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把象征著百萬大軍指揮權的軍刀，在遞出去之前，岡村寧次最后一次緊緊握住。
刀柄上的纏繩，冰涼，堅硬，和他此刻的身體一樣，一動不動。
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里，鎂光燈閃得人睜不開眼，但他什么都沒看，也什么都沒聽見，耳朵里嗡嗡作響，像是有一千只蟬在叫。
這是1945年9月9號，他作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最后一天。
十個月前，他踏上這片土地時，手里攥著的是整個帝國的最后一張牌，現在，他親手把它交了出去。
時間倒回到1944年底，岡村寧次走馬上任南京。
那會兒，東京大本營的日子已經很不好過了。
太平洋上，美軍跟下餃子一樣把軍艦往海里送，塞班島一丟，B-29轟炸機從家門口起飛就能把東京變成一片火海。
可是在中國大陸這片戰場上，情況看著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岡村寧次翻開地圖，從北平到廣州，帝國軍隊控制著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線，號稱百萬大軍，看起來穩如泰山。
他這個人，不是那種只會哇哇叫著沖鋒的莽夫。
他一輩子都在研究中國，從說話的腔調到人情世故，他自認為了如指掌。
早年在東北，他搞的那些“治安肅正”，后來在華北演變成“三光政策”，一套一套的，把殘酷的手段包裝成精密的軍事行動。
正是因為這份“了解”和“穩重”，在帝國四處漏風的時候，東京才把這塊最后的壓艙石交到他手里。
他上任后，立刻發動了豫西鄂北和湘西會戰。
仗打得不算漂亮，沒能一口吃掉中國軍隊的主力，但確實是把對方的反攻給頂了回去。
這份戰果，讓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太平洋是海軍的爛攤子，跟我大陸軍沒關系。
只要我把中國戰場這百萬兵力牢牢釘在這里，帝國就不會徹底完蛋，總有坐下來跟盟軍談條件的機會。
他每天在司令部里聽著下屬的匯報，看著地圖上穩固的戰線，那種一切盡在掌握的感覺，讓他對自己這套想法深信不疑。
他沒想過，這支軍隊的槍炮大多是十幾年前的老古董，士兵們在中國打了八年，早就打疲了、打麻木了，心氣兒早就沒了。
他看到的，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個符號。
1945年的夏天，南京城悶熱得像個蒸籠。
岡村寧次每天照常辦公，處理文件，聽取戰報。
他似乎活在一個隔音罩里，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這里卻波瀾不驚。
7月份，盟軍發了個《波茨坦公告》，讓他趕緊投降。
他把文件往旁邊一扔，覺得這是美國佬在嚇唬人。
戰場上的事，得靠槍炮說了算。
8月6號，一顆叫“小男孩”的東西在廣島炸了。
消息傳到南京，司令部的參謀們臉都白了，一個個交頭接耳，空氣里全是恐慌。
岡村寧次把大家叫到一起，敲著桌子說：“慌什么！
不就是一種新式炸彈嘛，威力大一點而已。
海軍打敗了，不代表我們陸軍不行。
美國人在海上厲害，到了中國大陸，他們一樣抓瞎。”
他這番話，與其說是給下屬打氣，不如說是給自己壯膽。
話音剛落，更要命的消息從北邊來了。
8月8號，蘇聯人撕毀了中立條約，上百萬的蘇聯紅軍，開著坦克，像潮水一樣灌進了東北。
被吹成“皇軍之花”的關東軍，幾天功夫就散了架。
情報送到岡村寧次的辦公桌上，他盯著看了半天，給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傻眼的判斷：“關東軍底子厚，起碼能頂住三個月。”
他天真地盤算著，只要東北能拖住蘇聯三個月，他就有時間在關內重新部署，把戰線收縮，繼續耗下去。
他不知道，也可能是不愿意知道，帝國的根基已經被徹底抽干了。
廣島之后是長崎，東北全境的失守也就是一個星期之內的事。
戰爭機器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工業基礎和戰略后方，幾天之內就全沒了。
可他還在南京的辦公室里，對著那張巨大的中國地圖，研究著他的百萬大軍該如何“決戰”。
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封電報，來得又快又急。
8月11號一早，機要秘書拿著一份“特急”密電沖進他的辦公室，上面只有短短幾個字：“大本營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全軍待命。”
他看完，腦子“嗡”的一聲，一把將電報摔在桌上，幾乎是吼出來的：“胡說！
這是誰的命令？”
他把手下的高級參謀全都叫來，手指頭在地圖上戳得梆梆響，嘴里顛三倒四地重復著：“我們還有一百多萬人！
華北、華中，我們的防線固若金湯！
為什么要投降？
為什么要投降！”
他當場口述了一封回電給東京，措辭強硬，要求大本營收回命令。
他甚至提出了一個現在看來完全是瘋了的計劃：把天皇接到東北，依托中國大陸，跟盟軍打到底。
這封電信發出去，就像一塊石頭扔進了大海。
兩天后，東京的回電來了，比上次的還短，只有四個字：“天皇已決。”
這四個字，像一把錘子，把他作為軍人、作為武士的所有精神支柱，砸得粉碎。
他可以不聽大本營的，但他不能不聽天皇的。
那個他從小就被教育要為之獻出一切的“神”，親口告訴他，仗打完了，放下武器吧。
那一夜，他一個人在辦公室坐到天亮。
他重新翻看那些積壓的戰報，那些以前被他忽略的細節，現在全都冒了出來：彈藥庫存告急、士兵私自逃亡、后方物資根本運不上來…
他一直以為穩固的防線，其實早就是個空架子了。
8月15號中午，司令部里所有人都圍著一臺收音機。
裕仁天皇那種帶著哭腔、含混不清的聲音從里面傳出來，宣讀著那份《終戰詔書》。
當廣播結束時，岡村寧次一直挺得筆直的腰，終于塌了下去。
他輸了，輸給了他根本沒放在眼里的原子彈，輸給了他以為不堪一擊的蘇聯紅軍，也輸給了他自己一手營造的幻覺。
可一個賭徒，就算褲子都輸掉了，手里還捏著一張牌，他就不會離開賭桌。
當天下午，他秘密召集自己的心腹，策劃了最后一搏。
他下令，讓華北、華中的主力部隊，立刻向山東半島集結，說是要“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時局變化”。
這道命令，實際上就是軍事嘩變。
可是，命令發下去，部隊卻動彈不得。
參謀長一臉死灰地回來報告：“下面的士兵聽說戰爭結束了，都想著回家，沒人愿意再打了。”
他這才徹底明白，他手里那一百多萬所謂的“皇軍”，已經不是一支軍隊了，只是一百多萬等著回家的日本人。
最后的掙扎失敗后，他的算計開始轉向怎么保全自己和手下這批人。
他一邊給中國方面發電報，表示“絕對服從命令”，姿態放得極低；另一邊，又以“協助維持地方秩序”為借口，讓部隊原地待命，武器裝備暫時不要上交。
他想把這百萬殘兵當成籌碼，和國民政府討價還價，至少能為自己爭取一個體面的結局。
他最后的盤算，都在9月9號那天，隨著那把軍刀被放到桌上而徹底落空。
他后來作為戰犯被審判，但因為復雜的政治原因，最終被國民政府宣判無罪，于1949年被釋放回國。
回到日本后，他閉門謝客，很少與外界來往，在回憶錄里也對在中國的罪行含糊其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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