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假結束后，5名女幼師的討薪之路

圖片來源：攝圖網

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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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昆明市千鶴幼兒園的王老師

按規定休完產假后

回去上班卻發現屬于她的崗位消失了

她與另外4名休完產假、病假返崗的同事

都遭遇了千鶴幼兒園的“冷處理”

不安排工作、不發工資、不繳社保……

她們歷經勞動仲裁、民事訴訟

手握勝訴判決書

卻發現陷入更大的困境

法院裁定幼兒園“無財產可供執行”

幼兒園明明正常招生收費

財產去了哪里？

勝訴后的困境：生效判決成“一紙空文”

“沒有發自內心對孩子的愛，幼師很難做得長久。”談及幼師職業，王老師嘴角總是不自覺地上揚。作為一名幼師，雖然一天9個小時，她們要圍著孩子們轉個不停；教室里孩子們玩耍的聲浪，能讓聽慣電鉆噪聲的裝修師傅都皺眉；放學后，家長拿著孩子天真的“告狀”來問詢……但是這些辛苦，在她口中都成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快樂。

產假結束前，王老師開始為重返崗位做準備。她翻出以前的教案，也給孩子們買了小禮物，但關于返崗后的工作安排，幼兒園只含糊回應：“現在班上老師都配齊了，你先等等，有安排會通知你。”這一等就沒了下文。

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小李老師。她懷孕期間堅持帶班，一天在講臺上突然暈倒，送醫后沒能保住孩子。休養期間，幼兒園沒有一句慰問，病假結束后，她的崗位已被新人取代。“我去幼兒園，他們讓我坐辦公室，但不安排具體工作。那種被當作空氣的感覺，比直接辭退更傷人。”小李老師說。

同樣成為“空氣”的，還有她們的工資和社保。千鶴幼兒園前身也是一家幼兒園，早在2018年被白云教育集團收購。當時原幼兒園只移交了辦學場地，沒有變更不動產登記以及辦學許可。因此更名為千鶴幼兒園后，原幼兒園并未注銷財務賬戶，導致千鶴幼兒園的新賬戶無法開立，也無法在新賬戶上完成社保繳納。經由當地教育部門允許，由第三方與千鶴幼兒園教職工簽訂勞動合同并接續社會保險，直到原幼兒園賬戶注銷，再由千鶴幼兒園與教職工簽署勞動合同并購買社會保險。然而，2021年7月以后，千鶴幼兒園不再通過第三方為王老師等人購買社會保險，同時以新賬戶沒有開立為由拒絕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但也不提出解除勞動關系。

在此期間遭遇“冷處理”的，包括王老師在內共有5人，她們還有一個共同身份：都是原幼兒園的在職老員工。當“前朝舊臣”遇上“三期”（孕期、產期、哺乳期）特殊時期，在個別新管理者眼中，似乎成了去留之間的微妙難題。

“產假期間社保斷繳，我們無法領取生育津貼。他們不敢直接辭退懷孕或哺乳期的女職工，就用這種方式逼我們自己走。”王老師說，“不安排工作，不發工資，但也不解除勞動合同。你要是自己去別處工作，他們就說是曠工。你要是不走，就只能這樣耗著。”

眼看著等待無望，5名女幼師決定不再沉默。2023年初，她們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申請勞動仲裁。然而，勞動仲裁結果卻讓她們大失所望。仲裁機構認為，在合同到期后的一段時間內，她們“未提供實際勞動”，因此不支持相應的工資和經濟補償請求。

“這太荒謬了！”王老師難以接受，“不是我們不提供勞動，而是他們不讓我們勞動。”

勞動仲裁階段的失利讓她們意識到，必須通過訴訟才能爭取權益。2023年3月起，5名女幼師分別向法院提起訴訟。這一次，法律給出了公正的判決。法院審理認為，千鶴幼兒園在女職工孕期、產期、哺乳期期間，單方面不安排工作、停發工資、停繳社保的行為違法，判決解除勞動關系，并支付5人工資、生育醫療費、生育津貼及經濟補償共計22.29萬余元。

拿到勝訴判決書時，5名女幼師以為終于守得云開見月明，卻沒料到，這只是另一場漫長等待的開始。

判決生效后，千鶴幼兒園始終拒不履行支付義務。2024年初，5人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立案后，向千鶴幼兒園發出執行通知書，卻在通過網絡執行查控系統查詢后，以“未發現可供執行的財產”為由，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

“幼兒園明明還在正常招生收費，怎么會沒有財產？”這個結論讓5名女幼師難以接受。她們開始自發收集證據，通過昔日家長獲取了千鶴幼兒園的收費截圖——每名學生每學期7700元學費，規模維持在200人左右。一筆筆清晰的收款記錄，與法院“未發現可供執行財產”的結論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但該線索未能與執行程序形成有效對接。

檢察官從案卷中發現執行漏洞

2024年12月，在多次申請恢復執行無果后，5名女幼師抱著最后一絲希望，走進了昆明市五華區檢察院。她們帶來厚厚一疊案卷，里面既有法院判決書、執行裁定書，也有家長提供的收費截圖、千鶴幼兒園的財產申報記錄等材料。

聽著她們陳述時強忍的哽咽，辦案檢察官徐曉鳳清楚地意識到，這疊案卷背后，不只是一筆筆被拖欠的工資，更有一群女性在成為母親這條路上，未被尊重的委屈與傷痛。

“老師們別急，”徐曉鳳語氣溫和而堅定，“我們一定想辦法，給你們一個交代。”

2024年12月，五華區檢察院辦案組啟動民事執行監督程序，調閱案卷后，執行環節的程序瑕疵清晰浮現。千鶴幼兒園在向法院申報財產時，其陳述的收入情況（如“營業收入300萬元、結余50萬元，招生200人”等信息）具備一定具體性，但法院在執行中，可能未充分結合該申報線索開展進一步核查。在通過網絡執行查控系統未發現可供執行財產后，未繼續采取其他調查措施，即作出了終結本次執行程序的決定。同時，申請人所提供的收費線索（包括具體收款賬戶、轉賬時間等）指向明確、內容具體，具備可查性，但該線索未能在執行過程中得到充分關注與核實。

“終本執行程序的設立，是為了在被執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避免司法資源浪費，但絕不能成為‘執行空轉’的擋箭牌。”徐曉鳳介紹，根據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法院裁定終本執行必須滿足“已窮盡財產調查措施”“申請執行人無法提供新的財產線索”等法定條件，而此案中，法院既未核實被執行人申報的財產，也未核查申請人提供的線索，終本執行裁定明顯不符合法律規定。

為查明真相，五華區檢察院啟動了全面調查核實。除調閱法院執行案卷外，還實地走訪了千鶴幼兒園，發現園區運營正常，學生數量穩定，并非無財產可供執行。同時，辦案組對接昆明市五華區教育部門，得到了另外一個信息——這所幼兒園在收購過程中，與原產權方存在其他糾紛，導致賬戶注銷事宜遲遲未解決。“但這不能成為其拖欠員工工資、逃避執行的理由。”徐曉鳳表示，通過多方調查，不僅證實了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更鎖定了其財產存放的具體賬戶，為后續監督執行奠定了堅實基礎。

類案監督+居中協調：刺破執行僵局

2025年3月27日，五華區檢察院向執行法院發出類案檢察建議，建議法院依法糾正違法情形，恢復案件執行。

“類案檢察建議的優勢在于，能夠一次性解決多起性質相同的執行亂象，提升監督效率。”五華區檢察院分管民事檢察工作的副檢察長黃波克向《方圓》記者解釋，此案中5起案件的違法情形高度一致，采用類案監督模式，既避免了重復審查，也能推動法院批量整改，讓申請人的權益得到更高效的保障。

檢察建議發出后，法院迅速響應，一周內即函復采納全部建議，對5起案件裁定恢復執行，并根據檢察機關提供的線索，依法凍結了千鶴幼兒園借用的收費賬戶。然而，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千鶴幼兒園借用的收費賬戶還涉及其他幼兒園的資金，直接劃扣可能影響其他幼兒園的正常運營，且賬戶所在地位于異地，跨區域執行存在諸多不便。

“執行的目的不是‘一扣了之’，而是要實質性化解糾紛。”徐曉鳳意識到，單純依靠強制執行可能會導致園方經營困難，反而影響款項的足額支付，最終損害申請人的利益。為此，五華區檢察院主動牽頭，聯合該區法院、教育部門召開多方協調會，搭建溝通平臺。

協調會上，5名女幼師講述了她們兩年來的維權艱辛：有人因社保斷繳無法領取生育津貼，家庭陷入困境；有人休產假期間孩子不幸夭折，精神遭受重創，卻還要為工資奔波；有人為了維權，不得不放棄幼師職業，重新尋找工作……而千鶴幼兒園負責人也倒出了“苦水”：收購幼兒園后，原產權方未履行合同義務，導致賬戶、資質等問題遲遲未解決，經營不順，壓力也很大。

“雙方的訴求看似對立，但核心訴求是一致的——老師希望拿到應得的報酬，園方希望維持正常運營。”徐曉鳳在調解中既向園方釋法說理，明確其拖欠工資、逃避執行的行為應負的法律責任，也考慮到其實際經營困難，建議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履行義務。經過多次協商，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千鶴幼兒園按照債權比例，分期支付直至全部款項結清。若園方未按期支付，5名女幼師可申請恢復強制執行。

2025年5月，5名女幼師收到了第一筆執行款。截至2025年10月記者回訪時，園方已按時支付6期款項，無一期違約。

“雖然要分期才能拿完，但至少每個月都有盼頭了，多虧了檢察官的幫助。”王老師在電話回訪中說，如今她已重新入職一家幼兒園，生活逐漸回到正軌。

延伸履職：為女性勞動者筑牢權益保障網

云南省昆明市五華區檢察院聯合該區教育、婦聯等部門共同開展了“護航她權益”的專項普法活動。（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這個案件的辦理讓我們意識到，民辦教育機構中女性教職工的權益保護，是一個需要重點長期關注、系統推進的領域。”五華區檢察院檢察長王蕾表示。她指出，這5名女幼師的遭遇并非孤例——在部分民營企業中，女職工因懷孕、生育而遭遇“變相辭退”“惡意調崗”的情況時有發生，即便勞動者最終勝訴，也常因財產隱匿、執行程序不規范等問題，判決難以兌現。

為從源頭預防糾紛、筑牢權益屏障，五華區檢察院以此案辦理為契機，聯合該區教育、婦聯等單位共同開展了“護航她權益”的專項普法活動。檢察官走進民辦幼兒園，結合真實案例，圍繞女性教職工最為關切的“三期”權益，系統講解關于平等就業、崗位保障、合同延續與解雇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并清晰指引維權路徑，幫助女性教職工提升依法維權的信心與能力。

專項普法活動現場，女性教職工的提問接連不斷，直指職場中的常見困境。

面對“面試時被詢問生育計劃”的困惑，檢察官明確指出這涉嫌就業性別歧視，并建議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可先行錄音取證，同時可通過婦聯、人社等渠道反映情況，檢察機關也將對涉及群體利益的情況開展監督。

針對“產假期間年終績效被扣發”的問題，檢察官強調，女性職工產假期間待遇受法律特殊保護，績效核算應依法依規，建議先通過工會協調，必要時可攜勞動合同、工資條、產假證明等材料，尋求工會、婦聯或檢察機關支持維權。

對于“因請假手續瑕疵被解聘，產后又被要求調崗”的疑慮，檢察官解釋，合法休假不因手續瑕疵而否定，崗位調整需協商一致，且應明確權責利，并書面確認，用人單位不得借此侵害女職工合法權益。

“以前碰到這些事不知道該怎么辦，現在清楚該怎么依法維權了。”一位參與普法活動的幼師表示。這些具體的問答，將法律條文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行動指南，讓權益保護從紙面走向現實。

活動雖已落幕，護航未有窮期。對于這5名女幼師而言，這場長達兩年的維權之路，迎來了光明的結局。而她們的故事，也促使更多女性教職工的權益得到保障。民事終本執行監督，就像一束穿透“執行僵局”的法律微光，既守護著生效判決的司法權威，也溫暖著每一位權益受損的當事人。

（文中涉案人員、機構均為化名。本文有刪減，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12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5名女幼師的討薪之路》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唐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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