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宋慶齡去世的前20多天，還參加了一個重要的授贈儀式

1950年3月的一個清晨，薄霧還未散盡，宋慶齡已讓司機備車。那天她要去兒童福利會商討經費，一份厚厚的資料夾放在懷里。多年以后，人們提起她在最后歲月里的堅持，總會想到那一幕：為事務奔波，仿佛永不停歇。

三十一年過去，1981年5月初的北京依舊春寒料峭。維多利亞大學發來電報，同意在中國境內為宋慶齡舉行榮譽法學博士授贈儀式。這是該校首次把學位頒授點設在海外，校長霍華德·佩奇在電報里寫道：“這是一份敬意，更是一座橋梁。”消息傳來，外交部與對外友協認真籌備，而醫護人員的眉頭卻越皺越緊——宋慶齡的心臟病和慢性白血病正在同時發作。

3月下旬，她的病情被報送中南海。鄧穎超來到上海寓所探望，隨行醫生建議談話不要超過十分鐘。鄧穎超輕聲問候時，下意識稱她“副委員長”，宋慶齡舉手制止：“叫我慶齡同志吧。”兩人對視片刻，這種默契比寒暄更溫暖。

4月里，發熱和心悸幾乎日日纏身。醫生勸她減少工作，但她仍批閱兒童基金會的賬目。晚間，她習慣讓秘書讀一段報紙，再在頁邊寫下建議。護士勸阻，她只回答一句：“事情多，總得有人管。”

5月5日，籌委會送來儀式流程。秘書建議用磁帶播放答謝詞，以免現場體力不支。宋慶齡搖頭：“朋友們遠道而來，該當面說。”聲音已沙啞，卻透著決斷。

5月8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臨時布置成授予現場。紅黑相間的博士袍披在她肩頭，衣料略顯沉重。佩奇校長致辭時說：“在社會公義面前，她永遠是行動者。”隨行醫生暗暗掐秒表，準備隨時攙扶。

輪到宋慶齡發言，她抬手示意無需攙扶，緩緩走向話筒。十五分鐘的中文致詞，間或夾雜幾句英語，內容圍繞和平、兒童和友誼。她停頓喝水時，廳內鴉雀無聲。末了，她說：“這不是對個人的禮遇，而是對中國人民的尊重。”隨后向來賓鞠躬，兩側記者的快門此起彼伏。

回到車上，她對保姆鐘興寶輕輕說：“老朋友們都在，真好。”那一刻，她的神情像完成心愿的孩子。可惜喜悅沒能持續太久，當晚便出現呼吸急促，血壓驟降，被緊急送入醫院。

親友憂心的不只是疾病，還有連年的精神創痛。1967年至1973年，孔祥熙、宋子安、宋子文、宋靄齡先后去世。每一次，她都在夜深時翻看舊信，嘴里念叨兄弟姐妹的小名，然后按熄臺燈。她曾向秘書張玨感慨：“我和他們政見不同，但私情未斷，可惜通信無門。”語氣里夾著力不能逮的無奈。

摯友的相繼離別，更讓她心頭雪上加霜。1972年1月6日，陳毅辭世。計劃中的追悼會規模有限，她原已不在名單內。直到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決定親赴八寶山，隨即指示增加宋慶齡席位。她坐在靈堂一角，手捻白花，淚水無聲。那之后不久，斯諾、何香凝相繼離開；她在日記寫下：“人去聲猶在，心痛語難言。”

1981年2月5日，老保姆李燕娥病逝。李燕娥16歲進宋府，與宋慶齡相伴53年，曾拒絕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宋慶齡含淚叮囑：“將來我與父母合葬，她的骨灰要在旁邊。”為避免遺漏，她親手寫信給警衛秘書，并在關鍵句旁重重劃線。李燕娥的骨灰抵滬后，墓碑上鐫刻“宋慶齡立”，字跡剛勁，卻透著疲憊。

李燕娥下葬當天，宋慶齡徹夜未眠。翌晨，她堅持處理兒童基金支出報表。醫生警告體力嚴重透支，她笑答：“我無法辜負托付。”就是這種近乎倔強的責任感，讓她走進了5月8日的授贈大廳。

儀式結束后，她再無力出席公共活動。5月12日，她起身題寫《韜奮手跡》，筆畫略顯抖動，卻完成了“韜奮”二字；這是她的絕筆。5月14日，她讓秘書起草“六一”賀信，語句簡短，唯愿孩子們健康快樂。當天夜里高熱復發，醫院連夜會診。

5月15日清晨，中央政治局緊急決定，吸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16日上午，鄧小平攜批復文件到病房，輕聲道：“慶齡同志，歡迎你。”她微微點頭，眼神明亮。幾個小時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

5月29日16時20分，心電監護儀的曲線歸于平直。醫生宣告：宋慶齡，終年88歲。病房外的丁香盛開，花香從窗口飄進來，淡淡的，不張揚。

縱觀她的生命軌跡，那場維多利亞大學的授贈儀式像一束聚光燈，匯聚了多個維度的意義：中加民間交往的新里程碑，國際友人對新中國元勛的敬意，以及宋慶齡本人對職責、友情與信念的最后一次公開承諾。病痛纏身未能阻擋她上臺致辭，這份倔強，正是她半生風雨中最鮮明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