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沖：被透明之墻分隔的“三個廣州” | 正午視覺

圖 口述 ｜ 陳沖

采訪 ｜ 李響

我最早接觸攝影，是十多年前，那是一種樸素的記錄的欲望。和很多攝影愛好者一樣，我喜歡帶著相機在廣州的大街小巷隨走隨拍。2015年時，“爬樓”很火，整個廣州的“爬樓黨”不超百人。當我第一次爬上還未竣工的廣州周大福金融中心，在90層的高度毫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留下了第一張與廣州塔的合影時，我既緊張又興奮。2017年，我開始接觸航拍，無人機給了我前所未有的視角，讓我捕捉到地面難以企及的畫面。

大學時，我學的是光電信息工程，畢業后進入廣州一家通信國企，工作是為新樓盤規劃網絡線路，繪制施工圖，朝九晚五。那五年，穩定的工作，穩定的薪水，穩定的狀態，但也是一種清晰、可預見的重復，永遠按照既定的圖紙運行。2017年，當《南方都市報》看到我的航拍作品而伸出橄欖枝時，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因為我渴望嘗試新鮮的變化。

以視頻記者的身份，我體驗了一種全新的工作模式——自主挖掘選題，制作短視頻，更有機會奔赴各類新聞現場，參與重大事件的報道。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我在當地駐留了半個多月；2020年武漢疫情暴發后，我在元宵節后奔赴一線，直至解封才撤離；2021年鄭州特大暴雨中，我拍攝的那張航拍圖曾在網絡廣泛傳播……這些經歷極大地豐富了我對世界的理解與看法。

當職業的新鮮感逐漸褪去，媒體行業也在整體下行。當裁員消息到來時，我反而有種松了一口氣的坦然。從國企到媒體，這段經歷我并不后悔。我確信自己不想被困在一種一成不變的生活里，我依舊在行走。

作為幕布的廣州塔

最早“爬樓”的時候，我癡迷于廣州的天際線。2015年前后，我拍的都是一些大場景的風光照。后來我的拍攝從空中轉向地面，記者工作推動我更深入地去接觸街頭生活。有次整理照片時，我發現，廣州塔頻頻出現在各種背景里。既然廣州塔無處不在，不如就以此主題，系統地拍一個長期項目。

2021年起，我有意識地把“廣州塔”作為一個核心線索，來觀察和記錄這座城市。廣州塔是一個巨大的視覺符號。很多日常的場景，單獨拍可能顯得平常，一旦廣州塔出現在畫面中，哪怕是遠遠的一個角落，它就像給這個瞬間蓋了一個印章。一個孤立的瞬間被納入了以廣州塔為坐標的城市影像網絡里。廣州塔讓普通的記錄有了某種地理歸屬感，它就像一塊幕布，讓這座城市里形形色色的生活在上面不斷上演。

我是2022年買的房。裝修時我就發現，從客廳、廚房到臥室，好幾個角度都能望見廣州塔。家成了我最固定，也最私人的觀察點。出門前看看窗外的天氣和塔的清晰度，幾乎成了我決定當天要不要出去拍照的“天氣預報”。有一張作品是從廚房拍的，那是一個夏天的清晨，我習慣早起，走到廚房，透過窗戶看到廣州塔，那一瞬間打動了我。我順手把水池邊一些零散的碗碟和雜物移開，用手機拍下了這個日常的時刻。沒什么宏大的敘事，就是我和我生活的這座城市，在一個普通早晨的一次對望。

還有一張照片，里面有地球儀，它像一個正式的“紀念照”，那是房子裝修好后我正式入住拍的。我把那個很少點亮的地球儀打開，讓它和窗外的廣州塔同處一個畫面。地球儀代表著我環游世界和探索世界的渴望。我很喜歡的樂隊“五條人”有張專輯叫《地球儀》，他們有個口號是“立足世界，放眼海豐”，而我也將這張照片命名為“立足世界，放眼廣州”。

最意外的是那張“珠江邊的養牛場”。當時我想航拍廣東科學中心的建筑，操控無人機時，鏡頭里突然出現了江邊的一片綠地，上面竟然有很多牛。在現代都市的邊緣看到這樣近乎田園的畫面，背景里還矗立著廣州塔，那種反差讓我覺得特別神奇。按下快門時心里還挺忐忑，生怕拍的過程中牛走動了，好在它們都很配合。即使是四張拼接，效果也不錯。

2024年7月，亮燈的新家 2023年7月，番禺一放養黃牛的農場 城中村那道“透明的墻”

在海珠區“大塘涌”的拍攝，是我長期觀察和思考的成果。那里是廣州中軸線南端的一個河涌，一座小橋直對著廣州塔，兩邊是密集的城中村樓房。最早，有些爬樓拍風光的人發現了所謂的“廣州威尼斯”機位。但吸引我的不是風景，而是橋上的人。你總能看到很多三四十歲、無所事事的男人，就坐在橋邊矮矮的水泥護欄上發呆。這里是廣州著名的“制衣村”，匯聚了大量從事服裝加工的務工者。這些人工作和生活都擠在狹小的空間里，沒有公園，沒有客廳，這片開闊的橋面，就成了他們難得的、可以喘口氣的“公共客廳”。他們坐在那里發呆、聊天、消磨時間。后來我還看到有人在這里架起手機搞直播，引來一圈人圍觀，我都用鏡頭記錄了下來。

漸漸地，我意識到這個空間還有另一層“主人”。他們是原本的村民，他們才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早已搬離，只在重要的節日比如端午，才會大規模地“回歸”。那時他們會封住河涌兩邊的路，在祠堂舉行儀式，熱鬧非凡。那場面像是一年一度盛大的文化“快閃”。端午節對他們而言，隆重程度不亞于春節。那不是外人想象的“龍舟比賽”，而是一種宗族間的祭祖儀式。他們會把村里供奉的神明請到龍舟上，劃著船去鄰村拜訪，放鞭炮、來回巡游。

我印象最深的一幕發生在端午前。村民們在河涌里按古禮劃著龍舟，岸邊圍滿了在此務工、生活的異鄉人。他們看得興致勃勃，不少人激動地高喊“加油！加油！”。其實，他們完全置身于這項傳統儀式之外，卻用觀看體育比賽的方式，理解著一場宗族祭祀。兩種人共享著同一片物理空間，但我感覺到，有一堵透明的墻隔在中間。他們的生活空間很近，但對這片土地的歸屬感卻相隔甚遠。我的鏡頭所捕捉的，正是這種同處一地卻又彼此疏離的狀態，它比任何單純的風光照片都更真實，也更復雜。

說到在城中村的超現實畫面，有一張“天臺養雞”的照片讓我印象很深。在海珠區的大塘村，我本來是想去一個熟悉的天臺拍攝下面的街景。一上去，竟然看見幾只雞在晾曬的衣服和雜物間踱步，遠處就是廣州塔。那種組合太奇妙了，市井的生活痕跡和現代城市的地標，被框在同一個畫面里。我當時只有手機，趕緊先拍了幾張，我怕這種場景轉瞬即逝。隔了一兩天，我特意帶上相機回去，那幾只雞縮到了一個類似廁所隔間的角落里。再過一兩個月去看，雞不見了，可能只是哪家店鋪臨時在那里寄養的。

有人問我，廣州還有哪些能看到廣州塔的角度是你沒拍過的？其實很多，比如珠江新城那些高檔寫字樓和公寓的內部，肯定有無數更新穎的視角，但我沒辦法進去拍。我拍的題材，除了人物，也有純粹的自然風景，比如一些花草植物。隨著四季變化，它們與廣州塔同框時會呈現出不同的氛圍。這個塔就像一個視覺坐標，極大拓展了我攝影的方向。

2024年5月，廣州市海珠區大塘涌口的直播 2019年6月，大塘涌龍舟景

三個廣州

廣州是我離開潮汕老家后的第二故鄉。我感覺廣州的最大特點是，人特別“滿”。早高峰時，連非機動車道也堵得水泄不通，視覺上有一種撲面而來的壓迫感。走進城中村，逼仄的巷子里總是熙熙攘攘，夜晚，“握手樓”密密麻麻亮著燈。從我家的窗戶看出去，廣州塔的背景不是純凈的天際線，而是一層層階梯般密集的居民樓。這座城市在空間上是沒有緩沖地帶的，珠江新城摩天樓群背后緊挨著的，可能就是一片城中村，那種對比強烈的視覺沖撞，在廣州隨處可見。

很多人用“包容”來形容廣州。我覺得，在生活層面，它無疑是包容的，相對低廉的生活成本、選擇多樣的美食、發達的公共交通，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在這里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身份認同層面，我覺得用“混雜而疏離”來形容可能更準確。講粵語、深固本地文化的老廣；在此定居工作、構成社會中堅的“新廣”；數量龐大、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動人口……他們共享城市空間，卻在經濟生活、文化習俗和社會交往上有著清晰的邊界，彼此之間存在著一種“透明的隔閡”。就像我之前拍的《三個廣州》，珠江新城、老城區、城中村，它們在視覺上是對應的，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卻很少真正踏入彼此的日常。這種“混雜”恰恰是廣州最迷人的地方，它為鏡頭提供了無數充滿張力的場景，也是“廣州塔”項目能持續進行的土壤。對我個人而言，認識廣州的過程，就像在游戲中開拓地圖，黑暗的區域隨著我的行走而逐個點亮。我對亮起區域的熟悉，讓我能感知其中的細微變遷。

我的攝影風格有著清晰的演變軌跡。最早我是從拍純風光入門的，慢慢地我覺得那樣拍出來的照片雖然精致，卻缺少生氣。于是我開始嘗試在宏大風光里加入一些微小的元素，比如一個行人、一輛車，就像中國傳統山水畫里點綴的人物，讓畫面有了故事感。真正的轉變是從空中走到地面之后。我找到了自己最舒適的工作方法：把一個固定的場景當作“幕布”，然后等待“演員”進入，在恰當的瞬間按下快門。這就是我現在拍“廣州塔”系列的核心方法。

我在2023年加入了“拾城”，這是一個青年紀實攝影師聯盟。在這之前，我的圈子要么是風光黨，要么是媒體同行。拾城讓我看到了影像表達的多樣性，接觸到了各種風格的創作。我愛讀非虛構文學，這和我喜歡走路是一樣的，都是對世界保持探索的欲望。攝影對我來說，始終是一種消遣、一種觀察和留存時間的方式。

我是個I人，享受規律、平淡的生活。前幾個月從《南方都市報》離職后，我的日子變得更簡單：有拍攝的工作，我便帶著相機出門；沒有時我就看書、查資料，每天雷打不動地去跑步，在家做幾道菜。這種慢節奏的生活，讓我可以重新呼吸。拍攝廣州這十幾年里，我像一粒細胞一樣，逐漸深入到廣州的毛細血管里，那里有驚喜的發現、有持續的觀看和由衷地欣賞。

有人問我“是不是因為熱愛廣州才拍它”，我的答案沒那么浪漫：拍下這么多廣州的影像，只是因為我生活在廣州。如果在另一座城市住上十年，我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去拍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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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作者李響，界面新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