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曾說：亡于日本為亡國奴，亡于共產黨，則為奴亦不可得

蔣介石所說的這番話，如今聽來有幾分像是他敗退臺灣之后的憤懣之語。但要是將其置于1949年的歷史背景之中，還能夠品味出他當時的那幾分絕望邏輯。并非是為他的這番話進行辯護，而是想要弄清楚，究竟是如何的一種處境，能夠讓一位執掌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強人產生這樣的想法。

蔣介石對于日本的態度既存在矛盾之處又具備務實的特點。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他向張學良發送電報表示不進行抵抗，想要避免發生沖突，而在背后則考慮著首先去進行剿共。在1934年的時候，他在日記當中進行分析，認為中日兩國的實力存在較大差距，要是匆忙地去應戰肯定會失敗，所以寧可先進行退讓，從而爭取時間來進行備戰。到了1937年廬山講話的時候，喊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這樣的豪言壯語，可是在私下里還想著以長城作為界限跟日本進行妥協。

我覺得這種緩抗策略與他對共產黨的警惕相比差得很遠。1939年他邀請周恩來等人加入國民黨，還說讓人家當骨干，但是條件是得退出共產黨。被拒絕之后當天晚上就在日記里罵對方匪性難改。你看同樣是面對外敵和內敵，蔣介石對前者的讓步底線是暫時低頭，對后者連對方的存在都不允許。

他這種心態的根源，或許和他對于權力本質的理解存在關聯。日本期望獲取領土與資源，共產黨所爭取的是主義以及民心。在1945年重慶談判的時候，他向陳立夫感慨：共產黨最為厲害之處在于能夠發動群眾，而我們卻僅僅只會發布命令。如此看來亡國奴還存在形式上的階層秩序，但是連為奴都無法得到的人，所害怕的是整個舊秩序徹底被顛覆。

但歷史存在著具有諷刺意味的地方。正是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加速了他的失敗。在淞滬會戰的時候，羅卓英稱中國軍隊是在用血肉與鋼鐵去進行拼殺。在同一時期共產黨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到了1941年已經牽制了75%的侵華日軍。蔣介石一直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自己身邊的禍患，甚至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的晚上，還秘密地命令胡宗南去圍剿陜甘寧邊區。這種內外排序的顛倒錯位，使得他在抗戰后期變得越來越孤立。

有一個細節頗為有趣。蔣介石在退守臺灣之后，與蔣經國復盤失敗的原因。他認為關鍵并非在于軍事方面，而是國民黨自身已經腐敗不堪。他埋怨手下存在貪污腐化的現象，卻沒有察覺到正是他那套安內優先的邏輯，使得體系的潰爛得以放任。例如在1948年推行金圓券改革，強行收兌民間的黃金，最終導致物價飛速上漲，反而給共產黨送去了贏得民心的重大機遇。如此看來他所害怕的連做奴隸都不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自己所造成的。

這句話所具有的極端性，體現出舊政治人物存在認知方面的局限。蔣介石在青年時期閱讀鄒容的《革命軍》時十分熱血，但是在掌握權力之后卻逐漸將革命當作維護集團利益的手段。毛澤東所說的他不懂得農民這一點，或許觸及到了關鍵之處。一個依靠鄉紳和軍閥的政權，必然無法明白土地革命怎么就能夠形成如燎原之火般的態勢。

最后再補充說明一點，蔣介石在臺灣的晚年依舊堅持反攻大陸，直至死亡時棺材都不入土，就盼著有朝一日能夠歸葬故土。他懷有這樣的執念，和他那種連做奴隸都無法得到的恐懼實際上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他到死都認為，失去大陸并非是軍事上的失敗，而是文明道統的淪陷了。

歷史不存在假設的情況。但是這句話卻成為了一種隱喻。它提醒著人們，當執政者將黨派是否存在看得比國家的命運還要重要的時候，悲劇的苗子就已經被種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