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楊得志返回株洲，得知父親和親人離世后，直言：兒子大不孝

1950年1月中旬，華北的寒風依舊刺骨。完成西南戰役善后工作的楊得志，踏上了一列南下的軍用列車。二十多個年頭的奔波與槍火，在車窗外倒退成灰色的記憶，他終于可以回到湖南株洲那片常入夢境的紅土地。

列車剛過湘江大橋，車廂里炭火的溫度升了幾分。同行的妻子申戈軍低聲提醒：“快到家鄉了。”楊得志點頭，沒有說話。這個從紅四軍打到北平的上將，此刻卻像回家探望長輩的普通游子，心中充滿忐忑。

下車后，株洲縣政府幾位干部前來迎接。他們提議用吉普車直達南陽橋三旺沖，可楊得志堅持換成木板車，說要沿途看看民情。從縣城到鄉村不過二十里，卻走了一個多時辰——他頻頻下車，同挑柴賣菜的鄉親攀談，一路記錄價格、產量、口糧情況。

村口的老樟樹下，早已圍滿了鄉親。鞭炮炸響，鑼鼓聲里，長衫、蓑衣、紅袖章交織成一片暖色。幾名后生抬出新扎的四人轎，非要請將軍乘坐。楊得志擺手婉拒，笑著說道自己仍是農家子弟，卻拗不過眾人熱情，最后只讓外甥女坐上轎，他攜妻女步行同行。鄉親們聽他講“官是人民的勤務員”，不少老人眼圈泛紅。

走近自家院落，破舊木門依舊。楊得志快步沖進去，屋里寂靜。他高聲呼喊：“爹，娘，得志回來了！”空蕩的堂屋沒有回應。門外幾位年邁鄉親垂首，遲疑片刻才告訴他父親、大姐、二姐和弟弟均在抗戰末期被國民黨軍綁去殺害。短短一句話像子彈穿心，他撲倒在門檻，淚水奪眶而出，只哽咽出六個字：“兒子大不孝！”

悲慟讓他兩度暈厥。醒來后，他跪在老屋正堂，把戰功章一枚枚擺在供桌前，許久無語。夜色降臨，昏黃油燈下的墻影，宛如父親揮著大鐵錘的身形；母親在灶臺前翻粥的姿勢，也不時浮現。他低聲念出兒時誓言：要讓窮苦人當家做主，卻沒能讓雙親享福。

第二天清晨，他到祖墳前燒紙。山風呼嘯，松針颯颯，他磕了三個響頭，默默立在墓碑前良久。妻子和女兒站在不遠處，只聽得見他沙啞的喃喃：“我會把家鄉建設好，告慰列祖列宗。”

祭掃完畢，楊得志決定先去探望桂泗姐。那是兄妹九人中僅存的長姐，嫁到六十里外的易家坳。翻山越嶺趕到時，桂泗姐正喂雞，一抬頭，愣住良久，隨后步履蹣跚地沖過來。姐弟相擁，淚灑門前石階。桂泗姐輕拍他的背，只說一句：“回來就好。”樸實四字，卻裝下了苦難歲月的漫長牽掛。

姐弟敘完離情，楊得志拿出隨身筆記，把株洲的糧棉產量、嬰幼兒死亡率、通郵通電時間一行行寫下。桂泗姐不解，他解釋道：中央即將啟動大規模經濟恢復，株洲必須有確切數據才能爭取項目。他的語速很快，仿佛回到作戰會議。家人看得出，那份急切不只為了工作，更是對父母未竟心愿的補償。

午飯間隙，桂泗姐從柜底取出一封15年前的家書和一張舊照。照片上，二十七歲的楊得志身著粗藍布軍裝，神情倔強。信紙已經泛黃，字跡仍清晰，那是他長征抵達陜北后寫給家人的報平安信。桂泗姐把信遞給他：“父親去世也攥著它，舍不得松手。”楊得志雙手接過，眼眶再度濕潤。

談及兄長楊海堂，姐弟倆沉默。那位在郴州戰斗中被敵軍捕殺的硬漢，已長眠二十多年。楊得志輕聲回憶，井岡山上，兄弟倆夜里輪換站崗，哥哥總讓弟弟多睡一會；第一次繳獲步槍，兄長用自己的梭鏢換給他。講到此處，他抬頭望天，仿佛在山間聽到熟悉的口令。

第三日一早，他拒絕了縣里安排的宴席，帶隊深入鄉鎮。油茶林被荒草纏住，煤礦井口還殘存戰火痕跡，稻田的灌溉溝渠年久失修。楊得志支起折疊桌，臨場開出數條改造方案：整修灌渠、扶植油茶、恢復安源舊礦、修通衡株公路。干部們一邊記錄，一邊感嘆將軍對地方窘況看得如此透徹。

夜宿縣招待所，他連寫三封信：一封呈送中央軍委，請求支援湘贛邊鐵路維修；一封寄給中南軍區，申請撥糧解難；還有一封交給當地政府，叮囑務必在春耕前完成渠道清淤。燈油燒盡，他才合衣而眠。

返京前最后一個黃昏，他站在株洲江畔。河水渾黃，船帆稀少，但遠處新架的鋼梁正穩穩落下——那是湘江大橋的雛形。他用手背抹去眼角淚痕，轉身踏上返程吉普。車走出很遠，他仍能看見河邊老百姓揮手的模糊身影。

楊得志離開株洲后不久，“株洲重建調查報告”送到周恩來總理案頭。數月后，修路、修渠、恢復煤礦、籌建機車廠等批文陸續下達。1951年秋，南陽橋三旺沖第一口機井噴涌而出，鄉親們說那口井的名字就叫“得志泉”。

故鄉的泥土埋葬了親人，也塑造了將軍。面對親情欠賬，他認定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傾盡所能，讓父老鄉親擺脫饑寒。這份樸素的愿望，伴隨他從株洲走向更廣闊天地，直到晚年仍未稍減。