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頂商人”胡雪巖被抄家后，他的子孫后代，如今過得怎么樣了

1884年秋天，杭州灣的風忽涼忽熱，胡慶余堂昏黃的燈火下，61歲的胡雪巖打開了一封來自北京的密折——左宗棠病逝的噩耗已成定局。沒人料到，一紙訃告竟成了他命運的分水嶺。不到三個月，抄家的鐵令從京城南下，阜康錢莊各地分號一夜間門可羅雀，熱鬧的銀號里只剩賬房先生沙啞的咳嗽聲。有意思的是，若從這一刻往回推算，他轟轟烈烈的財富神話正好維系了二十五年，盛極必衰的警世恒言再次兌現。

回到更早的1823年，安徽績溪那片貧瘠的山坳里，胡家長子胡雪巖生下來時，家里連一件像樣的棉衣都沒有。十二歲那年父親離世，他挑著柴火沿村口青石板路出來，一步步走到了杭州錢莊當學徒。往后近半個世紀，他靠兩次“押全部身家”的賭博先后結識王有齡、左宗棠，串起了“紅頂商人”的傳奇軌跡。坊間常說“胡財神點石成金”，其實通俗講就是懂人脈、敢冒險。他用五百兩幫王有齡捐官，用二十萬兩借殼開阜康，皇城賜黃馬褂時，他才四十九歲，正是意氣風發。

然而，商戰最忌盲目擴張。1882年生絲價格暴跌，胡雪巖與在滬洋行拼刺刀，結果被無情砍下第一塊“肉”。緊接著擠兌潮席卷杭州、上海、福州三地，他的流動現金像打開閘門的淺塘水，怎么補都來不及。摯友勸他變賣房產止血，他苦笑一句：“房子賣得掉，信用要怎么贖？”短短兩年，胡家上千名雇工遣散，十二座豪宅空置，只靠胡慶余堂微薄營業撐門面。抄家令一下，他索性將姨太太、賬房、護院全部召來，分給每人幾百兩盤纏。有仆役跪地不肯走，他嘆了口氣：“各自謀生去吧，跟著我只剩麻煩。”

1885年12月，胡雪巖在杭州高銀街偏僻小宅病逝，終年六十二歲。清政府對其剩余資產清理三輪后，他的子嗣僅分得“胡慶余堂”股份不到百分之十，折合現銀約兩萬兩。巨輪沉沒，但船上的乘客還是要活下去。胡家“三房八子”由此散落四方，命運截然不同。

胡楚三早年病逝，無嗣而終；胡緘三因騎馬摔傷終生跛足，卻生性豁達。1920年，他帶著妻兒遷往上海梧桐區小洋樓，靠典當祖傳書畫與阜康舊債利息度日。大兒子胡士琪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后又連跳瑞士日內瓦大學、倫敦大學、康奈爾大學，三張碩士文憑在手，眼界大開。抗戰期間，他留在美國教授國際合作課程，偶爾在餐桌上說起曾祖的紅頂帽頂，只用一句玩笑：“那是老黃歷了，咱得靠自己腦子。”1946年，他任國民政府國際貿易委員會副主任，長居紐約。1965年退休后轉做聯合國顧問，每逢春節，仍會寄一盒花旗參給杭州的堂兄弟。

次子胡英育、三子胡森留在國內，先后入職滬寧鐵路局、杭鋼總廠搞管理，工資不高，但日子清爽。唯一的女兒胡曼平在浙江一所高校從事行政，1987年與丈夫赴美團聚，淡出公眾視線。對外他們極少談及祖上風光，只在家中舊照片上瞥見紅頂花翎一角。

胡品三這一支走文藝路線。他本人擅長山水，民國畫壇曾有“胡朱翰墨雙璧”之稱。長子胡萼卿年輕時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后歸國，做過浙江省議員，也辦過實業廠，主打絲綢出口，可惜戰火一來毀于一旦。1949年后，他選擇留在大陸，被安置至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月領津貼寫史料。家里客廳常擺一幅《西泠曉色》，墨色沉靜，偶有訪客感嘆筆力深厚。他笑答：“祖父教我，先做人，后寫畫。”

胡萼卿育有二男五女。長子胡亞光繼承繪畫天分，上世紀六十年代成為浙江美協負責人，代表作《錢塘朝潮》曾巡展東北三省。如今，亞光之子定居溫哥華，經營一家畫廊，偶爾會在櫥窗角落貼一張祖父手稿素描，簡簡單單，沒有標價。

算下來，兩百年里胡家枝繁葉茂，共有后人逾百。真正從商者不多，多數投身教育、文藝或技術崗位，生活平淡。如果你今天漫步杭州河坊街，胡慶余堂懸掛的“戒欺”匾仍舊顯眼，那是胡雪巖留下的少數遺產之一。堂內炙手可熱的“定坤丹”依舊每年賣出幾十萬盒，一位老藥師笑說：“坊間傳胡家后人還持有幾股招牌分紅，不過數額極小，夠給孩子買幾本書。”

有人好奇胡家是否曾尋回昔日輝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清末的商業脈絡、民國的戰亂、新中國的格局都換了新天。胡氏子孫不過在歷史洪流里隨波逐流，手里的“紅頂”只剩傳說價值。遺憾的是，他們再難復現先祖那樣的富可敵國；慶幸的是，他們擺脫了“富二代”標簽，以學識、藝事或技術立身，各有歸宿。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公私合營時，胡慶余堂被劃為國營，胡家后人自愿捐出剩余股份，僅保留名義分紅。此舉讓當年杭州媒體大書特書，稱“昔日首富后代識大體”。六十多年過去，胡氏族譜仍會在宗祠里更新，新一代已分布北上廣深乃至歐美澳洲。族人年會偶爾提到老祖的黃馬褂，多半一笑而過，臺下孩子追問：“黃馬褂是什么衣服？”大人答得輕描淡寫：“清朝制服，陳列館里有。”

時間濾去了浮華，也保存了煙火。胡雪巖的興衰，對后世最直接的觸動或許就是那塊“戒欺”匾：經商也好，做人也罷，翻云覆雨終歸一念。子孫們在各自城市里上班、下班、帶娃、領薪，平凡得像沿街燈火。可只要夜深端起茶杯，他們依舊能從家譜里翻出一個絢爛到極致的名字——胡雪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