故事告訴遠方的我們：兵團不是遙遠的傳奇，而是有血有肉的一個個人，以及這些人們酸甜苦辣各有滋味的生活。

叢治辰，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02年至2013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2015年至2016年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訪學。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當代文學批評等。著有《世界兩側：想象與真實》《空間與敘事》《文學的窄門》《我們的時代與文學，以及我們這一代——代際書寫與情感共同體》等；譯有《電腦游戲：文本、敘事與游戲》；發表研究論文及文學評論百余篇。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茅盾新人獎等多種獎勵。中國作協會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三屆客座研究員、特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

評 論 ?

Criticism

《歡歌笑語去“天邊”》

□叢治辰

《天邊》

張 者 著

作家出版社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毋庸置疑，新疆當然是好地方，是讓人向往的詩和遠方。2024年《我的阿勒泰》熱播，更加燃起了人們去新疆的熱情，并且尤為重要的是，提醒我們文字之美、藝術之美，可以與新疆的自然風光、民俗風情之美構成一種積極的互動關系。但是在遠眺天山、近臨賽里木湖、馳騁在綠洲與大漠之間的時候，人們可能很容易忽略，這看似天然的風景其實并不天然。至少，如果沒有可以讓我們得以馳騁的高速公路，新疆的美可能就變得艱難泥濘，難以企及。因此，在看似自在自為的新疆之外，還存在另一個新疆，一個開拓的新疆、建設的新疆。這樣一個新疆的承擔者，就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對于兵團，人們并不陌生，但是兵團到底如何開拓和建設新疆，大家大概都不甚了了。所以，張者寫了《天邊》，以此證明文學也可以透過風景去書寫人、書寫歷史，以翻天覆地的壯闊之美和新疆建立聯系。

因此《天邊》當然是宏大遼遠的。且不說數十萬戰士剛剛結束了浴血奮戰，便遠赴西北，長途跋涉，那地理遷移的景象該是何等氣勢磅礴，令人動容；單是“一碗泉”邊這小小的連隊，那種從絕境中開出家園的努力，已足夠驚心動魄。未曾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大概無法想象，沒有足夠適于飲用的淡水，沒有像樣的可以御寒的房屋，在風沙戈壁當中無中生有，是怎樣的艱辛，又需要多大的熱情。更何況參與這進程的，不止是戰士。張者特別書寫了其中的知識分子，譬如從重慶攜家而來的外語專家吳子淼。更有十萬上海青年懷著建設祖國的熱情，奔赴風沙戈壁，成為邊疆建設的重要力量，他們將上海的腔調與太平洋的海風帶到了遙遠的新疆，在新疆和世界之間建立起聯系，從而也成為張者這樣的兵團子弟最美好的少年記憶。

但其實這艱苦卓絕的創業歷史，早在《老風口》里，張者已經寫得很充分了。《天邊》則有所不同，張者書寫的主要對象不再是兵團一代的創業者，而是兵團二代，也就是張者自己這一代人。因此這部小說顯然具有某種自傳的性質，在閱讀的過程中，總讓人忍不住猜測，究竟里面的哪些情節、哪個人物，是張者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多少有些張者自身的影子。《天邊》里最重要的人物是姚遠、黃建疆、李軍墾三個從小一塊長大的兄弟，算算年紀，他們和張者差不多大，所以那種男人之間的情誼寫得那么真切動人，大概未嘗沒有作者的一點心跡。相比之下，兵團里那些同齡的女孩子就更有沖擊力了：吳珍頂著筐去沖擊籬笆墻，李晴瞾也因“地窩子病”成了斜眼美女，不乏豪邁，兵團男子遇到兵團女孩子自然吃過不少的苦頭。

高度帶入個人經驗的書寫姿態，其實可以算是張者頗具標識度的審美風格。早在長篇處女作《桃李》出版的時候，就有批評家指出張者的小說呈現出一種“零距離”的敘事美學。所謂“零距離”，我以為未必是刻意為之的技術，而是作家和自己筆下的人物熟悉到了彼此認同、毫無隔閡的程度。這樣的敘事天然帶有一種親切感，很容易說服讀者，使之融入，也就為《天邊》這部厚重的巨制格外增添了可讀性。小說開始的時候，還被稱為“八分”的姚遠身在河南老家，追問他的姥爺“天邊”究竟在哪里，自己的父母究竟在何方。在一切情節尚未展開的時候，他的疑問同時也就是讀者的疑問。然后姚遠開始了他長達數千里的尋親之旅，我們也就極為自然地跟在他的身后，看著車窗外倏忽變化的景色，一日一日地接近新疆、進入新疆、認識新疆。在新疆，姚遠遇到了黃建疆和李軍墾，三個男孩子一天天地長大了，后來追逐遠方的姚遠再次去了遠方的重慶，但大學畢業之后卻又回到了新疆；李軍墾和黃建疆原本都一心想要遠走高飛，卻一個陰差陽錯地比姚遠還更早回到自己生長的地方，另一個甚至從來沒能離開。三個男孩子其實始終不曾遠離這片土地，他們成長的年代，也正是他們所在的連隊和連隊所在的新疆飛速發展的年代，而我們隨著張者的敘述陪伴他們成長，便也就在不知不覺中目睹了新疆的變化和兵團人的成績。按道理，《天邊》寫的是一部雄渾高亢的史詩，但張者有一種小說家的自覺，他深知小說是一種世俗性的藝術，即便神圣的情感，也需要以世俗的方式加以表達。所以他回到人、貼近人，將史詩的調子降下來，把雄渾高亢的歷史散入生活的細節，變得可親可近。

所以乍一看，《天邊》沒講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少年時代的調皮搗蛋，青年時期的男歡女愛，各種生活的雞毛蒜皮——三個普普通通的男孩子，能有什么大事呢？張者寫的基本都是日常生活，他寫生活寫得那么饒有興味、心無旁騖，簡直讓人懷疑他或許并沒有什么為兵團修史的野心，不過是想要寫一段往事而已。但是這樣的懷疑或許只是暴露了我們想象力的刻板和貧乏，以及對兵團一無所知。提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多數人大概本能地會像本文開頭一樣，想象出戰天斗地的畫面。我們模糊地知道治沙育林、開墾荒漠，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兵團是艱苦的，他們的成績是偉大的。這當然沒錯。但我們常常忘記，兵團為什么要開拓，為什么要建設。那是因為荒漠經過開拓就會變成耕地，新疆經過建設就會成為更加美好的家園。數十萬人當然不是為了吃苦而跑到那么遠的地方，一切辛苦的奮斗歸根結底是為了能夠安穩地過上那種看起來瑣碎而平庸的生活。據此而言，張者沉入生活內部的敘述，或許才最適合講述兵團的故事。作為兵團子弟，張者就是要用那些活色生香的故事告訴遠方的我們：兵團不是遙遠的傳奇，而是有血有肉的一個個人，以及這些人們酸甜苦辣各有滋味的生活。

兵團開墾出的是生活，兵團的開墾本身也是一種生活。《天邊》里有兩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場面，都是拾棉花。眾所周知，新疆產棉花，新疆的棉花世界聞名。但可能沒有多少人會想得到，在機械化之前，到了收獲的季節，要把棉花從枝頭摘下來是個多么辛苦的活兒。張者寫出了這種辛苦，但是卻又顯得不那么辛苦。第一次，姚遠根據自己對少數民族老鄉們的了解，設定了對他們格外富有吸引力的獎勵辦法，把大家的熱情全都調動了起來；第二次，姚遠發動的人手甚至不限于新疆，河南的、重慶的……全國各地的人們，懷揣發家致富的夢想，坐上綠皮火車去新疆，這壯觀的人口大遷徙，簡直堪比當年兵團進疆。張者把這樣熱火朝天的場面，寫得像是一場狂歡。那當然是非常辛苦的，但同時是無比興奮的。不同地方的人們在這里相遇，交織出浪漫的故事；不同民族的歌聲在這里響起，鼓勵著歡樂的舞步。張者把兵團最緊迫的勞動任務作為敘事最高潮，寫成了各民族至為團結親密的時刻，那種勞動中洋溢的創世熱情分明是在向我們強調：兵團人也許面臨的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但是他們最重要的、也最能感染人的品質不是忍受痛苦，而是創造歡樂，這是一種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融洽和狂歡。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這部小說特殊的敘事腔調和常常讓人忍不住發笑的“諧趣”。和自己的人物始終保持著“零距離”的張者，寫出了不少擅長苦中作樂的人物，尤其寫出了黃建疆這樣不無促狹卻又刁鉆狡猾的性格，他自己的敘事腔調也與之差相仿佛。所以這部小說里的“生活”其實遠比一般的生活更有趣一些，這有趣不是因為事情本身，而是因為人物和敘述者看待事情的方式。假如你是一個老實孩子，大概會很驚訝于他們怎么會想出那么多鬼點子，惹出那么多事情。但如果想到，對我們來說再正常不過的淡水，會被他們稱為“甜水”，就該明白，恰恰因為生活里沒多少糖，所以必須自己咂摸出一點甜來。大漠里長出的樹最頑強，大漠里長出的人最樂觀。少年時代的姚遠從河南到新疆，坐了幾天幾夜的火車，內心卻是激動的，和后來那些從四面八方來拾棉花的人們一樣。我想，一路上他們的心里一定都在唱著歌。

畢竟，天邊那么遠，若不是一路歡歌笑語，怎么走得到呢？

本文刊載于《小說選刊》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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