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的一個午后,南昌贛江邊吹來潮濕熱風。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剛結束會議,口袋里的電話鈴聲幾乎同時響起——電報通知,朱德同志和康克清大姐將于三日后抵達南昌視察。
朱德在那年已經七十五歲,康克清也滿五十。南昌是他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可在擔任接待的楊尚奎和妻子水靜眼里,這依舊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水靜原是紅軍衛生員,1934年隨部隊長征,腳底常年留著凍瘡印。她對“朱總司令”的敬仰,從瑞金時期便沒斷過。得知首長要來,她下意識抬腕看表,像要和時間賽跑。
“家里騰出來,讓首長住踏實。”楊尚奎一句話,事情就定了。夫妻倆在省委招待所另尋一間空屋,連夜收拾自己的住處,掛滿個人影像的墻被換成普通山水,衣柜里只留下整潔床單。下一步,連暖瓶都換成新搪瓷。
有意思的是,他們特地避開鄰居,搬東西走得悄聲無息。水靜對丈夫說:“若讓朱總知道咱們搬出去,他準不肯住。”楊尚奎點頭,也只回了兩個字:“保密。”
三天后黃昏,朱德一行抵達。老人精神頗佳,握手時力道十足。水靜卻被康克清的笑吸引,那種直爽勁兒和延安窯洞里的女戰士并無二致。
簡短寒暄后,朱德打開桌上《江西日報》,問楊尚奎省里合作社調整進度。言談不帶半分官腔,像在聊天。康克清則注意到客廳墻角一盆蘭草,蹲下細看,嘴里念叨:“這株葉片厚實,根系發青,養得好。”
夜色加深,兩位遠道而來的客人略顯倦意。楊尚奎夫婦起身告辭,朱德把他們一直送到門外。走出院子,水靜憋了許久的興奮勁一下涌了出來,拉著丈夫小跑到馬路對面。
“康大姐真親切。”這句話剛落,她又忍不住追問,“她是當年井岡山那80個人之一嗎?”
楊尚奎停下腳步,用只有兩人能聽見的音量說:“你真敏銳。”他沒直接點頭,卻把事情挑明——1928年9月,湘贛邊紅軍突入萬安,毛主席撰寫《井岡山斗爭》時提到的八十名農民隨軍上山,其中便有康克清。
水靜一時語塞。她在井岡山當過衛生員,卻不知道跟自己談笑風生的女前輩,正是那批“挑糧上山”的核心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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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回憶深處走,細節越清晰。1928年10月初,朱德率部隊回井岡山時,突圍途中缺糧,康克清帶著鄉親們挑米上山,米袋上還覆著一層稻草偽裝。毛主席后來把這件事寫進文章:“若無這八十人,軍心早已動搖。”
第二天上午,朱德在庭院里擺弄蘭花。老人把一株三葉芽的“江西素”從土里輕輕抖出根,指給水靜看:“這根須要透氣,盆底鋪幾粒碎瓦片最好。”水靜認真聽,大氣都不敢出。
“你也喜歡蘭?”朱德笑著問。水靜不好意思:“以前懂得少,只會澆水。”朱德拿竹簽在土里戳了個小孔:“通風重要,澆水其次。”一句話就把養蘭竅門挑明。
不得不說,這位紅軍總司令的細致,與他在戰場上的果斷同樣令人佩服。蘭花的葉子被他輕輕撣去塵土,動作像呵護新兵。
午飯后,康克清和水靜在廚房忙活。康克清把油鍋剛燒到六成熱,就把臘肉滑進去,火候掌握得精準。水靜邊切青椒邊好奇:“當年挑糧時,你才十七歲,一點不怕嗎?”
“怕,當然怕。”康克清壓低聲音,“可部隊更需要糧。那時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沖上去。”她說完哈哈一笑,像聊家常。
兩人又說起長征。“過草地那幾天,腳泡化了,襪子黏皮,硬拔都撕下一層肉。”康克清抬手比了個高度,“溪水齊腰,褲子根本干不了。”輕描淡寫,卻讓水靜心里發緊。
夜里,南昌老城吹起細雨。水靜躺在招待所舊木床上,腦子里全是下午那句“沖上去”。這些年來,她在醫院救護站看過太多傷口,可真正支撐行軍的,不就是這股子沖勁?
第三天一早,朱德要去參觀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途中汽車顛簸,老人倚窗看街景,忽然對楊尚奎說:“南昌這些年變化大,關鍵是干部肯下基層。”話音平穩,卻透著厚重。
紀念館前的石階并不高,朱德堅持自己慢慢走。康克清在旁扶著,他擺手:“我行得穩。”幾步之后,老人轉身笑道,“井岡山的羊腸小道都走過,這算什么臺階?”
參觀過程中,解說員提到太平橋下隱藏電臺舊址。朱德聽得仔細,不時插話補充。水靜發現,他提到陣亡戰士時會短暫頓一下,隨后微微頷首。那一刻,她讀懂了老兵對逝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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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送別沒有隆重儀式,只有院門外幾盆蘭花散著幽香。康克清握著水靜的手:“好好干活,江西工作不輕松。”她用力拍了拍水靜的肩膀,像把一部分責任交到她掌心。
車子駛向機場時,雨停了。楊尚奎看著遠去的尾燈,對妻子說:“首長滿意,咱也算沒掉鏈子。”水靜卻盯著那幾盆蘭花,輕聲道:“總得讓花開得長久些。”
后來,她果真把養蘭當成一門學問。省委大院后院的一排溫室里,豎著她寫的紙簽:“井岡魂·江西素”。每次澆水,她都會想起康克清挑糧上山的背影和朱德指尖輕輕拂葉的動作。
1961年那場短暫相聚,就像夏夜閃過的禮花,動靜不大,卻足以照亮記憶深處的井岡山天際線。那些由八十個農民點燃的小火把,在多年后仍讓旁觀者心頭發熱。
水靜終于明白,所謂“那80個人”,不是歷史筆記里的數字,而是一場干旱時的雨,一群餓兵眼前的米,一種可以穿越三十余年仍然鮮活的意志。
康克清走后,楊尚奎提起那段往事,總愛用他慣常的簡練收尾:“革命,說到底,就是干到底。”這句話水靜聽過多次,直到1961年夏天,她才對這七個字有了真正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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