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廖仲愷之子探望病重的宋慶齡留下的合影，宋慶齡非常虛弱

1979年冬天，北京城的冷風總帶著微微的土腥味。彼時，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承志常常到位于后海北沿的宋慶齡故居串門，一來是老朋友之間互通近況，二來是想聽一聽“宋大姐”對國事的囑托。兩年后，一張在醫院里草草按下快門的合影，把他們數十年的情誼凝成了定格。

1981年3月16日，協和醫院的診斷書寫得很沉重——急性白血病。宋慶齡當時已經88歲，連簽名都握不穩。護士剛端來溫水，老人喉間艱難滾動了兩下，含糊地說：“我要見廖家的孩子。”口氣像交代重要文件。院方立即與廖承志聯系，這才有了后來那場匆忙的探視。

鏡頭回到1925年。孫中山病逝不到半年，廖仲愷在廣州黨部門口身中四槍，終年40歲。宋慶齡披著黑紗趕到靈堂，握住何香凝的手，低聲道：“革命路遠，你們要挺住。”短短一句，埋下了兩家數十年的相互扶持。那一夜，十二歲的廖承志站在靈堂角落，第一次近距離看見這位孫夫人，印象里她的眼圈一直紅著，卻沒有掉淚。

說到廖家的故事，還繞不開客家人那條“迎娶大腳姑娘”的古訓。廖仲愷遵父命娶何香凝，外人笑他挑了個“不像淑女”的夫人，沒想到正是這雙沒被裹過的腳，把何香凝帶進了黃花崗、帶進了槍林彈雨。她與丈夫結婚那年是1897年，正值廣州租界里槍口和思想全都冒著火，夫妻倆隨孫中山策劃起義時，家中常備兩只皮箱：一只裝子彈，一只裝印刷機。

時間推到1933年3月29日，上海《申報》頭版刊出醒目標題：“廖承志以共黨嫌疑被捕”。消息一出，租界坊間七嘴八舌，“老革命家的兒子怎么會走到另一條路？”其實，1928年在早稻田大學因抗日被驅逐出境后，廖承志在上海已經秘密宣誓加入共產黨。他被捕那天，何香凝拍案而起，四處托人，不到三周，保釋手續辦妥，母子擁抱時只說了一句：“路自己走，媽不攔。”這話后來讓不少同輩同志紅了眼眶。

抗戰全面爆發后，廖承志潛回上海打游擊，又跑延安，再隨紅四方面軍長征，輾轉千山萬水，卻始終和宋慶齡保持通信。1938年秋，他帶著周恩來親筆信到香港拜訪宋慶齡，請她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共抗日主張。宋慶齡那天穿一襲墨綠旗袍，翻譯動筆太慢，她干脆自己把英文稿子刷刷寫完。廖承志后來回憶：“宋先生對事務的敏銳，像刀切豆腐。”

1949年，北平即將解放，中遠公司的輪船上，廖承志把一張船票遞給宋慶齡：“北京需要您。”老人家抬頭一笑，“我不是去聽禮炮，是去看人民。”這話日后在民政部門的檔案里被反復引用。

再說1981年春。協和醫院的病房里彌漫著消毒水味，宋慶齡側身靠在枕頭，臉色雪白。廖承志帶著妻子馮棠坐到床邊，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喊：“宋先生，我們來看您。”宋慶齡費力睜眼，慢慢抬手指向墻角的花籃：“革命的花，開了又謝，謝了再開。”短短十二個字，是他們最后一次交談。攝影師抓拍時，閃光燈剛亮，老人已經閉目。就這樣，一張合影留住瞬間：廖承志神情凝重，宋慶齡虛弱卻安寧。

幾天后，5月29日19時10分，廣播里傳來訃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與世長辭。噩耗傳到釣魚臺，廖承志沉默良久，只低聲嘟囔：“母親，您放心。”他沒有再多說，轉身進了辦公室，燈光亮到深夜。兩年后，1983年5月10日，年僅75歲的廖承志也因病逝世，未能見到那張合影發表。

照片如今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放大細看，宋慶齡左手腕上那串半舊的珍珠手鏈依稀可見，她一生最愛這串首飾，因為是孫中山親手所贈；而廖承志胸前別著的，是全國政協常委徽章，金色麥穗在黑白底片中仍舊熠熠生輝。有人統計過，兩家自甲午之后便投身革命，前后跨越清末、北洋、民國、新中國，一共參與五十余場重大斗爭，留下的合影卻屈指可數。這最后一次相遇，更顯彌足珍貴。

有意思的是，外界往往只記得宋慶齡的光環，卻對她身邊那些默默陪伴的老人知之甚少。李燕娥就是其中一位。她1927年進宋家，直到1979年病逝，陪伴超過半個世紀。宋慶齡在病榻上親筆寫下愿望：將來自己也要同李燕娥合葬在上海萬國公墓的父母墳邊。后來，這份囑托被一一兌現，石碑靜靜立在青草間，訪客極少，倒也清凈。

回看那張1981年的照片，歷史的重量仿佛壓在膠片上：一位開國元勛的遺孤，一位共和國的卓越締造者，他們的目光都已越過鏡頭，落向未竟的山河。同樣值得記住的，還有背后那些從“大腳姑娘”到地下交通員的身影，他們的堅持，把一條崎嶇的革命道路鋪成了后來者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