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張桌子、三臺舊機床起步,到最終走進資本市場,寧波商人尤建義花了將近三十年。
他的故事里,有創業者的堅持和遠見,有上一輩人的期望與失落,也映照出無數中國家族企業走到今天都要面對的那道選擇題——當家業和親情不能兩全的時候,到底該怎么選?
這是2025年漲了20倍的大牛股天普股份實控人尤建義已經給出了答案的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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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31歲的尤建義下了他人生中第一個大決心:拿出25萬元,投身制造業。那時候“萬元戶”還不多見,這筆錢不算少,可對要買設備、租廠房、請工人的制造業來說,還是緊緊巴巴。
創業初期,他連間像樣的辦公室都舍不得租,就在廠區角落、機器轟鳴的旁邊,搭了一張簡易辦公桌。
白天,他是跑遍長三角的業務員;晚上,又變成操作工,在機床前反復調試產品。
老員工都還記得,為了趕一個急單,尤建義曾經在車間里連著熬了三天兩夜,實在撐不住了就靠在包裝箱上瞇一會兒,手邊攤開的圖紙上,密密麻麻都是他修改的痕跡。
他的拼勁,慢慢被市場看到了。一家上海客戶意外發現,尤建義廠里生產的橡膠管件,使用壽命居然比同類產品長出近三分之一。
口碑像水波一樣,悄悄在汽配圈里傳開。不過創業這條路,從來就不平坦。
2002年冬天的一個夜里,一場因電線短路引發的火災,幾乎把他多年的心血燒了個精光。
站在焦黑的廢墟前,這個一向話不多的男人,手里緊緊攥著從灰燼里搶出來的半本生產記錄——上面是他這些年攢下來的全部工藝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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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以為,這次他可能撐不下去了。
可第二天一早,尤建義做出了更讓人意外的決定:租下隔壁更大的廠房,重新開始。這場大火沒有成為終點,反而成了他升級生產的起點。
拿到保險賠償金后,他沒選擇簡單復原,而是咬牙引進了日本自動化生產線,效率一下子提了好幾倍,也借此敲開了好幾家大車企供應商的門。
尤建義的辦公桌上,常年放著三支不同顏色的筆和一本厚厚的筆記本。紅色記質量問題,藍色寫工藝改進,黑色安排每天要做的事。
車間主任們都知道,他一個月能用掉四五支筆芯,而每一筆,最后都變成了生產線上的某個小改動。
2005年,在上海的一次行業展會上,他偶然聽到幾位工程師聊起“汽車輕量化”的未來趨勢。他馬上掏出那支藍筆,在本子上認真寫下:“研究高分子材料替代金屬管路。”
就這短短一行字,后來成了企業安身立命的核心技術——汽車用高分子材料流體管路系統。
而為了攻克技術關,他親自帶隊跑了七所高校,向十幾位材料學教授請教,甚至不惜拿出當年利潤的六成投入研發。
董事會有人不理解、反對,他只回了一句話:“要么做得比別人早,要么就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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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這種強烈的危機感和長遠眼光,讓尤建義很早就開始想企業的未來。
他明白,企業要一直走在前頭,光有技術不夠,還得有具備國際視野、懂科學管理的接班人。
和很多同輩企業家一樣,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把兒女都送出國,希望他們學成回來,能把這份打拼出來的家業接過去、做得更好。
開頭幾年,孩子們假期還會回來,也會到廠里轉轉。尤建義曾經滿懷期待地親自教他們認材料、看圖紙,講每個產品背后的故事。他以為,這條路已經鋪平了。
可是,時間和距離,加上不同的環境,不知不覺改變了許多。孩子們在國外學習生活,漸漸習慣了另一種節奏和觀念。
他們開始聊“個人追求”和“生活平衡”,對父親幾十年如一日“釘”在廠里的日子,覺得難以理解,甚至直接說“制造業太苦、太枯燥了”。
2015年,一次越洋電話里,孩子第一次明確說,對接班做制造沒什么興趣,更想留在硅谷做金融投資。
自那之后,尤建義在心里那種隱隱的預感,好像正一點一點變成真的。
但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希望,總覺得孩子還年輕,在外面經歷一些,總有一天會懂父輩的堅持、理解家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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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繼續埋頭經營公司,搞技術升級,開拓市場,并在2020年成功把企業帶到了滬市主板。
敲鐘那一刻,事業到了頂峰,可家里的空缺卻越來越讓人覺得刺痛。同年,和他一起創業多年的妻子因病去世,“夫妻店”變成了他一個人的“獨角戲”。
情感的支柱突然沒了,而遠在海外的兒女歸期遙遙,這位從前好像永遠充滿干勁的實業家,第一次感到身心俱疲。事業的版圖越清晰,心底那份孤獨和無奈,也越沉重。
后來,孩子們正式而明確地告訴他:他們決定留在國外,不回來了。
這個決定,把尤建義推到了人生的岔路口。一邊是花了半輩子心血、從零做起的實業,托著很多員工和合作伙伴的期待;另一邊是骨肉至親,是中國人傳統里最難割舍的團圓盼頭。
幾十億的身家,此刻比不上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頓飯。經過反復又漫長的掂量,這位在商場上果斷強硬的企業家,最終選了親情。
2025年8月,他簽下協議,轉讓了天普股份的控制權。而消息一出,因為接盤方帶來的AI想象空間,公司股價走出一波20倍的驚人行情。
不過,資本市場的熱鬧,已經和他沒什么關系了。他現在期待的,只是在完成必要的交接后,徹底放下擔子,飛到大洋彼岸,在孩子們身邊過一點平常卻溫暖的家庭生活。
尤建義的故事,映射出了一代實業家怎么靠死磕和遠見,在時代的浪里站穩;也照出了在全球化和代際更迭中,中國家企傳承時常見的親情拉扯與抉擇之難。
他的離開,不是商業上的失敗,而是一個父親在事業和親情之間,最終倒向情感那一端的個人選擇。
這選擇背后,有無奈,有遺憾,或許也有釋然。
而留給旁人的,不只是對一位企業家生涯的回想,更是對家庭、事業和人生意義的深深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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