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最早紙幣為什么誕生在四川？

最早紙幣為什么誕生在四川?

千年回望,當人們追溯世界紙幣的緣起與發展,總會將目光定格在誕生于北宋蜀地的交子。兼具便攜之利與革新之智的貨幣形態,為什么率先出現在四川而不是宋代的其他地域呢?那就需從交子的老家天府之國承載的物質與精神財富說起。地肥土沃,技術提升,要論交子誕生的根基,首推巴蜀之地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

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于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

——《宋史·地理志》

《宋史》中記載,四川氣候溫潤、降水充沛,所以土地肥沃,具有農耕文明發展的先天條件。彼時的四川,不只是全國先進的農業生產地區,更有不少的農產品朝著商業化方向發展,茶葉、蠶桑、果木、中藥材等經濟作物,都是聲名遠播的蜀地特產。

宋·李公麟繪《蜀川勝概圖》成都平原局部

四川廣泛種植經濟作物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原材料,宋朝的手工業生產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蜀人的精工巧思,又將這些原料淬煉成上等佳品,蜀錦、井鹽、川酒、楮紙等帶著煙火氣的“蜀地嚴選”,早已順著商路,成了流通天下的“硬通貨”。

• 梓州是北宋時期川峽四路的絲織業中心。
• 夔州因井鹽生產成為川東最富之地。
• 成都府路釀酒業最發達,約占川峽四路酒務總數的40%。

造紙和印刷術也是“更上一層樓”:

•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明確指出:“四川從唐代起就是造紙中心。”
• 蘇軾在《東坡志林》云:“川紙(川麻紙)……此紙名冠天下”。
• 宋代時,蜀地成為全國三大印刷中心之一,而蜀地所產楮紙,更是當時用于印刷最好的原材料。
• 官方和民間的印刷業發展繁榮,印刷范圍涉及經史子集,且皆用蜀紙,“蜀中經史子集,皆以此紙傳印”。

街市開放,商賈云集

中國城市發展,經歷了從封閉式坊市到開放式街市的演變過程。宋朝正是這一轉變的關鍵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和市坊制度瓦解,商鋪突破圍墻限制沿街開設,形成延續至今的開放式商業格局。

宋代四川商業性農業和傳統手工業的勃興,讓蜀地商品的種類與數量遠超前朝,使民眾可以選擇各種類型和多種規模的商貿活動,由此形成各類交易市場。

宋·張擇端繪《清明上河圖》中釀酒和賣酒的“孫羊正店”

成都是當時的“西南大都會”,延續著唐代“揚一益二”的城市繁榮,號為“天下繁侈”。

宋代地方風俗志《歲華紀麗譜》記載:“成都游賞之盛,甲于西蜀。”最盛之時,常有成千上萬的官吏民眾定期游樂聚會。成都城內原有的定期市場也因此得到發展完善,逐漸形成了按月令節氣集中銷售當地土特產品的“成都十二月市”。

北宋名臣趙抃在《成都古今集記》中對“十二月市”明確記載:

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這些定期的集會不僅豐富了成都本地人的生活,更吸引著全國各地的商賈前來營生。

“成都十二月市”藝術創作(圖源:成都十二月市博物館)

航運流通,銷路廣闊

宋代四川的交通,以成都為中心呈放射狀延伸,而內河航運,正是連接蜀地與外界的“大動脈”。

《新修江瀆廟碑記》中曾描摹這般壯闊圖景:

通西蜀之寶貨,轉南土之泉谷。建帆高掛,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逾千里,為富國之資……

蜀地每年向汴京上貢的萬匹蜀錦、千斤川茶,正是借由長江航運,穿三峽、過荊襄、抵中原;蜀商亦循著這條水道,沖破“瞿塘峽險、滟滪堆危”的天險,遠赴長江中下游,甚至更遙遠的地方。

長江航運(圖源:四川觀察)

《益州交子務記》曾載其行跡:

想其負販之夫、射利之輩、婦清之丹、卓鄭所冶、重錦橦布、異物崛詭,四溢外區,邛杖傳節于大夏,蒟醬流味于番禺,捆載以往,垂橐而歸……

雖然川峽地區航道險惡,但蜀商克服萬難,將蜀地珍品遠銷番禺(今廣東地區)、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區),讓“蜀貨”的聲名傳遍四方。

人丁興旺,市場活躍

物力再豐,若無“人”的參與,也難成氣候。北宋蜀川的人口規模,為交子的誕生注入了“市場底氣”。憑借前后蜀數十年的穩定發展,宋滅后蜀時又未逢大規模戰亂,因此四川進入宋朝版圖的初期,人口常居全國前列。據史料記載:

• 宋初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四川戶數已逾一百二十萬;雖其間偶有兵變民變,然平復迅速。
• 至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戶數增至二百一十二萬;
• 崇寧元年(1102年)更達二百二十四萬,穩居全國第二。

人口稠密,恰是商業繁盛的信號:需求旺盛,交易頻繁,市場空間廣闊。學者考證,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前,四川地區的商稅占全國總額的28.6%;即便“熙寧變法”后,仍占14.8%。這般高回報率的商業環境,亦吸引了天下客商,尤其是沿海地區來川經商的商人。

成都古代市集(圖源:成都方志)

《成都文類》記載,宋徽宗時期,福建泉州商人蘇氏 “往來成都,富巨萬”,外地商人不僅為蜀地帶來沿海香料、瓷器,更將蜀錦、川茶販運至東南亞一帶,織就跨地域貿易網。

信用為基,創新為徑

如果說物質資源與人口紅利是交子的“骨架”,那信用與創新便是交子的“靈魂”。

延續唐代“飛錢”這種遠距離商業貿易的信用兌換憑證,宋代遠距離大宗貿易中應用了錢引、茶引、鹽引、礬引、香藥引、犀象引、曲引、鐵引、見錢交引等種類多樣的信用票據。川峽四路商貿繁榮,信用票據使用繁多,這種“以信為憑”的交易形式,漸成四川商貿的常態,營造了“交子”誕生的社會信用氛圍。

唐代飛錢(圖源:錢幣數字博物館)

蜀人尤其聰慧,便在過往的信用票據的基礎上,取蜀地優質楮紙,加蓋商號印章,創造“交子”,可代鐵錢流通,既解負重之苦,又保“交易之信”。這看似簡單的革新,實則是蜀人在信用傳統滋養下,于困境中迸發的“金融智慧”。

可以說,交子誕生于北宋早期的四川,絕非偶然。

從田疇間的五谷豐登,到作坊里的精工巧藝,再到市集上的萬商云集,街巷里的人聲鼎沸,共同澆灌了交子生長的沃土。這厚重的“家底子”,深植于蜀地的歷史文脈,讓交子跨越千年,成為世界金融史上的璀璨明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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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巍《唐宋時期川西交通線路演變研究》[D].西藏民族大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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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方健, 羅天云. 千年交子與中國貨幣金融[M]. 成都: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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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方志金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