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觀下的江西歷史分期與行政區劃的變遷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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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大歷史觀的視角，探討江西的歷史分期與行政區劃的演進歷程，展現江西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悠久的發展脈落，主要分為四個部分：一、從萬年、千年、百年三個時間尺度剖析了江西歷史，特別討論了江西何時被文明的曙光照亮，江西何時步入輝煌時期，以及近現代江西的跌宕起伏與復興征程。二、依據古樟樹地區的考古遺址，論述了4500年前江西的早期文明。三、考察江西這塊土地上省級地方政權的起源。從春秋時期的“番邑”“艾邑”，到秦始皇時期設立“番”“艾”兩縣并納入中央政權統一管理，直至漢初“豫章郡”的設置，江西地面上出現最早的省級政權，反映了江西行政區劃的初步形成。四、梳理江西的省級區劃名稱從“豫章郡”到“江西省”的演變歷程。從秦始皇時期江西隸屬“九江郡”，到漢初的“豫章郡”，再到后來的“江州”“洪州”變為“江南西道”“江西行省”“江西布政使司”，最終確定為“江西省”，其地域范圍長期穩定。總之，江西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始終在中華文明的整體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行政區劃的演變也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生動縮影。

關鍵詞：大歷史觀；江西歷史；早期文明；地方行政區劃

一、三把尺子看江西

1.萬年的尺度看江西

江西現有100個縣，萬年縣是其中的一個。“萬年、萬年，真的一萬年”，一萬多年前，以磨制石器、原始農業和定居生活為標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而此時就有先民在萬年這塊土地上生產生活、繁衍生息。20世紀60年代初期和90年代，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先后進行了五次考研發掘，共出土石器727件（片）、骨器245件、蚌器158件、原始陶片890余塊、人頭骨4個（片）、人骨標本20多件及近十萬件（片）獸骨等。其中，距今一萬年前的世界最早栽培稻植硅石和夾粗砂條紋陶、繩紋陶等早期原始陶器尤其引人矚目。這些重大考古發現不僅證實了江西先民最早實現了水稻從野生到種植的關鍵轉變，為研究人類農業起源和早期人類文明提供了重要實證，更確立了仙人洞—吊桶環遺址作為江西先民原始聚落發源地的重要地位。正是在此時此地，文明的曙光開始照亮江西。正因如此，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曾入選1995年度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世紀中國百項重大考古發現。同時，因其在農業起源研究中的特殊價值，聯合國將其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保護項目。

江西自古以來就是全國糧食，特別是水稻的生產地、儲存地、加工地和銷售地。東漢時期江西逐漸成為江南重要產糧區，南北朝時期全國四大糧倉中的鄡陽、豫章兩大糧倉在江西。清代的九江是中國著名的米市。現在，在發展現代農業，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時代背景下，江西肩負著重要使命。江西的水稻年產量400億~450億斤，約占全國水稻產量的十分之一，江西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方面正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做出更大的貢獻。

2.千年的尺度看江西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江西從古樟樹地區遺址文化出現以來，有四個“一千年”：

第一個千年，“方國都邑期”：古樟樹地區至周武王分封制（4500年前至3500年前）。這一時期，江西這一區域出現較為密集的方國城邑，社會組織和政權架構逐漸萌芽。

第二個千年，“吳頭楚尾期”：周武王分封制至秦始皇的郡縣制（3000年前至公元前221年）。在這一千年的開端，約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進行了一場意義深遠的制度革命，“封諸侯，建藩衛”，即按血統分封天下，將全國分封了大小71個“諸侯國”，長江以南的地區被分為越國、吳國、楚國，而今江西地區并不隸屬其中的哪一國，也不單獨成一國，而是處在吳國、越國、楚國之間，所以叫“吳頭楚尾”。這一時期，有一件具有標志性意義事情值得銘記：約公元前502年，春秋時期的魯國人、孔子的學生澹臺滅明來南昌講學，后死在南昌。南昌人在今南昌二中蘇圃路校區內為他立祠立墓祭祀，南昌古城原有“澹臺門”。澹臺滅明來到南昌，標志著孔子在世的時候，孔子思想和中原文化便已跨越長江，進入了江西，對江西地區的文化發展產了深遠影響。

第三個千年，“爬坡醞釀期”：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推行“郡縣制”到初唐718年張九齡開鑿大庾嶺驛道。這一時期，江西地區真正納入中央政權的直接領導和管理體系，江西省境的輪廓也從此顯現出來。在中央政權的統一管理下，江西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

第四個千年，“歷史輝煌期”：從718年張九齡開大庾嶺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大庾嶺驛道的開通，極大地改善了江西的交通狀況，交通的便利加強了江西與外界的聯系，促進了貿易的繁榮、文化的交流和人才的流動，為江西的繁榮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使江西在這一時期迎來了歷史上的輝煌時期。

3.百年的尺度看江西

以百年的尺度來看江西，有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從1840到1949年，這是江西近代史的“百年沉淪期”。這一時期是江西近代史的低谷階段，江西在多個方面逐漸落后。經濟轉型遲緩，教育制度滯后，科技進步緩慢，尤其是贛江水道的優勢逐漸喪失，鐵路交通的發展又將江西甩在身后。此外，頻繁的戰爭也給江西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例如，曾國藩率領的軍隊在江西進行的戰爭，使許多地方遭受重創，崇仁縣的縣城歷經七八年戰火，幾乎全部被毀。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后，九江成為通商口岸之一，江西的社會經濟面臨著巨大的沖擊和挑戰，發展陷入了停滯。

二是“兩個一百年”，即1921—2021年、1949—2049年的民族復興的“兩個百年再起航期”。江西是中國現代史的聚光燈的照射地，又終于在這一時期開始了百年再起航。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百年奮斗史中，江西以其獨特的歷史貢獻占據了重要地位：1922年9月，“安源路礦大罷工”取得勝利，江西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搖籃”；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在這里打響第一槍，江西被譽為“人民軍隊的搖籃”；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并開辟井岡山道路，江西成為“中國革命根據地的搖籃”；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成立，江西成為“人民共和國的搖籃”。北伐時期，江西成為與北洋軍閥孫傳芳激烈交鋒的核心戰場。抗戰期間，江西見證了萬家嶺大捷、南昌會戰、上高會戰等一系列重大戰役，在全民族抗戰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總之，江西人民始終站在革命斗爭的最前線，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上的壯麗篇章。

二、江西的早期文明

在贛江流經古樟地區（即今樟樹市、新干縣、新余市交界區域）的東西兩岸方圓2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已發現商周遺址13處（樟樹7處、新干3處、新余3處）。早在4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先民們便以辛勤的勞動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社會組織和政權架構也逐漸萌芽，形成了密集的方國城邑。

1.4500年前的贛江東岸（筑衛城）

在這里，贛江東岸有龍溪河、薌溪河、清豐河三條河流匯入，分布著筑衛城、國字山、營盤里第一、二、三、四土城等79處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古文化遺址。其中，筑衛城遺址尤為引人注目，涵蓋了新石器、夏、商、西周、春秋、戰國六個時期的文化堆積，最早的遺存可追溯至4500年前。遺址南北長360米，東西寬410米，總面積達14.76萬平方米。土城城墻最高處21.8米，最低處10米，有6個城門。城外西南面為人工護城河，東北面為自然河流；城內土地平坦廣闊，有條與外河相通的內河，西南部有祭祀房屋遺跡及人工修整的大場地，城北是內城，東北部則有3米多厚的文化堆積，為居住區。北城墻外還有外城，東城墻外有幾座陶窯遺跡。整個筑衛城功能齊全，布局合理，防衛能力極強。

筑衛城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包括掘土器、砍伐器、刮削器等生產工具，以及廣泛使用的炊具、盛食器、陶紡輪等陶器。這些文物的出土表明，當時先民們已過上了以農業為主、漁獵為輔的定居生活，并發展了制陶，紡織等手工業，處于“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階段。

筑衛城遺址的發現，揭示了此地在4500年前已出現原始村落和城市雛形，標志著向國家形態的邁進。作為全國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文明時期大型土城之一，筑衛城是江西乃至江南地區最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是研究中國古代城邑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實物證據。2001年，該遺址被列為第五批國保單位。

2.4500-3500年前的贛江西岸（樊城堆遭址）

贛江西岸有袁河、蒙河（也稱蒙水）、蕭江、雌溪、澧江等五條江河注入，有新干大洋洲商代大慕遺址、七里山、麻家寨、吳平古漢基群（國保）、牛頭城（國保）、樊城堆（國保）等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周時期的古人類居住遺址共76處（含已消失的5處）。其中樊城堆遺址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樊城堆遺址位于樟樹市劉公廟鎮廟下村，地處贛江支流蕭江上游的丘陵坡地。1975年，在橫塘村，考古人員發掘出一件商代龍足虎耳青銅鼎，便擴大調查范圍，發現并先后三次發掘了樊城堆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據《清江縣志》記載：“樊城，樊將軍舊宅”，遺址因此得名。樊城堆為典型的土墩遺址，文化堆積厚約2至4米，高出周圍稻田1至3米，東西寬101米，南北長124米，周長380米，面積1.2萬余平方米。

該遺址的年代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到商周時期，是贛江中下游地區一支重要的原始部落文化，與湘東、粵北地區聯系密切，是我國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遺存，被稱為“樊城堆文化”。“樊城堆”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由母系氏族社會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以農業為主，輔以狩獵捕魚，制陶和紡織手工業也得到發展。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建筑柱洞和草拌筑紅燒土塊堆積，表明距今4500年到3500年的1000多年里，這里的先民已掌握木骨泥墻的建筑技術，過上了定居生活，并出現了祭祀活動和城墻，社會組織趨于復雜，早期政權形態開始萌芽。樊城堆遺址的發現，為研究我國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和依據。2006年，該遺址被列為第六批國保單位。

3.3500年前的贛江西岸（吳城文化遺址）

1973年秋，樟樹市吳城鄉在蕭江上游興修水庫時發現了吳城遺址、隨后進行了10次大規模考古發掘，清理出一批房基、道路、陶窯、水井、墓葬、灰坑、祭祀廣場、鑄銅等重要遺跡，遺址面積61萬平方米，有著較大規模和相對嚴謹的商代都邑分區布局。城內有居住區、祭祀區、制陶區、鑄銅區，城外有墓葬區，至今尚存的土筑城墻高3～15米，長達2800多米。特別是在西段城墻城壕近4米深，不到4平方米的范圍內，出土了20多個商代人頭顱骨和部分肢骨，出土了5000余件石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銅器。陶質、石質、玉質生產工具有馬鞍形刀、紡輪、網墜、拍、墊、斧、錛、刀、鐮、鏟、鏃、矛、玉刀；陶器及原始瓷器有鼎、罐、盆、大口尊、鬲、缸、碗、盂、豆、爵、尊；青銅器有青銅戈、矛、刀、器蓋，還出土了鑄造青銅器的大批石范，說明本地先民已能制造青銅器。在陶器和石范上有或與甲骨文相似、或更為原始的200多個刻畫符號；吳城遺址的陶器表面裝飾還發現40多種幾何形印紋陶紋樣，其印紋陶紋樣數量居江南諸印紋陶遺址之首。這種印紋陶的工藝是在制作陶胚時用帶有印子的木板反復拍打，使陶胚牢固成形，留下各種印紋，然后入窯燒制而成，也有少數刻在石器上。

吳城文化可分為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和商末周初三期。吳城遺址是3500年前商代中晚期的一座政治實體完善、軍事實力強大、經濟基礎雄厚、結構規模宏偉的商代方國都邑遺址。吳城文化是與商文化平行發展的，從商代中期一直延續到商末，時間跨度達400年左右。

吳城遺址是目前南方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商代文化遺址，反映商代中晚期“這里已建立了奴隸主政權，它與中原殷商王朝并存，或是殷商王朝方國之一”。作為長江以南首次發現的大規模商代人類居住遺址，吳城遺址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和南方商周青銅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吳城遺址于1996年被評為第四批國保單位，2001年被評為中國二十世紀百項考古大發現，并入選為國家文物局“十五”規劃50處、“十一五”規劃100處、“十二五”規劃150處大遺址重點保護項目。吳城遺址的發現，打破了以往認為南方地區在商代時期文化落后的觀念，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證據。

4.3000年前的大洋洲青銅器

1989年秋天，江西新干縣大洋洲程家村發現了一座3000多年前的商代大墓，出土了475件青銅器、754件玉器、139件陶器。以前，人們總以為商周青銅器多出土于中原地區，而當時的長江流域，尤其南岸地區是“蠻荒”之地。而實際上，新干大洋洲商代慕葬是中國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的商代大型墓葬，與殷墟婦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稱為商代青銅器三大發現。

（1）兼具中原與南方特色：大洋洲的青銅器既有中原文明的影子，又具南方特色，和三星堆一樣，是相對獨立發展的。如臥虎大方鼎，斜折沿、方唇，圓拱形外槽式立耳，斗形深腹，圓柱狀上粗下細、根部有較粗的空足，與鄭州杜嶺大方鼎基本相同；在立耳上鑄有一只臥虎，雙耳聳立，凸目吊眼，口略張，內露兩排三角形的利齒，粗項直腰，尾部上卷，屈足，作似臥欲躍之狀，頗有百獸之王的雄風。這件青銅虎獸，應取材于我國南方常見的華南虎。這種獨特的造型融合了中原文化的元素和南方地區的特色，體現了當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表明了江西在商代時期就已具備獨特的青銅文化創造能力。

（2）重視等級與權力：中原商墓比如婦好墓，以觚、爵等容器為主要隨菲品；而大洋洲出土的青銅器中，容器僅54件，占總數的11％，且這些容器多為食器，以鼎為主，達32件。這表明此地重視等級與權力較中原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映出當時該地區獨特的社會結構和權力象征體系、食器在墓葬中的重要地位或許暗示著飲食文化在社會等級標識中的關鍵作用。

（3）獨特的生產工具。該墓還出土一批青銅生產工具，其種類之個、數量之多，于商墓中罕見。如刻刀、手斧、鉆等手工工具，該墓農具雨、未、相、錘、犁、鏵等，在全國商代遺址、墓蓉中，均屬首見。出土了兩件長條形刀，呈聚狀狹長形，一面平整，一面微弧。刀首彎曲，脊上下兩端有耳式方穿兩個。這種兵器過去只見于音陜，年代在商代中晚期之際，這些豐富的生產工具不僅展示了當時江西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平，也反映出其在生產技術和工藝上的獨特性，與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4）精湛的鑄造工藝。新于大洋洲青銅器普遍使用陶范法，多為渾鑄成形，也有分鑄合成的。如方卣，其腹內有通向四壁的十字形管道，且為雙底層，外底有十字鏤孔。如此設置，大概是既可用炭火在底下加熱，又可浸入沸水中。其造型之精致，設計之精妙，似乎超越了那個時代，仿佛動漫形象穿越而來。這種高超的鑄造工藝體現了當時江西地區青銅鑄造技術的先進性和創新性，為研究古代青鋼鑄造工藝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關于古樟樹地區的早期文明，存在兩個值得探討的關鍵問題：

第一個問題，古樟樹地區的早期文明跟中原文明是獨立，平行發展的，還是隸屬發展的？據現有考古資料，這一時期的江西地區屬于三苗與百越之地，與中原地區文化特征迥異。這些方國城邑跟北方的黃河文明，如二里頭、殷墟文明有交流，卻可能是獨立于中原政權而存在和發展的文明。從江西省博物館里的青銅器來看，它有中原文明的成分，但為當地鑄造，澆銅水的范還在。這表明，這一地區早在4500年前就跟北方有交流，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交流證明了中華文明的多元統一性。盡管那時跟中原文明已有交流，但從吳城文化印陶紋和大洋洲青銅器看，既有商周時期的特征，又具有獨特的地方風格。江西的陶器文物也證明了南方的越文化與中原的夏文化有所區別，幾何印紋陶是百越族的典型器物，是中國南方陶系的特征。以幾何印紋陶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存廣泛分布于中國東南地區及嶺南一帶，其時間范圍從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商周秦漢時期。有學者指出，夏人活動區域未見印紋陶文化，而印紋陶流行地區也未曾發現二里頭文化的典型遺存，這說明夏文化與越文化在文化特征上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南方越文化和中原夏文化互有交流，卻各具特色。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在贛江兩岸20平方公里的狹小空間里，會有如此眾多的古文明遺存？有兩個原因：其一，這里是贛江進入鄱陽湖平原的通道口，是贛中丘陵與鄱陽湖平原的過渡地帶。這里水系發達，水網密布，氣溫適宜，土壤肥沃，物種豐富，生物多樣性高，宜耕宜漁宜牧，是人類農業生產的理想場所，孕育和繁衍了人類早期文明。樟樹是歷史上水稻的主要產地和重要糧倉，上古時期人與自然關系正是在這一獨特的地理空間中展開的。其二，樟樹盆地區域是巖鹽分布地帶。這里有東西長17公里、南北寬9公里、面積133.6平方公里的鹽田，其資源儲量占全省95％以上，居全省首位、全國第四位。這種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優越的自然條件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這個區域走出了一條“原始聚落一方國都邑一六朝治城一千年古縣一四代故郡”的歷史軌跡。這一獨特的發展軌跡見證了該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重要地位和發展演變，也為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三、江西“省”級地方政權的出現

“江西”這個詞，現在一是指17.6萬平方公里這個地理空間，二是指江西省這個省級行政區劃。在今天江西的這片土地上，什么時候出現了中央統一政權之下的地方政權？從那以后，江西這片土地上的行政區劃是如何演變的呢？

1.春秋時期的“番邑”“艾邑”

春秋時期，今江西之境存在著番邑（今鄱陽）和交邑（今峰水）。那時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內，皆是王臣”，艾邑和番邑，這兩個“邑”字已經表明是中央層面之下的地方政權，但可能是某種羈麻態。后來，又由于地處吳，越，楚諸國爭霸拉鋼的地帶，公元前504年（楚昭王三十二年），吳“伐楚取番”，統治江西31年；公元前473年（吳王聞間十一年），越王勾踐滅吳，盡得其地，統治江西139年；公元前334年（周屋王三十五年），是威王天越國，又統治江西106年。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滅楚國。在這一期間，吳、越，楚各諸侯國都以羈摩的形式實現表面上的統治，都給江西境內文化打士各自的烙印。

2.秦始皇時期的“番”“艾”兩具

江西真正納入全國中央政權的統一管理，始于秦。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后，便將戰略眼光投向了南方，派出50萬遠征大軍南征百越。這是江西地區第一次真正納入中央政權領導和管理的歷史契機。江西省境的輪廓正是在秦統一全國的戰爭進程中才顯現出來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首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統一國家，奠定了中國大一統格局的政治與疆域基礎。與此同時，秦朝推行重大制度變革，廢除諸侯分封制，全面實施郡縣制、將地方政權劃分為郡和縣兩級，“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后增至48個郡，將全國納入統一的政區管理體系，極大地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從而在制度創新與中央集權方面為中國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這一制度變革標志著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性轉變，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江西趕上了這一趟時代列車，開啟了發展的新篇章。

秦代推行郡縣制時，現今江西區域隸屬“九江郡”，郡治為“壽縣”（今安徽淮南市）。當時江西境內尚未出現省級政權，“九江郡”在今江西之地設置了“番”和“艾”兩縣。后來，再增設了“余汗”縣（今余干）。很明顯，這雖有以前“番邑”“艾邑”的基礎，卻已是由中央政權統一管理、直接委派官員的地方政權了。這是當時江西境域內最早的行政區域建制。但都是“郡”下面的縣級政權，而不是“省級”單位，后來也沒有成為江西省的名稱。

3.漢初的第一個省級政權-豫章郡

在今江西的這塊土地上，什么時間出現了省級政權？前202年，劉邦在“垓下之戰”擊敗項羽后，即皇帝位，為漢高祖，建立西漢王朝。此后，漢大將灌嬰奉劉邦之命率兵渡江，平定江南地區，并設置豫章郡，其范圍主要覆蓋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區。豫章郡的設置是西漢初期鞏固江南統治的重要舉措，標志著西漢王朝對江南地區的有效控制，也為后續開發和管理江南奠定了基礎。

這個“豫章郡”及其下轄的18個“縣”，與秦始皇時今江西境內的“郡”和“縣”，有幾點不同：其一，這是江西省境內最早的“省級政權”，治所就在今南昌。其二，秦代在今江西境內只有番縣．艾縣，余汗3個縣，而“豫章郡”下轄的縣增加到18個。其三，這18個縣，分布在長江、彭蠡澤、贛江、信江、修水、哀水等沿岸。其中，9個縣在今鄱陽湖周邊：南昌、鄱陽、余汗（余干）、艾（修水縣西）、海昏（后析出永修、建昌、安義、新吳等縣）、鄡陽（今都昌）、歷陵（今德安縣東）、彭澤（在今湖口），柴桑（今九江西南，包括瑞昌，原星子及德安一部）；另外5個縣在贛江一線：廬陵（今泰和）、新淦（樟樹）、贛（贛州）、零都（今于都），南野（南康）；其他4個縣也在河流之畔：南城在撫河流域，宜春和安平（今安福縣東南）在袁河流域，建成（高安）在錦江流域。江河湖泊原本就是江西的“根”與“源”，這18個縣的設置，就控制了全省各個交通要道了。其四、豫章郡的設置使江西首次成為一級行政區劃，“豫章”成為江西的一個省級名稱。從此，贛鄱大地作為一個省級區劃而被正式納入了全國的行政版圖，經濟、社會，文化有了一個更穩定的載體。

“豫章”是指哪里？這里有歷史的變化。先說“豫”。《禹貢》將天下定九州：冀、充、青、徐、揚、荊、豫、梁，雍。其中，古豫州包含了現河南全省以及山東西部、安徽北部。再說“豫章”這個地名，最早出現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時期。《左傳》有“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昭公十三年》）和“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準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定公四年》）這兩段話記錄的都是春秋時期吳國和楚國的戰事。魏晉時期，參與火亡吳國的晉朝大學者大將軍社預專心研究過《左傳》并為《左傳》作注，由于在豫章這一帶打過仗，對“豫章”有專門的注解：一作“在江北淮水南”（昭公十三年）作“漢東、江北地名”（定公四年）。這個“江北”，說的是長江以北。“淮水”，說的是淮河；“漢東”，說的是漢水以東。這個注釋把古豫章范圍說得很清楚：北有淮河為界，南有長江為界，西接漢水（楚尾），東臨吳國（吳頭）。“豫章”，指的是古豫州以南，淮南到吳頭楚尾的這一片區域。后來，西漢初年設立的“豫章郡”是指哪里呢？《史記》和《漢書》有關于“豫章”的記載，僅有《灌嬰傳》很簡單的幾個字：“······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說的是項羽烏江自刎后，灌嬰的一系列戰事。這段記敘，說明“豫章”之名，至少在漢朝以前早已有之，并且和吳郡、會稽郡地位同等。

“豫章”這個地名，后人解釋不一。有學者認為，隨春秋戰國戰亂動蕩，范圍時有變化：有淮南、漢東二處，淮南、江南二處、以及淮南、漢東、江南三處的變化。也有學者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豫章”，只是現安徽淮南到現江西鄱陽湖地區一帶。也有學者認為：豫章，北以淮河為界與豫州隔河相望，西起豫鄂的漢東，東至皖西的淮南，南包括贛北的鄱陽湖一帶。也有學者認為：豫章專指安徽壽縣、合肥一帶。

我們的觀點是：西漢初年設立的“豫章郡”，即指豫州之南至章江這片區域。其一，地域范圍是指豫之南至章江流域，即指從豫州的南端（即今九江地區）到章江流域（即今贛州市），大體相當現在的江西省；其二、行政級別是指中央政權下的省級行政單位。

漢襲秦制，但在秦實行單一的郡縣制的基礎上略有調整。兩漢時期，郡與國并行，以郡，縣為主。如漢平帝時，全國設有103個郡、國（其中郡87個），縣邑1314個。在江西境內就分封了4個侯國。漢武帝時，全國劃為13個監察區，進行刺中監察，稱13部州，豫章郡屬揚州部。漢武帝時期，將全國劃分為13個監察區，由刺史負責監察，本為13部州。豫章郡是揚州部下轄的一個郡。

郡縣制的實施，不但在全國形成了“首都一郡城一縣城”的城市體系，而且也大大促進了城市的建設與發展，適應了當時人口大量增加與聚集的趨勢。漢代的郡就由秦時的40多個2增加到103個，縣由400多個增加到1578個，郡城、縣城合計達到1690座。而兩漢長達400多年，江西境內的行政區劃也由西漢時期的1郡18縣，發展到東漢末年的3郡（豫章、鄱陽、廬陵）35縣，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加，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得到顯著的發展。

4.三國東晉南朝時期的“江州”

東漢末年，實行州、郡、縣三級制。孫吳集團興起于江東，江西屬于孫吳地盤。長江一線是其命脈，地處荊州和揚州之間的今九江地塊，在三國、東晉和南朝其間成為拱衛金陵（今南京）之要地。三國時期，孫吳集團為抵御北方曹操的南侵、防備西方劉備的東討，十分重視夏口（今湖北武漢）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線的布防。長江黃金水道的價值凸顯，也不斷提升了江西在全國的政治，軍事地位。于是，在此進行了數次建制改革。

291年（西晉元康元年），朝廷從揚州部分出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7個部、從荊州部分出武昌，桂陽，安成3個郡，共10個郡組成江州，治所設在豫章（今南昌）。304年（西晉永興元年），朝廷將廬江郡的尋陽縣和武昌郡的柴桑縣劃出，合并成立尋阻郡，治所設在尋陽縣（江北），隸屬江州，江州下轄的郡增至11個。340年（東晉咸康六年），朝廷將江州的治所由豫章遷至尋陽（今九江）。這樣，州，郡，縣三級治所就同處一地，這提升了九江的政治地位，促進了當地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也加強了與周邊地區的聯系和交流。當然，九江主要是因為軍事原因面臨時成為“省會”。豫章（南昌）地處贛江平原，自然條件優越，農業發達，是“魚米之章”，經濟基礎雄厚，且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更適合作為區域行政中心，因此，局勢穩定后，南昌憑借其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繼續成為江西的省會，并一直是江西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

隋朝統一全國后，對行政區劃進行了大規模調整，“罷人下請部”，把“州”降到跟“部”同級，實行州，縣兩級制。589年（南朝開皇九年），全國統一命州，全國設190州、1355縣。江州被廢除，改為洪州，南昌“因洪崖所在”而得名。州治南昌，因設都督府，南昌又稱“洪都”，在江西地區設7州（郡）24縣。這次行政區劃的變革，簡化了行政層級，提高了行政效率，洪州的設立鞏固了南昌在江西地區的核心地位，為其在隋唐時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江西”的名稱的出現及其演變

1.“江南西道”是“江西”的由來

618年，唐朝建立。據《舊唐書·地理志》和《新唐書·地理志》：唐太宗把全國分成52個州。并于627年把全國分為10“道”，江西屬于“江南道”。江南道就是長江以南的道。唐朝疆域遼闊，10道監察區域過大，巡察不易，于是，733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確立全國為15“道”。原來的“江南道”按地理方位分成了三個道，最東邊是“江南東道”，中間是“江南西道”，最西邊是“黔南道”。就是站在長江以北往南看，東道就是浙江這一邊，“江南西道”就在“江南東道”的西邊，其實“江南西道”的西邊還有貴州、四川、那叫“黔南道”。起初，“江南西道”包括現在的江西、現在的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最后就固定到江西。所以，這個“江南西道”正是“江西”一名的由來。其治所在洪州，就是今天的南昌。

一開始，“道”只是唐代為加強中央集權而設立的監察區域，沒有固定治所，因此不是固定的機構。后來，“道”逐漸演變成州上面的一級行政單位，從而形成了道、州、縣三級行政區劃制度。“江南西道”在今江西境內有8州37縣，即洪州、吉州、虞州、江州、袁州、撫州、饒州和信州。“道”的性質在由監察區域轉變為行政區劃，“道”成為省級單位的時候，還跟節度使掛上了鉤，這對之后的“安史之亂”有一定影響。

江南西道的管轄范圍遠比今江西省要大，囊括了今天江西和湖南兩省的大部、湖北、安徽南部。“安史之亂”后，湖北南部設鄂岳道，湖南設湖南觀察使，這樣，江南西道范圍縮小了很多.但從此至今，“江西”之名存在了近1300年。相比之下，江南東道卻僅歷26年，在759年（唐肅宗乾元元年）就被分為浙江東道、浙江西道和福建道。“江西”名稱的穩定傳承，反映了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和地域認同感，而江南東道的分化則體現1歷史發展過程中行政區劃的動態變化。

北宋時期，改“道”為“路”，把唐朝的江南東道和江南西道故地合成一個“江南路”；后發現太大不好管理，1020年（天禧四年）又再度把“江南路”分成“江南西路”與“江南東路”。江西地區被置9州、4軍、68縣，其大部分隸屬于“江南西路”，包括今江西的大部和湖南省南部部分地區及廣東、廣西的部分地區，而今鄱陽湖以東的贛東北（今上饒）地區則隸屬于“江南東路”。“江南東路”和“江南西路”攜手走過了兩宋，但“江西”的名稱一直沿用，“江東”卻比較少見，而且大多數指的不是“江南東路”。這種行政區劃的演變，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央對地方管理的調整和優化，也體現了江西地區在全國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獨特地位。

2.“江西省”的出現

元滅宋時，實行“行省”制度，且是一邊進軍一邊設置行政區。沿著贛江進軍的這路元軍在得知這一片屬于“江南西路”后，就在1277年直接設置了一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簡稱“江西行省”，“江南西路”就變成了“江西行省”，進而簡化成“江西”，“江西省”的名稱正式出現。管轄范圍還大增，包括今天的廣東大部；而隔壁的“江南東路”就變成了“江浙行省”，“江南東路”的名稱不再存在。“江西行省”的設立，標志著江西作為一個省級行政區的名稱正式確定下米，對江西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加強了中央對江西地區的統治和管理。

元在“行省”下設路、直隸州、州（與縣同級）和縣。“江西行省”下轄13路，即；龍興、臨江、吉安、贛州、南安、江州、南康、撫州、建昌、瑞州、袁州、饒州、信州等，2個直隸州（南豐、鉛山）以及16個縣級州和48個縣。這種行政區劃的設置進一步明確了江西地區的行政層級和管轄范圍，促進了地區內部的整合和發展。

明朝將“行中書省”改為“承宣布政使司”（俗稱仍為“省”），”江西行省”因此變為“江西布政使司”。同時，明朝將路改為府，將州改為縣。江西布政使司下轄13府和78縣，13府分別為南昌、吉安、臨江、贛州、南安、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昌、撫州、瑞州、袁州、江西布政使司的地域與今江西省的區域基本等同，其最高行政機關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別由中央直接節制，分權面治，互不統屬。

清朝恢復“省”制，“江西布政使司”改為“江西省”，地域基本與今同，同時實行省、府、縣三級制、另在南昌府增設銅鼓，吉安府增設蓮花，贛州府增設虔南等3個縣級廳，同時升寧都縣為省轄直隸州。巡撫成為全省最高行政長官，下設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財政與司法監察。

民國時期，實行省、縣二級制，江西省共轄81縣。1926年北伐軍進駐南昌時正式設南昌市。

3.紅軍時期的省級建制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包括永新、寧岡、蓮花3縣和吉安、蓮川、安福與湖南酃縣的部分地區）、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包括弋陽、橫峰、貴溪、余江、萬年、德興、上饒、鉛山等縣，后發展為閩浙贛革命根據地）、湘贛革命根據地以及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包括修水、鋼鼓、萬載、宜豐等縣）。鼎盛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1個省級蘇維埃政權、茶陵等6個行政縣，即湘贛省蘇維埃和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今炎陵縣）。

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1933年8月，中央蘇區面積達8.4萬平方公里，人口453萬，下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等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和60個縣級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坎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瑞金因此得名“紅都”。紅軍時期在江西建立的這些革命根據地和省級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斗爭，政權建設和治國理政的重要實踐，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來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和行政區劃設置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總之，江西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從萬年文明曙光到現代發展，始終在中華文明的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江西的行政區劃不斷演變，見證了中國歷史的滄桑巨變，也反映了江西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歷程。

作者：姚亞平

來源：《地方文化研究》2025第2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杜佳玲

校對：歐陽莉艷

審定：楊 琪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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