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艾滋病人：在偏見里，活出熱氣騰騰的人生

你真的接觸過艾滋病人嗎？以前我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對這個群體的印象就釘在“高?！薄敖^癥”這倆標簽上，總覺得他們離自己的生活特別遠，自帶一種“悲情濾鏡”。

直到幾年前扎進公益志愿者的圈子，認識了阿勇、梁月這幫人，才發現那些被偏見裹著的人生，藏著比普通人更鮮活的韌勁，也藏著太多不為人知的掙扎。

最先跟我熟絡起來的是阿勇，地道天津大爺，說話自帶一股子爽利勁兒，直來直去不繞彎子。第一次見他，是在“艾馨家園”門口，他蹲在臺階上擇青菜，手里還攥著個皺巴巴的藥盒，指尖一倒就滾出粒白色藥片，就著保溫杯里的茶水咽下去，動作熟練得跟吃維生素似的。

“我啊，天津第五個正規服藥的感染者！”他抹了把嘴笑，指腹蹭著藥盒上磨白的logo，“2005年確診那會兒，CD4計數才20，醫生直截了當地說，能活五年八年就不錯了。我當時都開始偷偷給爸媽整理后事清單了，就怕走得太不體面。”

那會兒艾滋病還被傳得神乎其神，宣傳冊上的病人全是骨瘦如柴的模樣，阿勇說他最怕的不是死，是被人當“怪物”看。后來去聽了場艾滋病知識講座，才算徹底松了口氣——原來這病早不是不治之癥了，現在靠聯合抗病毒治療，患者壽命能跟普通人差不多，就跟控制高血壓、糖尿病一個道理。

如今的阿勇，每天七點準時吃藥，雷打不動，之后就去打理他的小五金攤，閑下來就泡在“艾馨家園”陪病友嘮嗑。

他跟我講過一個事，早年曾接回過一個渾身皮膚潰爛的大二學生，那孩子因為服藥副作用不敢回學校，父親扔下點錢就沒了蹤影。

阿勇每天幫他涂藥膏，晚上陪著他戴面罩在小區里慢慢走，等孩子熬不下去想放棄時，就指著樓下的早點攤罵：“你看看賣豆漿的阿姨，凌晨四點就起來磨豆子，誰活著不難??？但日子總得過下去！”后來那孩子不僅把病控制住了，還出國讀了研，現在微信里一口一個“干爹”地喊他，逢年過節還會寄特產回來。

比起阿勇的外放，梁月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柔柔弱弱的，但骨子里那股執拗勁兒，一點不比誰差。42歲那年，她順順利利生下個健康寶寶，現在孩子快兩歲了，每天下班回家一聽到“媽媽”的喊聲，她就覺得再累都值當。可誰能想到，這個笑著給孩子沖奶粉的媽媽，已經帶著HIV病毒生活了14年。

2011年，她因為獻血查出感染，接到防疫站電話時整個人都懵了，“我以前連艾滋病的具體傳播途徑都沒弄清，從來沒想過這病會落到自己頭上，當時就覺得天塌下來了”。

她只敢把這事告訴妹妹，怕閨蜜疏遠，怕旁人指指點點，連相處十幾年的最好朋友都瞞了十幾年。剛開始治療那陣，副作用把她折騰得夠嗆，發燒頭暈是家常便飯，有時候心臟像被火燒似的疼，進口藥一個月要一兩千，她打工的工資壓根不夠，只能吃免費藥，硬生生扛過了最艱難的日子。

后來她在志愿者協會認識了同為感染者的丈夫，兩人組建家庭后，她就執著地想要個孩子?！拔抑垃F在母嬰阻斷技術很成熟，就想賭一把，圓自己當媽的夢”，她說41歲那年真的懷上了，可去家附近的婦幼醫院建檔時，醫生一聽她的情況，就以“沒條件接收”為由拒絕了，她當場就蹲在醫院走廊里哭了，那種被歧視的委屈，比確診時還要刺骨。

好在最后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八醫院順利建檔，孩子出生后連續喂了28天阻斷藥，一歲半篩查時是陰性，她懸了多年的心才算徹底落了地。

現在梁月和丈夫開了家小便利店，婆婆幫忙帶孩子，日子過得跟普通家庭沒兩樣，唯獨多了點“小心機”——每天要偷偷吃藥，家里的剃須刀、牙刷都藏得嚴嚴實實，就怕孩子不小心碰到。

有一次孩子翻抽屜時，被丈夫的剃須刀刮破了手，她嚇得魂都沒了，后來才想起丈夫早上用過后已經清洗過，且兩人長期服藥病毒載量可控，風險極低，才算松了口氣?！斑@病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她說話時語氣淡淡的，卻藏著小心翼翼的堅持，“我不敢告訴孩子，怕他以后自卑，也不敢對外聲張，就怕影響生意，只能這樣小心翼翼地過”。

接觸多了才發現，艾滋病人的樂觀真不是天生的，全是在絕望里硬生生熬出來的底氣。就像我認識的英國老人約翰，23年前確診HIV時，醫生說他大概率活不過60歲，后來又接連查出癌癥和丙肝，最絕望的時候他甚至對著鏡子自嘲“不知道哪樣病會先把我帶走”。

可他沒放棄，每天早起游泳，堅持爬山健身，嚴格遵醫囑治療，如今快70歲了，還能活力滿滿地規劃5公里山徑徒步。他總說自己幸運，選了積極的生活態度，可我知道，這份幸運背后，是無數個與藥物副作用對抗的夜晚，是一次次與恐懼博弈的堅持。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快速走出陰霾。阿勇說早年的感染者大多帶著恐懼，有人把藥藏在床底下，不敢讓家人看見；現在有些年輕感染者確診后反而無所謂，取了藥就去酒吧瘋玩，覺得“吃了藥就沒事”，反而不注意保護自己。還有些人，確診后被伴侶拋棄，被醫院拒絕，只能躲在隱秘的角落里自我否定，慢慢喪失對生活的希望。

其實現在醫學早就證明，艾滋病不會通過擁抱、吃飯、接吻傳播，它就是一種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可社會的偏見卻像一道無形的墻，把他們困在里面。

北京地壇醫院的王克榮護士，從事艾滋病護理20多年，她說最讓她心疼的不是患者的病情，而是他們的自我歧視——很多人確診后就覺得自己“不光彩”，哪怕知道不會傳染，也不敢正常社交，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孤島”。

他們跟我們沒什么不一樣，會為了生計奔波，會渴望家庭溫暖，會為了孩子的一點進步欣喜，也會為了一句無意的歧視暗自難過。

他們的樂觀，不是沒心沒肺，而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選擇好好活著；他們的小心翼翼，不是因為病毒有多可怕，而是怕那些無知的偏見，擊碎自己好不容易搭建起來的生活。

如今距離全球首次發現艾滋病病例已經過去40年，醫學在進步，從無藥可治到可防可治，可人們的認知卻還停留在過去。

網上總有人傳“艾滋病能自愈”的謠言，甚至有年輕患者信了這話擅自停藥，最后耽誤了治療，其實所謂的“自愈”只是極罕見的“精英控制者”案例，占比不到1%，普通人根本沒法復制，規范治療才是唯一的出路。

而艾滋病人最需要的，從來不是同情，而是平等的對待——不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不用歧視的態度拒絕他們，讓他們能像普通人一樣，坦然地吃藥，坦然地逛街，坦然地擁抱自己的小幸福。

畢竟，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病毒，而是藏在人心底的偏見。

作者：津門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