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棄老年人犯罪中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司法認定

原標題：遺棄老年人犯罪中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司法認定

華東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李振林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遺棄老年人現象日益增多，遺棄老年人犯罪的認定亦成為遺棄犯罪中常見且爭議頻發的議題。應當看到，遺棄罪作為一種典型的純正不作為犯，其歸責基礎在于“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故而判定遺棄老年人行為是否構成遺棄罪，核心在于準確認定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然而，由于目前尚無明確的司法解釋對“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內涵與外延予以厘清，導致司法實踐中對該要件的認定存在較大分歧與偏差。這不僅影響了對遺棄老年人犯罪的有效懲治與預防，也損害了司法的統一性與權威性。鑒于此，當前亟須明確遺棄老年人犯罪中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認定標準或要素。應當看到，遺棄罪的行為本質在于“應為能為而不為”，故而對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認定應圍繞“義務”“能力”與“不為”三個關鍵要素展開。

一、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義務”認定

履行贍養義務的前提是存在法定贍養義務，若義務本身不存在，則無須履行，更遑論構罪。不作為犯罪義務來源中的法律規定的義務僅包含具體法律規定的強制性義務。對于贍養老年人的義務，不僅民法典進行了規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更是規定了義務的具體內容，這兩部具體的法律均是贍養老年人義務的來源。然而，時下有一種觀點認為，盡管贍養老年人的義務是法定義務，但依據公平合理原則，若父母未履行對子女的撫養義務、子女放棄繼承權，或在分家協議、贍養協議中約定免除贍養義務，該義務即可免除。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實則荒謬。贍養義務具有強制性和無附加條件性，子女通常不能以父母是否履行撫養義務作為自身履行贍養義務的前提。一方面，父母與子女間的身份關系及人倫紐帶，是無法用公平合理、等價有償等普通民事法律理念予以衡量或消除的；另一方面，基于我國目前主要由個人家庭來承擔育兒養老職責的現實，在我國社會保障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為維護社會穩定與發展，仍需家庭承擔育兒養老功能，由父母與子女分別履行撫養與贍養義務。因此，贍養老人的義務原則上不可免除。

當然，筆者認為，若父母曾對子女實施過犯罪行為如虐待、遺棄、故意殺害（未遂）或傷害等犯罪行為，則可作為免除贍養義務的事由。畢竟讓身心遭受嚴重傷害的被害人再去贍養加害人、讓關系徹底破裂的一方照顧另一方、讓業已“情感不能”的子女再勉強“醞釀”感情照料父母，實屬強人所難，且有違天理人情。也正是因為如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條明確規定，繼承人遺棄被繼承人，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或者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喪失繼承權。同情此理，贍養義務亦可因這些事由而免除。

二、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能力”識別

法律不強人所難，履行贍養義務亦須以具有履行贍養義務的能力為前提。關于是否具有履行贍養義務能力的判斷，有觀點認為，若子女本身因經濟貧困、入不敷出，或因工作性質（如長期派駐外地、高強度崗位）、家庭負擔（如需獨自撫養多名幼童、照料重病配偶）等而確實無法提供必要生活照料，則不能再雪上加霜，強迫其履行贍養義務。筆者認為，盡管許多家庭存在經濟困難，但贍養義務的核心在于“養”，這是底線。無論經濟條件優劣，“養”的底線均不能突破：經濟寬裕者可“富養”，經濟拮據者亦可“窮養”，但絕不能以“窮”為名行“棄”之實。故而即使子女經濟再貧困，也不能成為不履行贍養義務而將老年人趕出家門或棄之不顧的理由。需要指出的是，對子女贍養能力的判斷應基于其家庭整體資源，而非僅限于子女本人，以此避免子女以其個人收入有限為由逃避責任。例如，子女本人收入不高，但其配偶收入豐厚，家庭共有財產足以履行贍養義務，此時就不能認定其無贍養能力。對于子女因工作性質或家庭負擔等原因無法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情形，可考察其是否盡到合理安排和替代補償義務，如雇傭保姆、將老人送至條件良好的養老院并承擔費用，或委托其他親屬照料并支付報酬等。若子女有經濟能力卻既不親自照料也未做任何替代安排，則仍屬不作為。因此，司法實踐中，關于拒不履行贍養義務“能力”的識別和判斷實際上較為簡單，即通常均會認定甚或推定其具有相應的贍養能力。

當然，刑法也不會強迫子女超出自己的能力履行贍養義務。對于確實因客觀原因而無法履行贍養義務的情況，如子女因涉嫌違法犯罪而被羈押，或子女自身系殘障人士且需要被照料等，即使其有贍養義務，亦不可因其未履行而追究刑事責任。此外，即使子女客觀上具備一定的履行能力，但如果履行義務需要付出不成比例的甚至是難以承受的代價和犧牲，則可能阻卻其行為的刑事可罰性。例如，能否要求子女必須賣掉唯一住房來支付老人醫療費？能否要求其辭去工作全職照料老人，從而導致整個家庭陷入絕境？我們不能要求公民為了履行一項義務而完全犧牲基本權利或陷入絕境，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刑事與民事的界限。

三、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不為”判斷

構成不作為犯罪，其具體行為即“不為”，遺棄老年人犯罪中的“不為”即不履行贍養義務。關于何為不履行贍養義務，有觀點認為，既然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已明確贍養義務涵蓋“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那么遺棄罪中的不履行贍養義務就應包含對老年人經濟上不進行供養、生活上不進行照料與精神上不進行慰藉三種情形。筆者認為，若如此認定，可能導致遺棄罪的適用范圍不當擴張，并模糊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界限。盡管贍養義務包含了精神慰藉，但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是基礎和核心，亦是贍養義務的最低標準，即旨在確保“避免老人陷入生存危難”。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準則，尤其刑法僅能要求公民履行最基本、最必要的義務，而不能要求公民必須高質量地、不折不扣地履行義務。因此，遺棄老年人犯罪中的不履行贍養義務，主要指不履行經濟供養或生活照料的義務，不應單獨將不履行精神慰藉義務納入其中。

筆者以“遺棄罪”“贍養”為關鍵詞在“北大 法寶”案例庫進行檢索（截至2025年10月20日），共檢索到100個判例。經篩選無關判例后，在39個構成遺棄罪的判例中，不履行贍養義務的情形主要包含四種：一是拒不承擔經濟供養義務，包括拒不支付贍養費（尤其是法院判決支付后仍拒不支付）、拒不提供生活必需品等基本物質保障；二是拒不提供必要生活照料，表現為對老年人長期不管不顧，老年人生病或喪失自理能力時不予照料，或將老年人安置于養老機構后拒絕支付費用及履行照料責任等；三是拒絕提供居所或妥善安置，包括驅趕或逼迫老年人離家，將老年人棄置于能夠獲得他人救助的場所等；四是拒不進行救治，主要表現為老年人生病時不送醫、不救助，甚至在老人身體明顯不適或病危時仍置之不理，或在他人送醫后拒絕支付醫療費用、拒絕簽字同意手術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判例中，僅一例提及被告人“未通過電話等方式進行聯系”，即未履行精神慰藉義務。但該案中，被告人同時存在拒絕提供經濟幫助與生活照料的行為。這表明，當前司法實踐中認定構成遺棄罪的“拒不履行贍養義務”，其核心范疇集中于違反物質層面的經濟供養或生活照料義務，并未將單純的精神贍養缺失納入刑事規制范圍。這一司法傾向也凸顯了實踐中對遺棄罪構成要件所秉持的審慎立場。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某些“部分履行”行為仍屬于“不為”。例如，一些明顯具備經濟能力的子女，僅支付遠低于當地最低生活標準或實際需要的費用，或僅偶爾提供少量食物，卻拒絕承擔必要的生活或醫療費用等。此類象征性的、無法保障基本生存的“部分履行”，本質上仍屬于“不為”，因其履行程度未達到“避免老人陷入生存危難”這一底線要求。

綜上可見，準確判斷與識別“義務”“能力”與“不為”這三個要素，對于遺棄老年人犯罪中拒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認定至關重要。明確這三個要素，既是解決相關理論爭議的關鍵，也是司法實踐中實現不枉不縱、準確定罪的必然要求。當然，司法的終極目標不應僅限于個案的懲處，更應致力于社會關系的修復與受損權益的恢復。對于因遺棄老年人而構成犯罪的行為人，我們不宜簡單地“一關了之”或“一判了之”，否則可能導致本已“老無所養”的被害人陷入更為艱難的境地。因為這些行為人往往就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甚或唯一依靠，其被羈押對于老年人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可能會在不經意間造成對老年人的二次傷害。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此類案件，較為務實且符合人本精神的方案是采用“定罪緩刑﹢贍養矯正”的復合模式，即對定罪的行為人適用緩刑，并將履行贍養義務具化為社區矯正的核心考核指標。此舉既能彰顯法律的威嚴，也能賦予行為人彌補過錯的機會，還能讓老年人重新獲得子女盡孝的可能性，最終推動“老有所養”從紙面判決轉化為現實保障。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刑法司法解釋中的法律擬制現象與功能研究”（項目號：24BFX12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李振林）

（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